第9届数博会将于8月21日开幕，六大亮点抢先看

　　7月4日，第9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简称“数博会”）筹备会在京召开。会议主要就今年的布展情况、相关论坛组织情况以及活动事项进行规划部署与座谈。

　　第9届数博会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指导，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与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联合主办，并将于8月21-25日在北京顺义中国国际展览中心（W4馆）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同期同地举办。展会将以“全媒体、高质量、新业态”为主题，通过展览展示、1+N 论坛交流、年度报告发布、新产品发布等活动，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全面展示我国新闻出版业数字化发展的总体面貌，充分反映我国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最新进展，深入交流新闻出版业融合发展进程中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新模式，打造国际化、专业化、高端化的国际数字出版盛会。

　　今年数博会推出一系列新举措，新的场地、新的平台、新的环境，使展会呈现诸多亮点。

　　亮点一：多种资源整合，面向国内外两大市场。

　　今年数博会与BIBF、北京国际图书节“零距离”“面对面”，体现了“资源整合”的特点。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展出，出版单位与数字企业同地参展，几大展馆专业观众相互引流，论坛、活动内容兼具国内国际元素，将为数字出版企业高质量、国际化发展提供更大平台，吸引更多来自产业链上下游的专业观众到场洽谈合作，有力促进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更好地从整体上展示我国出版业的实力。

　　亮点二：北京市首次作为主办单位之一，今年的数博会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这将为北京市打造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助力。

　　北京市委宣传部出版处处长郑俊斌表示，北京市高度重视这次数博会，北京市委宣传部将按照市委书记蔡奇和市长陈吉宁批示，做好数博会的筹备和服务工作。他提出，北京地区的数字出版企业产业规模和数量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北京的行业龙头企业和参展企业要发挥各自优势，展示出企业的特色产品和优秀成果，为北京市打造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助力。

　　亮点三：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温故而“知进”。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魏玉山在提到数博会今年的变化时，重点介绍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数字出版成果展”，数字出版发展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出版业始终与新技术同步发展，而且推动了科技与产业的融合。该展览在深圳文博会上第一次展出后，反响强烈，计划在本届数博会上以全新面貌再次展示，并增加更多体验互动项目，通过早期与当下前沿的印刷编辑出版方式对比的形式，增强大家对新技术应用与新技术融合发展的信心和紧迫感。

　　亮点四：十多场专业论坛突出高端化与国际化。

　　今年的数博会主论坛定名为“中国数字内容服务大会”，已确定部分演讲嘉宾，包括赛阅公司总裁兼CEO史博达（Steve Potash）、圣智学习集团副总裁亚历山大·布罗赫（ Alexander Broich）、约旦空间出版社社长纪哈德·艾布·哈希什、华为董事及华为消费者BG云服务总裁张平安、金山办公软件CEO葛珂、“凯叔讲故事”创始人及CEO凯叔等国内外知名嘉宾演讲，奉上全新而国际范的演讲内容。

　　平行主题论坛包括中国知识服务大会、2019有声内容产业合作论坛、新文娱产业发展论坛、数字出版国际合作论坛、智慧教育发展论坛、5G时代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论坛。其中人工智能发展论坛最为火爆，现已吸引了一批企业积极参与，以当下热门话题为重点的中国知识服务大会也必将成为今年热门论坛，预计参会人数将创往年新高。

　　亮点五：新增国际合作奖与数字出版骨干企业荣誉推介。

　　第9届数博会备受关注的荣誉推介，除了延续往届优秀数字出版项目、数字出版影响力、数字出版品牌等奖项，还新增设了国际合作奖，旨在表彰和奖励在数字出版国际合作中取得实质性成果、双效益俱佳、合作友好的境内外企业；增设中国数字出版20强，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依据公开信息、统计数据、调查结果，从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指标、营业收入、文化类项目投资额等综合排序得出。

　　亮点六：互联网企业、新技术企业参展踊跃，更多新产品值得期待。

　　本次展会面积达14100平方米，较上年增加8000平米，分为七大展区，包括历史回顾展区、工程/项目/实验室展区、数字出版龙头企业展区、主题出版展区、走出去成果展区、融合发展展区、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展区等，观众数量预计将达到10万人。

　　截至昨日，除中国知网、中文在线、方正集团、阅文集团、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等历届参展展商继续积极参展，一批新兴企业如360、金山软件、智慧宫文化产业集团、北京点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凯声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凯叔讲故事）、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有限公司、连尚文学等均已确认参展。

　　会议期间，魏玉山介绍了数博会的历史沿革和前期筹备情况。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产业发展咨询中心主任林晓芳介绍了本届数博会落实高端化、专业化和国际化，进行全面升级后的展区分布、论坛和嘉宾等相关筹备情况，五洲传播出版社、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360）、北京凯声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龙源数字传媒集团、中国知网、人民日报数字传播、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企业代表相继发言，并表示要进一步开拓创新，在展区规划、活动策划等方面发挥各自优势，尽全力办好本次数博会。

　　中宣部出版局研究处处长蒋建民希望参展企业认真准备、做好功课，充分展示自己的拳头产品，并通过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切磋，寻求新的突破和增长点，主办方努力提供专业、优质的展会服务，齐心协力把数博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实现各方共赢。

　　《乱世佳人》译者、著名翻译家翟象俊逝世

　　记者从翟象俊先生亲友处获悉，著名翻译家、复旦大学教授翟象俊于2019年7月8日上午因病逝世，享年80岁。

　　公开资料显示，翟象俊曾任复旦大学英文教授、大学英语教学部主任，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翟象俊曾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大学英语》（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1世纪大学英语》等多种教材，影响全国数代学子。其译著有《乱世佳人》《钱商》和《阿马罗神父的罪恶》等。

　　翟象俊曾和著名翻译家陆谷孙教授一同参与了《英汉大词典》编写工作。

　　据复旦大学新闻文化网消息，2016年11月18日，“陆谷孙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陆谷孙教授生前好友、同事和学生等出席。与会代表发言，从为人、为学、为师等角度回顾了陆谷孙教授的一生。其中，翟象俊教授从英汉双语词典的编纂工作说起，讲述了陆谷孙教授治学的严谨及对词典编纂工作的付出。

　　从《杨宪益翻译研究》说起 译者的担当

　　【读书者说】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翻译对促进文化交流、科技发展、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玄奘、徐光启、严复、傅雷等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顺应时势、勇于担当，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宏大语境下，翻译又面临着传播中国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庄重使命。新时代的译者应该如何履行这种历史使命？宁波大学辛红娟教授等人的著作《杨宪益翻译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典型的答卷。2019年是杨宪益先生辞世10周年，也是戴乃迭诞辰100周年。该书不仅从翻译学的角度系统呈现了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翻译实践及翻译思想，而且从国家和社会变迁的宏观语境揭示了译者的人生道路与政治抉择。阅读杨宪益、戴乃迭壮阔的翻译人生，我们看到的是老一辈翻译家作为知识分子、文化传播者以及爱国者的深厚担当。

