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伪装

  #观察#如何推进国际合作体系向纵深发展?


  7月9日,由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主办、明天出版社承办的第34届全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年会在泉城济南召开。会上,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简称“湘少社”)副社长吴双英就湘少社在“走出去”方面的成就和未来的规划进行了概括发言。


  厘清跟国际出版相关的几个概念


  版权贸易、国际出版、国际合作、国际交流,这些术语经常会被出版人用到,先期将其概念区分一下,可能便于后面的讨论。


  版权贸易是出版社的常规业务之一,最早始于20世纪末期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协议》后,中国陆续买进一些图书版权,后来又开始向国外输出。从贸易逆差,到现在的贸易逆差逐渐缩小,中国的图书版权贸易也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湘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购买《青蛙弗洛格的故事》等书版权,设立了专门的版权员,洽谈版权业务,管理版权事务。


  国际出版是以国际版权贸易为基础,进而推进的图书异地跨国出版行为。一般涉及语种的转换,因而寻找好的翻译是保证国际出版质量的基础。从国外引进的图书在国内出版,需要进行一定的本土化改造;而国内的图书输出到国外,同样需要适应当地文化,以当地的语言习惯予以表达。


  国际合作本文主要指以图书版权贸易和知识产权合作为基础的国际合作,不包含工业领域的知识产权合作。除了上面提到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跨国出版,还包含国际组稿,也就是跨国组稿。这是国际合作的新潮流。在少儿出版界,以曹文轩的图画书《羽毛》的出版为代表,少儿出版界纷纷以国际组稿的方式弥补本国绘画资源的不足,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化组合,加强文化的沟通交流,提高故事的表达力和传播力。


  国际文化交流是世界各国除政治经济军事之外实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手段之一。比如国际书展、国际学术大会、国际文化沙龙等不拘形式的文化交流平台。一方面中国、中国童书界日益和世界接轨,这些交流平台可以帮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童书;另一方面中国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精神产品,也需要向世界提供展示的机会,并参与世界新秩序、新文化的重建。基于此,湘少社参与、开展的一些文化交流活动,比如“湖南文化走进芬兰”,通过政府搭建的平台,巧妙嵌入童书的内容宣传;一方面,湘少社自身积极搭建平台,使与童书相关的创作、研究、出版、传播等链条上的人更多地参与交流,推动业态的良性发展。比如我社承办的“亚洲少儿读物节”中国主宾国活动,“第十四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就是以大型活动助推行业发展。


  厘清了以上四个基本概念,应更便于我们理解国际出版工作的层次和深度。因为湘少社就是在一步步厘清这些概念的过程中,一步步推进国际出版工作的。


  构建湘少特色的国际合作体系


  湘少社是一家位于中国中部地区的专业少儿出版社。经过30多年的发展,湘少社目前拥有160余名员工,产值逾8亿元,并拥有《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暖暖心绘本》《青蛙弗洛格》等多个品牌书系,与知名作家秦文君、汤素兰、梅子涵、杨鹏、邓湘子、牧铃、周静、毛芦芦、周锐等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每年推出原创绘本、原创儿童文学、原创科普图书近200多种。在内容领域深度耕耘,在融合出版、国际出版方面积极探索,目前产业稳中有进,良性发展。


  依靠其强大的内容基础和产品实力,湘少社的版权事业