　　作为知识分子的担当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有崇尚知识、刻苦钻研，“为往圣继绝学”的担当精神。这一点，在杨宪益的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杨宪益1915年生于天津，1928年进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学习，1934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系统学习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及中古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获希腊、拉丁文及英国文学荣誉学士、硕士学位。从幼年到求学的过程中，他广泛阅读、纵横古今、中西并蓄，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与此同时，他还从魏汝舟等老师身上感受到中国读书人正直、真诚、豪放、进取、忠于民族社稷的情怀。业精于勤，杨宪益的刻苦钻研，让他成长为学界难得的精英。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希腊作品，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周扬向出版社推荐说：“目前中国（大陆）只有三个人有水平搞希腊、罗马文学，那就是周作人、罗念生、杨宪益，而杨宪益是可以直接从希腊文搞翻译的。”学有所专，正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杨宪益钻研学问、勇于担当的体现。

　　当前我国翻译事业面临诸多挑战，高层次专业翻译人才严重缺乏，尤其是擅长中译外的定稿人才更为稀少。在这种形势下，学习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作为知识分子的钻研精神和学习方法，对于国内外语和翻译人才培养大有裨益。在中国外文局，我有幸与杨宪益先生在同一幢办公楼共事多年，他一直是我敬重的专家。我曾就如何翻译好中国古典文学向他请教，他说：“要想翻译好中国文学，必须先看透100本英美文学原著。”我理解他这种形象的说法是从自己的学习和成长经历中总结的宝贵经验。回顾近年来我国翻译专业教育，老一辈翻译家的谆谆教诲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截至目前，全国翻译专业本科培养单位已达272所，翻译硕士专业培养单位249所。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正应该从老一辈翻译家的人生成长中借鉴经验，戒除浮躁，专心学术，砥砺技能，学有所长。

　　作为文化传播者的担当

　　作为译者和文化传播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专心译事、笔耕不辍，共同翻译了百余种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译文准确、生动、典雅，成为“所有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眼中的经典”。1943年，杨宪益受梁实秋之邀到重庆国立编译馆工作，彼时西方人对中国经典还知之不多，梁实秋希望他们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于是，这项工作成为他们毕生从事的职业。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夫妻二人徜徉于翻译的海洋，一方面将上百部中国古典及现当代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另一方面将许多外国经典著作引进中国。前者包括《诗经选》《离骚》《史记选》《唐代传奇选》《聊斋故事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红楼梦》《中国古代寓言选》《鲁迅选集》等，后者则包括《奥德修纪》《牧歌》《近代英国诗钞》《卖花女》等。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杨宪益又倡议并全面参与了“熊猫丛书”的翻译和出版，掀起了中国文学外译的一个高潮，引起海外读者和出版界的广泛关注。即使杨、戴二人在生命晚期无法再从事翻译的岁月里，每次见到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仍然是对外翻译。对于翻译事业，他们不忘初心、专心致志，虽经历战争和政治运动，依然坚持不懈。对于翻译工作，他们严谨细致，精益求精。

　　作为学贯中西的文化传播者，杨、戴二人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具有超前的文化翻译观，尽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杨宪益所处的时代，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误解、曲解较多，也常会出现强势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故意误读，但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并没有故意迎合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而是采用相对“生硬”的忠实译法。译界时常有人拿杨、戴二人翻译的《红楼梦》与英国汉学家霍克思的译本《石头记》相比较，认为杨、戴译本过于尊重原文，受缚于原文的文化荷载信息，未能充分考虑译文读者阅读接受，而霍克思翁婿的译本语言流畅。对此，杨宪益曾在口述“我与《红楼梦》英译本”中说，“翻译不仅仅是从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文字，更重要的是文字背后的文化习俗、思想内涵，因为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都有差别……《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为了西方人真正读懂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我们尽量避免对原文作出改动，也不作过多的解释，在这点上，我们和英国汉学家霍克思翻译的《石头记》有所不同。”如此明确的文化传播意识对于当前我国文化“走出去”和对外翻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953年，作为政协特邀委员，杨宪益与许多科学家、艺术家一同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主席问他《离骚》是否可以翻译成英文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可以”。杨宪益深谙中外语言文化，他的回答绝非自负之辞，而是展示出他对中外语言文化交流和沟通的自信。杨宪益的这种自信，有力地反驳了当前译界对中国文化可译性的质疑。当前的翻译语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由“翻译世界”转向既要“翻译世界”又要“翻译中国”。在此背景下，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两创”方针，忠于翻译事业，提高翻译质量，传播中华文化，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是译者面临的全新使命。

　　作为爱国者的担当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风雨飘摇，政治动荡。在天津新学书院读初中时，杨宪益曾和同学们组织罢课，反抗外国压迫。“九一八事变”之后，杨宪益更是带头罢课，在家人、同学中广泛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立下“愿得身化雪，为世掩阴霾”的宏愿。1937年夏末，抗日战争期间，杨宪益担任牛津大学中国学会主席，除了上课以外，大多数时间都在伦敦热心组织抗日宣传活动，发表公开演讲，组织爱国集会，组织专题讲座，介绍中华文明，声讨日本法西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赢得英国公众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在吕叔湘、向达、王礼锡等中国学人的支持下，杨宪益创办《抗日时报》，之后又发起创办英文杂志《复兴》，谴责日本侵略，分析战争形势。留学期间，他始终心系祖国，爱国赤子情怀令人动容。1940年，杨宪益、戴乃迭从牛津大学毕业，两人谢绝哈佛大学的任教邀请，回到战火中的中国。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去为中国效力。如果我放弃中国国籍，留在国外，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羞耻。”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杨、戴二人变卖家私筹集资金，捐献飞机。他们积极救国、先国后家的品格，正是爱国者的本色。

　　纵观杨宪益的一生，无论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无论个人境遇如何，始终保持对祖国的热爱。再次回顾中国翻译史上的翻译大家们，玄奘不恋名利、学成归国，徐光启经世致用、报效国家，严复追求真理、爱国兴邦，傅雷爱国爱民、诚信笃行，杨宪益潜心译业、家国情深……我们看到一代又一代杰出的翻译家，总是把国家命运和个人事业结合起来，践行“为天下开太平”的爱国担当精神，在服务国家的同时，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辛红娟教授等学者撰写的《杨宪益翻译研究》一书，全面梳理了杨宪益的翻译理念，生动重现了他的翻译实践，深刻描绘了他的翻译情怀。对于我们研究和实践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现状和未来，提供了良好的指导。

　　今天，新时代的外语人和翻译人更有义务将个人的发展融入世界文化交流、民族伟大复兴的洪流之中，以知识分子、文化交流者和爱国者的担当，继承和传播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作者：黄友义，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主编、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

　　#资讯#一周全球头条：有声书强势冲击英美实体书业，脸书被罚款，新主流电影来袭

　　一周视界

　　SCAN

　　英国：光脚丫童书社向莫桑比克捐赠童书

　　近日， 英国光脚丫童书社（Barefoot Books）发布消息称，该社将于今年夏天向非洲南部国家莫桑比克捐赠30万册葡萄牙语童书， 这些图书将分发给当地患有艾滋病的孤儿。此次捐赠是“非洲图书”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通过与出版商合作，呼吁他们出版捐赠地语言版本的童书，并进行慈善捐赠。“非洲图书”计划选择的捐赠图书都具有鲜明的非洲主题和特色，此外，教材教辅和其他学习材料等也是捐赠重点。

　　德国：司法部宣布对脸书进行裁罚

　　当地时间7月2日，德国司法部宣布对美国社交媒体脸书（Facebook）裁罚200万欧元（约合1554万人民币）， 原因是脸书在处理其关于网络仇恨言论投诉方面未达到当地法律要求。德国司法部在声明中表示，脸书公布的2018年上半年透明度报告“只提供了违法言论投诉数量的一小部分”， 而且脸书设立的投诉渠道“过于隐蔽”。德国司法部认为，脸书处理违法言论投诉的组织流程是“没有说服力和不透明的”。对此，脸书回应称，该公司已经遵守了德国有关互联网透明度的要求，并保留上诉的权利。

　　美国：电影院巴黎剧场可能将停止运营

　　位于美国纽约的电影院巴黎剧场（Paris Theatre）开业于 1948 年，最初专门用于放映法国电影，目前仍然是纽约当地著名的文化地标，常有电影将首映式放在这里举行。然而，根据索尼经典影业的联合创始人汤姆·伯纳德的说法，巴黎剧场的经营方正在考虑关闭这家电影院。他认为，巴黎剧场的关闭将会对整个纽约的电影景观造成严重的伤害。虽然经营方出面称目前并没有关闭巴黎剧场的计划，但是目前这家电影院已经不再提供7月11日之后的电影放映场次。

　　中国：王蒙新书《生死恋》发布会在京举行

　　6月30日，“相信爱情———王蒙《生死恋》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王蒙和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著名作家李洱，著名评论家王干，“80后”代表作家笛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艺兵等嘉宾及近200名读者参加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嘉宾们从王蒙的文学造诣、对共和国文学的贡献及《生死恋》的创作手法等方面做了发言，并对小说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哲学及当下年轻人对纯真爱情的迷惘现状展开讨论。王蒙、聂震宁、邬书林、张艺兵共同为新书《生死恋》揭幕。

　　卢旺达：《中国与卢旺达》新书发布会在基加利举行

　　当地时间6月20日，《中国与卢旺达》（China and Rwanda： Effective Leadership is Key to Transformational Governance）新书发布会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来自卢政府、政党、议会、学术等各界友好人士及中国驻卢使团等百余人应邀出席。该书是在卢旺达公开发行的第一本有关中卢关系的专著，由卢旺达治理署新闻与传播部主任吉拉德·姆班达（Gerald Mbanda）撰写。发布仪式结束后，各界来宾进行了互动交流和讨论，现场气氛热烈。日前，该书已正式登陆卢主要书店，在当地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

　　日本：“中日青少年奥林匹克漫画交流展”开幕式在东京举行

　　当地时间6月30日，“中日青少年奥林匹克漫画交流展2019” 在日本樱美林大学举行揭幕仪式，中日各界代表近百人出席。这次漫画交流展活动共计收到3100多幅应征作品， 经过中日两国专家的评审，从中选出110幅作品参加此次交流展活动。在110幅入选作品中，中国青少年的作品为80幅，日本青少年的作品为30幅。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尤其受到低年龄段小朋友的欢迎，两国应征作品中小学生作品的比重均超过半数以上。入选作品此次在东京展出后， 今年下半年还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展出。

　　一周热词

　　WORDS

　　致命自拍

　　根据《印度家庭医学杂志和初级保健杂志》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 2011年10月至2017 年11月期间， 至少有259人在世界各地因自拍身亡， 而同期仅有50人死于鲨鱼。按人数排名， 第一名为印度， 共有159人因自拍死亡， 超过了全球死亡人数的一半。因此， 印度在国内设立了“无自拍区”， 仅仅在孟买就有16个“无自拍区”。其次是俄罗斯， 该国有16人因自拍而死亡。第三名是美国， 该国因自拍而死亡的人数是14人。

　　天才少年集结令

　　近日，华为公司披露任正非在EMT《20分钟》的讲话。任正非表示：“今年我们将从全世界招募20至30名天才少年， 明年我们还想从世界范围招募200 至300名。这些天才少年就像‘泥鳅’一样，钻活我们的组织，激活我们的队伍。”今年4月16日，华为就曾宣布成立战略研究院， 旨在吸引全球顶级人才。华为表示将每年投入3亿美元，首先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再根据基础技术研究与各高校合作开展技术创新。

　　新主流电影

　　暑假来临，“新主流电影” 正在成为电影界的热词。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建国大业》编剧赵宁宇这样定义“新主流电影”：内容上能表现国家意志的、符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时在工业化、艺术性和技术等各方面都高于一般水平的电影。今年暑期， 当代英雄题材与科幻题材电影陆续定档，例如《烈火英雄》《扫毒2：天地对决》《上海堡垒》等，打破了过去几年视觉大片、喜剧、动画片“三分天下”的格局，有望为中国电影注入新活力。

　　WALKMAN 40周年

　　1979年7月1日，索尼推出第一台WALKMAN，向世界提出了随时随地享受高品质音乐的新方案。今年正值WALKMAN 40岁生日，索尼在东京GINZA SONY PARK办了一场名为“#009 WALKMAN IN THE PARK 40 Years Since ‘The Day the Music Walked’”的展览，第一部分分享40位名人与WALKMAN的故事，第二部分展出了从第一代到最新版本约230款的WALKMAN产品。

　　《怪奇物语》

　　《怪奇物语》（Stranger Things）第三季时隔两年终于在近日于Netflix开播。整部剧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文化符号共同构建起来，自带复古怀旧的效果，而结合科幻恐怖惊悚的氛围之下，作者的核心仍然在着力刻画情感、家庭、社会等内容。从2017年开始Netflix已经续订《怪奇物语》第三季，但是制作人则花掉了比前两季更久的时间来打磨新剧集，据说霍金斯小镇的故事有可能将在第四季结束时画上句号。

　　一周数据

　　DATA

　　￡60亿

　　近日，英国出版商协会公布了2018年度出版产业报告。报告显示，英国2018年包括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等在内的出版物总销售额为60亿英镑，较2017年上升2%。实体书销量在连续3年增长后首次出现下滑，为29.5亿英镑，同比下降5.4%。

　　2.3%

　　截至6月22日，当周美国成人虚构类作品销售额相比2018年同期增长2.3%，成人非虚构类作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7%，青少年非虚构类作品销售额同比增长8.7%，青少年虚构类作品销售额同比减少0.7%，四个主要出版类别的销售额有三个实现增长。

　　$58.3亿

　　近日，艾瑞咨询发布《2019年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研究报告》。报告分析了2018年中国网络文学盗版损失规模，PC端网络文学盗版损失规模为22.7亿元， 相较2017年降低了28.2%，达到了2014年中国PC端网络文学盗版损失一半的水平；移动端网络文学盗版损失规模为35.6亿元，相较2017年降低了16.8%；整体盗版损失规模为58.3亿元，相较2017年降低了21.6%。中国网络文学盗版损失已经连续两年实现下滑，且下降幅度不断拉大。

　　6000万

　　法国网站Numerama近日发表报道，苹果公司的AppleMusic付费订阅用户已经超过了6000万，苹果一直在努力让各大平台的AppleMusic更完美；同时，Beats的收听者也已经有数千万。去年11月，AppleMusic付费订阅用户为5600 万，这意味着AppleMusic付费订阅用户在半年内增长了400万。当然，这个数字还远落后于Spotify的1亿订阅用户。不过在美国地区，AppleMusic的付费订阅用户超过了Spotify，前者为2800万，后者为2600万。

　　46%

　　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Nielsen）近日对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进行了分析。分析指出，46%属于“尝鲜者”，他们会主动搜索新品牌和新产品；48%属于“保守者”，只会偶尔尝鲜；极度忠诚的消费者只占6%。和5年前相比，56%的消费者愿意积极探索新品牌。物有所值（37%）和降价促销（23%）是购买新品的主要驱动因素，高品质（46%）和实用便利（36%）是购买新品的最终驱动因素。此外，电商平台（24%）成为消费者选择尝试新品的主要渠道。

　　$9.4亿

　　近日，韩国数据研究公司Mobile index发布了2019年第一季度韩国手游市场报告。报告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韩国手游市场规模达9.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4.4亿），较去年增长近15%。移动游戏收入在整体移动应用市场中占比高达90.9%，相当于其他App收入总和的十倍。其中，IOS平台贡献了9.6%，其余由安卓平台贡献。《天堂M》的3月人均使用时长最高，达到了96.1个小时，主要玩家为30至40多岁的男性，这款游戏也是韩国手游中的“扛把子”。

　　42%

　　7月8日，科技市场研究公司Counterpoint报告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苹果手机在印度的出货量降至22万台，跌幅为42%。今年的全年预计销量为150万至160万台，比2018年下降10～17%。Counterpoint分析师沙内尔表示：“本地进行生产将是苹果手机今年录得正成长的关键，这能够帮助降低苹果手机价格，否则今年的销量预估将接近150～160万部，为过去四到五年来最低。”

　　一周声音

　　VOICE

　　“乍一看，家长们都清楚暑假阅读的重要性。报告显示，94%的家长认为暑期阅读可以促进孩子们的学习。但家长们其实不知道暑期阅读究竟有多重要。事实上，有近一半的家长并不知道存在一种‘暑假滑坡（summer slide）’的现象，即孩子们在暑假期间会出现学业技能倒退的问题。而解决‘暑假滑坡’的有效方法就是增加孩子们的阅读，特别是亲子阅读。”

　　学乐出版集团于近日发布了关于暑期阅读的《儿童和家庭阅读报告》最新解读。报告显示，“暑假滑坡”现象在学龄儿童中普遍存在，而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阅读。不过报告也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这种现象，积极引导和鼓励孩子阅读，并参与到亲子阅读活动中。

　　“此次收购是中国科传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科传推动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的重大创新举措。通过并购，中国科传可迅速获取国际优质内容资源、作者资源、市场资源及分销渠道，大大提高品牌国际影响力。同时，中国科传可利用EDP Sciences的国际化出版平台，组建全球化编委会，积极创办国际一流的科技期刊。”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与法国物理学会、法国化学学会、法国光学学会、法国应用数学与工业学会四家学会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收购法国老牌科技出版机构EDP Sciences公司100%的股权。EDP Sciences由玛丽·居里夫人、让·巴蒂斯特·皮兰等世界杰出科学家共同创立，目前估计企业价值为1200万欧元。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中这样评价此次收购。

　　“以前没有互联网的时候，读书要么是非常私人化的，要么是具有学术研究性质的。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我们与图书交互的方式，让我们看到图书是能够把人们连接起来的媒介。通过不同的阅读偏好，人们能够形成不同的社区，而这些社区又反过来影响成员的阅读选择和方式。”

　　谈及互联网给阅读带来的改变时，美国知名独立出版商Electric Literature公司的总编杰斯·齐默尔曼（Jess Zimmerman）这样说。

　　“我们期望通过该活动重申文化的力量。借由文化的力量以解决当前全球面临的一些挑战，同时加强文化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今年活动的核心‘迫切呼吁’———没有文化，就没有未来。我们将聚焦的核心主题包括：语言壁垒、人机共处、未来主义、身份认同、可持续发展以及教育等。”

　　德国出版商协会日前联合国合作发起了“创造革命（Create Your Revolution）”活动。该活动的副标题为“文化未来的倡议”。活动将与联合国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挂钩，邀请全球的作家、艺术家、记者等文化艺术界人士提供更多关于文化发展的观点。对于该活动的核心理念，活动发起方的公开声明中如是说。

　　“今年，我们将能够进一步了解挪威充满活力的图书及文学市场。据我了解， 在挪威， 不仅所有类型的作家和翻译家都能够得到持续而有力的支持，而且阅读本身就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相当的重视。我相信，今年挪威的到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文学和文化上的新发现、新启发。”

　　法兰克福书展主办方联合挪威展团代表于日前公布了挪威主宾国的最新细节。据悉，今年挪威主宾国活动的主题是“我们承载的梦想”，全部主宾国活动有70多项。对此， 法兰克福特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岳根·博思（Buchmesse Juergen）这样说。

　　一周人物

　　FIGURES

　　乔伊·哈乔

　　Joy Harjo

　　美国知名印第安女诗人乔伊·哈乔近日获任第23届美国桂冠诗人。哈乔1951年生于美国南方俄克拉荷马州的印地安家庭。她的父母均是艺术家，受家庭熏陶，哈乔从小就显露出艺术天赋。她先是在美国印第安艺术学院学习美术， 后转而进入衣荷华大学学习文学创作。哈乔从22岁开始写作，至今已出版过十余部诗集，以及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哈乔的诗歌韵律感极强， 透露着印第安传统文化的气息，她最著名的作品是《她有一群马》。哈乔获得过多个重磅文学奖项，包括杰克逊诗歌奖、露丝·莉莉诗歌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哈乔是唯一一位两度获得美国国际图书奖的印第安诗人， 她也是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美国原住民诗人。

　　吉勒摩·莫迪洛

　　Guillermo Mordillo

　　阿根廷著名漫画家吉勒摩·莫迪洛于近日去世，享年86岁。莫迪洛1932年生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极具绘画天赋，12岁时就开始画漫画。莫迪洛在23岁时迁居秘鲁，此后5年中他创作了许多儿童读物及幽默画片。1960年，莫迪洛前往美国纽约，为派拉蒙电影公司的特技电影设计造型，他也是著名动画《大力水手》的绘制者之一。1970年，莫迪洛的漫画创作进入了全盛期， 此时他的作品已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报纸及杂志上发表，他的第一部漫画册《海盗船》也在这一年完成。莫迪洛一生获奖无数，他曾获阿根廷艺术家奖、凤凰奖、国际幽默画家银质奖等奖项。

　　斯坦·李

　　Stan Lee

　　已故美国著名漫画家、“漫威之父” 斯坦·李的遗作之一将于今年秋季出版。据悉，新书名为《光影诡计》（A Trick of Light），由斯坦·李与凯特·罗森菲尔德合著，主要探索人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复杂联系。新书讲述了两名拥有非凡能力的青少年尼亚和卡梅伦携手将世界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故事。新书的有声书已于6月26日在亚马逊发行。新书出版方霍顿·米夫林·哈科特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书是斯坦·李“首部面向成年读者的著作”，并且“已经酝酿数年”。

　　童道明

　　我国著名翻译家、戏剧评论家童道明于近日去世，享年82岁。童道明1937年生于江苏省江阴县杨舍镇（今张家港市）。1959年他前往原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大学攻读语言文学专业，后因病辍学回国。在校期间童道明因写作学年论文《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注意象征》受到导师赏识，他的学术兴趣也转向戏剧文学， 专攻契诃夫作品和戏剧的研究。1963年后， 童道明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曾先后担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等职。20世纪80年代， 童道明写作了一系列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等俄罗斯戏剧家和戏剧文学的论文，受到戏剧界广泛关注。1996年起，59岁的童道明开始剧本创作， 先后创作了《塞纳河少女的面模》《神圣战争》等多部剧作。

　　汉学||顾彬：我想做德国的李白

　　我是顾彬，德国人，我在北京已经8年了。

　　【文中对白】

　　德国汉学家 顾彬： 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

　　李白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诗人，我爱上他，我想做德国的李白。除了李白以外，屈原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还有杜甫，还有苏东坡。

　　当时没有辞典，没有德汉、汉德辞典，因此我们老师都要求我们学日语，我们用的都是日德、德日辞典（来学中文）。

　　顾彬学生 朱唐玉： 每次顾彬老师讲一些古典文学、中国古代经典作品，他会问我们，你们知道吗？大多数时候我都是有点茫然的，然后顾彬老师就会很幽默地说，你不是中国人。顾彬老师的教课方式可能跟我们传统的教课方式不一样，譬如他会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身体语言告诉我们怎么去朗诵（诗歌），怎么去体会作者他的情感。

　　顾彬学生： 妈妈跟我说过，海……

　　德国汉学家 顾彬： 妈妈跟我说过！

　　有人说他（王家新）的诗不深，我不同意，你怎么看？

　　顾彬学生 凡小亚： 诗人有诗人的热情，不论是对人也好，对诗歌也好，或者是对一些事情也好，我觉得他（王家新）有一种赤子的情怀。

　　德国汉学家 顾彬：（我）早上四五点钟来办公室，上午（窗外）是老太太，她们锻炼身体、唱歌，下午是小孩，叫妈妈，这是我的天堂。

　　你喜欢牛栏山（二锅头）吗？

　　我每天喝二锅头，喜欢吃麻婆豆腐，如果我每天能够吃麻婆豆腐我高兴，我不需要别的。

　　【记者解说】

　　74岁的顾彬是世界知名的汉学家，致力于中文诗歌翻译，8年来一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担任特聘教授。近日，中新社记者在他的办公室里听他讲述了自己的中国情怀。

　　顾彬读高中时喜欢哲学，大学又投身神学，他所在的大学要求学生学习多门古外语，顾彬便由此接触到了古汉语，没想到从此深深沉迷于中国文化，无法自拔。而中国文化中最让他深爱的还是中国的诗歌。从诗经到宋词，从李白到北岛，他如数家珍。

　　尽管热爱，但顾彬学习中文之路仍是异常艰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德，与中国无甚交集，他找不到好老师，也找不到好教材，甚至找不到一本较好的典。

　　克服重重困难，如今顾彬已成为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并翻译过许多中国诗歌，把王家新、北岛、舒婷等优秀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传向德国。2011年，从德国波恩大学退休的顾彬来到北外执教。作为一名外国学者，他对中国文化、中国诗歌的了解让学生们惊艳。

　　研究中国文化多年，又在中国生活，顾彬感到中国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对中国的一草一木、一点一滴，他都深深眷恋。

　　2019年7月，顾彬即将结束在北外的工作，但他不愿退休，他说，他准备去汕头大学继续工作，他要一辈子在中国文化的田园里耕耘下去。

　　#资讯#多部中国文学作品推出塞尔维亚文版

　　在日前举行的贝尔格莱德国际书展上，中译出版社授权塞尔维亚知名文学出版社博特出版的4部新书首发，分别是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杜文娟的《阿里阿里》、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叶尔克西的《远离严寒》。

　　发布会上，博特出版社总编杜博拉夫卡介绍了与中译出版社的合作历程，并表示这4部作品是她从中译社众多出版物中精心选择的，相信塞尔维亚的读者和她一样，能够从中感受到普通中国人的情感和生存状态，中国的发展和贯穿其中的中国精神。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刘伯根表示，这是“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成果。2019年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将就这4本图书在塞尔维亚进行重点宣传和推广。在此之前，还翻译出版了莫言的《丰乳肥臀》《酒国》，余华的《第七天》，张悦然的《十爱》。此次书展还签订了阿来的《空山》出版合同。

　　#观察#灰姑娘故事是否起源于中国

　　《酉阳杂俎》的“吴洞”，讲述吴洞之女叶限遭受继母虐待，有一次乘其不备，参加洞节集会，被发现后仓促逃归，不慎遗落一履，被陀汗国国王辗转获得，国王经过百般寻访，最终找到叶限，“以叶限为上妇”。尽管灰姑娘到底从哪儿来的疑惑恐怕仍将悬而不决而未能遽下断语，然而大量新资料的发现，已经充分证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而奇妙的关联。

　　多来源的灰姑娘故事

　　在欧洲流传已久的灰姑娘故事存在不少版本，细节各异，近代以来更出现多个不同的汉译版本。此外，在漫长而曲折的流传演化过程中，灰姑娘故事陆续衍生出大量同型变异的作品，不仅在细节上多有分歧，在形式上也略存变化，其中一些也不乏相应的汉译本。以下略摭一二，以资谈助。

　　除了使用白话编译过《玻璃鞋》，孙毓修在《神怪小说之著者及其杰作》（载1913年《小说月报》第四卷第六号）中还以文言翻译了一篇17世纪法国作家“爵夫人安娜”（Countess D’Aulnoy）的 《辛度利拉》（Cinderella），故事情节与《玻璃鞋》大致相仿。而由于使用文言，孙氏乘便夹杂了大量中国典故。开篇就介绍说，“辛度利拉者，波斯女子也。有姊二人，并丰容盛鬋，俊妙如大、小乔”；当舞会的消息传来后，又说“辛度利拉固不暇与俱，亦不屑与俱也。从此月夜穿针，花前顾影，画铜雀之黛，织天孙之锦，向鲛人以泣珠，指洛妃以要佩”；等到舞会召开当天，“长、次二女兄容饰并盛，如巫山之云，赴高唐之会。辛度利拉嗒然独处，作候门之稚子。霜天月夜，万籁俱寂，独坐而悲，继之以泣”；随后模拟其口吻感伤身世，“已矣！勿复言矣！无衣无褐，安能入争妍斗媚之场，此岂淡扫蛾眉朝至尊之时耶！”而借题发挥、大发议论的癖好也相沿未改，说起王子为选妃而举办舞会，他就深有感触：“少读汤玉茗《还魂记》，有云‘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盖相须甚殷，相遇偏疏，凡事类然，而于才子佳人尤甚。如有波斯太子之豪举，则可不作是叹矣。”这些内容并不算太艰深，但预设的读者无疑是具备一定文学素养的成年读者，和先前编译《玻璃鞋》主要为了满足儿童的需求已经迥然不同了。

　　由适夷（楼适夷）翻译的三幕剧《灰姑娘》，收录在同名剧作集中（开明书店，1931年）。据《译者小引》介绍，全书六个剧本均以世界语写成，作者鲁意司·勃理格斯（Louise Briggs）的生平已无法考知，但译者坚信此书“一定可以使我们许多可爱的小朋友们，得到大大的欢悦”，“可以使小朋友们，在学校里，在家庭中，多一个快乐的游戏”。出版社在宣传中也格外强调“儿童剧本的需要，已为现代教育家所公认”，而此书“极合儿童心理，情节简单，场面紧凑，表演时极有兴趣”（载1931年8月7日《申报》）。其中《灰姑娘》剧本取材于佩罗童话，而精简了不少人物和情节，以便于儿童排演。原作中为交代灰姑娘得名的来由，有不少她遭受欺凌虐待的描写，而剧本开场就是姐姐登台大呼：“阿灰，阿灰，你在什么地方？”自然是因为观众对故事早已熟知而毋庸赘言。原作中灰姑娘连续两晚去参加舞会，第二次才丢了鞋。而剧本中灰姑娘只去了一次，当晚匆忙逃归时就丢了鞋，直接让王子赌咒发誓“我一定要带了这鞋子去找她，即使要走遍世界也好”。想来是因为剧本篇幅有限，相似的内容不妨压缩省略。不过为了适应舞台表演，某些简略的叙述也会被适当扩充。原作里仙女教母最后出场，只是让灰姑娘再穿上漂亮衣服。剧本则另外安排她在众人面前陈说前因后果：“我来作媒人吧，灰姑娘是我的义女儿，她到跳舞场是我送她去的；王子，请你接待她吧，她将是你最亲爱的王妃。”全剧落幕时则上演众人齐声高唱：“啊，我们亲爱的灰姑娘，我们大家都爱你。现在你是我们的王妃殿下。祝你万寿无疆！王子，王妃，祝你们万寿无疆！”在现场表演时肯定更容易烘托欢快热闹的气氛。

　　同样是根据佩罗童话改编的作品，吴墨兰翻译的苏联作家特·加贝的四幕剧《灰姑娘》（立化出版社，1950年）又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虽然也减省了原作部分情节，可同时又增添了不少出场人物和具体内容，因此篇幅反倒有增无减。灰姑娘一登场就有大段的独白，庆幸“姊姊不在家，家里就清净得多啦”，“现在我可以做半个钟头……甚至于整整一个钟头的主人啦”。随后她苦中作乐，将扫帚、火棒、烙铁、火钳等想象成到访的客人们，期间不断转换角色，模拟众人的口吻，商量着是否该去参加舞会，最终感叹：“算了，算了，这样看来，不管怎样都是去不成的了，还是留在家里吧，反正我们的命是注定了待在家里的。那么，这样吧，扫帚太太，请您代我们向王宫里的人问个好吧——替我，替火棒，替火钳，还有替烙铁向他们问好。请您告诉他们，我们身体都不大舒服——烙铁在发烧，火棒在脚抽筋，还有火钳在发风湿症。”时而欢欣雀跃，时而消沉低落，将她复杂纠结的心绪和乐观开朗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其形象较诸童话显而易见更为丰满鲜活。在改编过程中，剧作家也融入了新的主旨。当真相大白后，继母和姐姐们为了讨好灰姑娘，发誓不再让她继续撒灰，可那位入乡随俗改名叫作“柳静娜姨妈”的仙女却不以为然：“撒灰又不是什么耻辱的事情。只知道烤炉子，不知道撒灰的人，才是最可耻的。……灰姑娘！你就让这个名字留给世界最好的姑娘们做外号吧。让人家说：（指着台底下观众里某一个小女孩。）你多么可爱呀！跟常常打扫灰尘的灰姑娘一样。（向另外的小女孩。）你多么光荣呀！跟整天劳动的灰姑娘一样。”将童话原先着力宣扬的善有善报，改换成对劳动最光荣的颂扬，大有与时俱进的意味。

　　吴墨兰的译本此后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在1955年改版重印，可知很受读者们的欢迎。时隔多年此书另有叶小铿的新译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而且似乎是依据经过剧作者修订后的版本，所以情节内容多有增饰。比如在原有的四幕前又添加了序幕，让宫廷小丑、大臣、市民代表、宫廷历史家及国王、王后相继出场，通过众人的交谈来交代故事背景；待四幕剧情结束后，小丑又再次登场，边弹边唱，简要归纳故事内容。有些情节则做了重要调整，吴译本中被仙女变成马车夫的是一只大耗子，和佩罗童话所述相同，叶译本中则改为仙女随身带着的大黑猫，因此仙女在临行前对他的仔细关照，也从原先的“今天半夜以前你不是一只大耗子，而是一个马车夫，你的马呢——也不是小耗子，而是最好的阿拉伯马”（吴译），改变为“这些骏马在前不久还害怕您的爪子呢，——可是以后它们就要听您的缰绳的指挥了”（叶译），恐怕更能形成强烈的反差而逗引起读者尤其是儿童的勃勃兴致。此外还改易了部分译名，如两个姐姐在吴译本中仅作“大妞儿”“二妞儿”，叶译本则改为“绣球花”“百灵鸟”，透露出几分特殊的反讽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吴墨兰的译本中附有导演阿·葛洛斯蔓的《怎样上演“灰姑娘”》，对演员表演、舞台布景、音乐配曲等都有较为细致的解说和指导；叶小铿的译本在最后也提到，“多年来，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曾多次演出这个剧本，收到良好的效果”，并“附有剧照多幅，供专业剧团演出时作参考”。与此类似的还有英国剧作家布赖恩·福布斯的《水晶鞋与玫瑰花》（陈国荣译，富澜校，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原先就是根据其参与编剧并执导的电影改写的。由此足见灰姑娘的故事并不只供读者在案头阅读，还可以在舞台上搬演以供观众欣赏。

　　灰姑娘故事的源流递嬗

　　随着各式各样灰姑娘故事的翻译和推介陆续问世，人们对其发展演化的具体进程也越来越感兴趣。赵景深的《童话概要》（北新书局，1927年）系统讨论了童话的意义、源流、类别等问题，在第五章《童话的人类学解释》中还以灰姑娘为例，介绍了人类学派童话研究的方法。他根据英国民俗学家哈特兰德（Edwin Sidney Hartland）的 研究，列举了一些重要的变型式样，除了耳熟能详的“法国贝洛尔的灰娘”，另有“苏格兰的灰娘”“俄国的灰娘”和“苏格兰的印佛尼司的灰娘”。通过分析彼此的异同和关联，他指出“俄国和两个苏格兰的童话是一张下降的表格，一个比一个野蛮。但我们如把次序翻转过来，便可寻出这童话渐渐上升的径路，一直升到贝洛尔的童话”，可知出现各种灰姑娘的故事是层累造成的结果，佩罗童话并不是真正的源头，在此之前还存在更为古老的式样。

　　意犹未尽的赵景深随后又在《童话学ABC》（ABC丛书社，1929年）中特意设立了一章《柯客诗论灰娘》，简要介绍了英国学者柯客诗（Marian Roalfe Cox）的巨著《灰娘》（Cinderella：Three Hundred and Forty-five Variants of Cinderella，Catskin，and Cap O‘Rushes）。该书搜罗了流传在欧洲各国的345个大同小异的故事，分成“灰娘类”“猫皮类”和“芦衣类”三种类型，每一类又包含了纷繁复杂的各式变型。经过细致周详的考察，柯客诗“替各种《灰娘》发表的先后排了一个年表，时间是从一五四四年到一八九二年”。尽管蒐集材料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就是这样多，还没有包括净尽，最多只到一半”。赵景深由此感慨万分：“《灰娘》的故事简直没有一个完，可以当作童话进化史来看。”

　　杨成志和钟敬文合译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是从英国民俗学会出版的 《民俗学概论》（Handbook of Folklore）中翻出来的”（钟敬文《付印题记》），原由英国民俗学家雅科布斯（Joseph Jacobs）据前人研究结果修订而成。其中第二十种类型即“辛得勒拉式（Cinderella type）”，简明扼要地归纳出灰姑娘故事所含的四个要素。与此相似而更为细致的则是美国民俗学家翟孟生（R.D.Jameson）著、于道源翻译的《童话型式表》，其中的“灰女（Cinderella）型”（载1936年《歌谣周刊》第二卷第二十五期）将这个故事拆分成六大要素，每个部分又涵盖了不同的变异情况。比如第四个要素是“她的被证实”，除了“用鞋去实验”，还可以“用她失落在他的汤里或是面包里的指环”，或者“用她的能力去作几样艰难的工作，如去摘金苹果等事”。

　　这些类型学方面的研究显然会给中国学者带来不少启发和借鉴，正如钟敬文所期盼的那样，“在想略解欧洲民间故事的状态，或对于中国民间故事思加以整理和研讨的人，它很可给予他们以一种相当之助力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付印题记》）。既然灰姑娘的故事在欧洲各地流传如此广泛，形式又如此纷繁，那么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故事呢？荷兰学者田海在近著《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赵凌云等译，黄宇宁等校，中西书局，2017年）中提到：“欧洲文化中另有一种广为人知的传说，而早在9世纪中国就有与之相似的文字记录了，这便是‘灰姑娘’的故事以及‘一只眼、两只眼和三只眼’的一种变体。”（见第六章《妖妇与邪帝》）他所说的源于中国的文字记录，出自唐人段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他在注释中还特意提醒读者“阿瑟·韦利是第一个指出这个故事的存在的西方学者”，并补充说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在七八十年代的论著中“有细致的研究”。这些介绍确实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但也不可讳言忽略了其他中外学者在此前所付出的巨大辛劳。

　　早在1914年——任职于大英博物馆的阿瑟·韦利才刚刚开始自学汉语，周作人就发表《童话释义》（载1914年《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七号，后改题为《古童话释义》，收入《儿童文学小论》，儿童书局，1932年），已经指出：“中国虽古无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唐小说，特多归诸志怪之中，莫为辨别耳。”认为在晋唐小说中已经出现过类似童话的作品，只是前人未加抉剔甄别罢了。为了证明所言不虚，他还举出数例，略加诠说。第一个例证就是出自《酉阳杂俎》的“吴洞”，讲述吴洞之女叶限遭受继母虐待，有一次乘其不备，参加洞节集会，被发现后仓促逃归，不慎遗落一履，被陀汗国国王辗转获得，国王经过百般寻访，最终找到叶限，“以叶限为上妇”。周氏在摘录原文后附有按语，称这个故事“在世界童话中属灰娘式。坊本《玻璃鞋》即其一种，辛特利者，译言灰娘，今叶限之名谊虽不详，然其本末则合一也。中国童话当此为最早”；还指出“今世流传本始为法人贝洛尔所录，在十七世时，故柯古此篇应推首唱也”，认为段成式（字柯古）的记载，才是灰姑娘故事的真正源头。这个发现很快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于道源在翻译《童话型式表·灰女型》时有一段《译者附记》，提到柯客诗虽搜集到三百多个同型式故事，但并不知道最早的记载当推《酉阳杂俎》，“这在前几年已经是经周作人先生提到过了”。

　　不过周作人还不能算是首位发现叶限与灰姑娘经历相似的学者，日本民俗学家南方熊楠在此前写过一篇《公元九世纪中国典籍中所记载的辛迪瑞拉故事》（《西歷九世紀の支那書に載せたるシンダレラ物語》，载1911年《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二十六卷第300号，后收入《南方隨筆》，岡書院，1926年），已经发现《酉阳杂俎》的这段记载。他不仅将全篇译为日语，还和欧洲流传的灰姑娘故事做了比较，指出人们都误以为灰姑娘故事是欧洲所特有的，段成式的叙述将有助于开拓大家的研究视野。早年留学日本且喜好民俗学的周作人，对南方熊楠并不陌生。他后来在《我的杂学》（收入《苦口甘口》，太平书局，1944年）中回忆，“我的杂览从日本方面得来的也并不少”，其中就有“南方熊楠那些论文”。周氏弟子江绍原撰有《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开明书店，1928年），曾寄呈南方熊楠请教。南方不仅回信商讨，顺便也恳请江氏解答自己读书时的疑惑，由此还引起周作人的回应（见江绍原《日本南方熊楠翁来信和我们的回信》，连载于《北大日刊》1931年1月28日、29日、30日），可见周作人与南方熊楠应该还有过交往。尽管在写《童话释义》时，周氏未必读到过对方的论文，很可能只是殊途同归的暗合，但南方熊楠的研究还是引起其他学者的注意。谢宏徒在《中国的灰娘故事》（载1928年《青海》第一卷第五期）中就曾介绍：“灰娘故事的转变很多，读日人南方熊楠的《南方随笔》上卷，有一段谈到西历九世纪时中国书所载的灰娘故事，他在《酉阳杂俎》卷一，发见一段故事，与欧美流行的灰娘故事相似。”

　　在南方熊楠、周作人相继发现《酉阳杂俎》中的记载后，另有学者继续研究灰姑娘故事的源流递嬗。赵景深在应邀为刘万章所编《广州民间故事》（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9年）撰写序言时喜出望外，他发现书中《牛奶娘》《疤妹和靓妹》两篇居然糅合了灰姑娘故事的因素，“这简直是一个发现！”“这不但我高兴，恐怕那位搜集了三百四十五个大同小异的灰娘的柯客诗姑娘知道了也要高兴呢！”然而在兴奋之余，他还是怀疑这些民间故事并非原创，而是受了外来童话的影响，“因为我总不相信灰娘是我国本来就有的童话”。在序言的最后，他提到另一位民俗学家张清水正在编录一部与此相关的“蛇郎故事转变集”，“我祝他做中国的柯客诗姑娘”，“能给我一个参证的机会”。很可惜，被寄予厚望的张清水英年早逝，计划编订的故事集并未正式出版。所幸在《贝洛尔的〈鹅妈妈的故事〉》一文（载1929年《民俗》第七十五期）中，张清水（署名“清水”）还是对此有过简略的讨论。他也认为佩罗版《灰姑娘》“与流传广州、东莞、鹤山等处的蛇郎故事，多么相似”。在逐一比对过情节后，他还指出两者“所相似的，是首段，中段以后，的确相差太远了”。在此之后，钟敬文先是参照《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另行编纂《中国民间故事型式》（载钟敬文、娄子匡主编《民俗学集镌》第一辑，中国民俗学会，1932年），列有“蛇郎型故事”一类，归纳总结其叙事要素。不久他又专门撰写《蛇郎故事初探》（载钟敬文、娄子匡主编《民俗学集镌》第二辑，中国民俗学会，1932年），指出“除了西部外，其他如北之直隶，南之广东，东之江、浙、鲁、闽、皖等，都有同母题的谈讲流传着”，并根据搜集到的材料考察其复杂的构成，分成“原形的”“变态的”和“混合的”三大类，最后一类中就包括“与灰娘式及螺女式混合的”。经过这些学者的搜集和研究，可知灰姑娘故事在近代中国也有变型流传。

　　编撰过《童话型式表》的翟孟生在二三十年代时任教于清华大学，在此期间对中国民间传说做过一些专题研究。他在《中国民间传说三讲》（Three Lectures on Chinese Folklore，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1932。按：此书有田小杭、阎苹中译本，改题为《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以下引文均据此译本）中，率先讨论的就是“Cinderella in China”（《中国的“灰姑娘”故事》）。他同样注意到《酉阳杂俎》的记载，并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许多细节做了细致的分析。比如围绕那只丢失的鞋，他介绍了流传在印度南部、埃及、安南、希腊等地的类似传说，认为“鞋和结婚的概念是相互联系的，这在各地都是一样，尽管由于地方的差异而不尽相同”。通过反复比较，翟孟生认为唐代的叶限就是灰姑娘故事的一种变型，“至于讲是叶限传到了欧洲，还是我们的灰姑娘在九世纪到了中国，或者她们最初都是在埃及或印度，都还是些难以确定的问题”。尽管没能对起源问题做出最终判定，但这个中国版故事无疑已经引起这位西方学者的浓厚兴趣。此书出版后也得到中外学界的充分肯定，有一篇书评盛赞其“分条疏证，解释详明，每用比较方法，参证西方故事以研究中国传说”，“不惟西方人士，研究汉学者，得其裨益，即吾国有志研究古代传说之士，得而读之，亦足以汇合中西之文学，而欣得异闻也”（采薇《中国民间传说三讲》，载1932年《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六卷第六号）。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在研讨灰姑娘故事时，提到“公元9世纪有《灰姑娘》的优秀的中国文学文本出现”（《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第二章《复合故事》，郑海等译，郑凡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参考的也正是翟孟生的研究。

　　早年留学英国且精通多种外语的杨宪益对灰姑娘的流传衍变也非常感兴趣，他在《中国的“扫灰娘”Cinderella故事》（载1946年《新中华》复刊第四卷第九期，后收入《译余偶拾》，三联书店，1983年）中根据段成式的自述，认为故事的源头仍然应该在西方，“至迟在九世纪或甚至在八世纪已传入中国了。篇末说述故事者为邕州人，邕州即今广西南宁，可见这段故事是由南海传入中国的”。可惜因为当时条件艰苦，杨宪益虽然知道柯客诗（他译作“柯各斯”）搜集过大量同型故事，却因“现在无法找到”而未能对自己的推断做全面深入的论证。不过他还是凭借渊博的语言知识，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佐证。他发现在格林童话中，灰姑 娘 的 名 字 是Aschenbr觟del，“Aschenl一字的意思是‘灰’，就是英文的Ashes，盎格鲁萨克逊文的Aescen，梵文的Asan”，而《酉阳杂俎》中的女主角名叫叶限，“显然是Aschen或Asan的译音”。不仅如此，在法文本故事中，灰姑娘穿的原本是“毛制的鞋Vair”，流传至英国时被“误认为琉璃Verre”，于是她又改穿了玻璃鞋；而在中文版中，叶限穿的是“金履”，却“其轻如毛”，“大概原来还是毛制的”。周作人在考察《酉阳杂俎》时，已经对“叶限之名谊”感到困惑，又发现“其履或丝或金，或为玻璃”（《神话释义》），而未能获得确解；在上文提到的各家译文中，这只关键的鞋子也确实质料不一而千变万化。杨宪益的分析要言不烦，既足以释疑解惑，又能够以小见大，为追溯灰姑娘故事的缘起和流播提供线索。

　　对世界各地民间故事做过全面系统调研的斯蒂·汤普森认为，“全部民间故事中最著名的要算《灰姑娘》了”，不仅因为它被收入很多有影响的故事集，更因为围绕着它“还有一段悠久的文学加工史”（《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第二章《复合故事》）。而正是有赖于众多中外学人的旁搜远绍，才对这段加工史的不少重要环节做了启人深思的研讨。在此之后，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等译，李广成校，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德国学者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王燕生、周祖生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等又参考国际通行的AT分类标准编码，对这个故事加以著录和分析，使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得以借此沟通交流，并发现了更多来源各异的同型作品。尽管灰姑娘到底从哪儿来的疑惑恐怕仍将悬而不决而未能遽下断语，然而大量新资料的发现，已经充分证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而奇妙的关联。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译家之言|高继海：BBC对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电影化改编——以《理查二世》为例

　　导言

　　5月15日下午三点半，外文学院张政教授邀请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高继海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后主楼914室作了题为“BBC对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电影化改编—以《理查二世》为例”的讲座。

　　讲座实况

　　高教授首先对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作了简要介绍，点明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电影化改编的历史背景：2012年，为迎接伦敦奥运会和庆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位60周年，BBC以The Hollow Crown为总题目，将莎士比亚的四部英国历史剧Richard II、Henry IV （Part 1 & Part 2）、Henry V搬上荧幕。2016年，为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BBC还是以The Hollow Crown为总题目，又上映了莎士比亚的另外四部英国历史剧Henry VI （Part 1， Part 2 and Part 3）及Richard III。接着高教授分别放映了1978年历史剧《理查二世》和2012年电影改编版中Mowbray和Bolingbroke决斗前争执的画面，供大家对比欣赏。

　　为了更好地理解《理查二世》这部历史剧，高教授还谈及理查二世的生平经历以及在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呈现：理查二世出生于波尔多，是黑太子爱德华最小的儿子。其父及兄长先后早于祖父爱德华三世逝世，所以1377年，爱德华三世逝世后，年仅10岁的理查继承了英格兰国王王位。但理查对宠臣的依赖引起了众人的不满，1388年，许多宠臣被一群怀有敌意的贵族领导的国会宣判死刑，并强迫理查重复加冕誓词。1397年，理查开始了他的报复行动，放逐了许多和他敌对的贵族，他的堂兄亨利四世随后也被放逐。亨利的父亲也就是爱德华三世的第三个儿子死后，理查没收了兰开斯特公爵所有的土地并分给他的支持者。理查在莎士比亚剧中多是傲慢、任性、冲动的形象。

　　最后高教授为大家对比梳理了1978年的演出与2012年电影化的改编之间的关系。BBC上世纪80年代拍的这些历史剧与2012年和2016年拍的历史剧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严格按照莎士比亚的戏剧演出拍摄的，属于戏剧；后者则是电影化的，对莎剧进行了大量的删节和重组，而且增加了很多场外实景，情节更加生动。《空王冠》这个总题目出自理查二世的一段独白。电影化最有趣或者最荒诞之处可能是让一个黑人扮演卡莱尔主教，斥责Bolingbroke谋反篡权。最不可思议的是让奥摩尔为了赎罪亲自杀死理查二世，然后拉着尸体来到亨利四世面前邀功请赏。历史事实是，理查在第一任妻子死后，娶了一个只有7岁的法国公主，在他被废黜时也只有9岁。而电影改编剧中的王后是一个与理查年龄相仿的成年女子。理查和第一任妻子结婚12年没有子嗣，而在电影改编版中两人却十分相爱。以上这些例子都与莎士比亚的原剧相去甚远。

　　最后，张政老师也语重心长地提醒同学们，在做翻译实践的同时也不可忽略文学素养的培养，要做一名眼界开阔的译者。

　　高继海，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优秀专家。中国英国文学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河南省普通高校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外国文学学科通信评审专家，国家博士后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中心博士论文评审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小说、20世纪西方文论、莎士比亚等，也涉猎中国古典哲学如《易经》，古典文学如《诗经》等。出版专著5部、译著8部，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项目1项，河南省社科基金项目4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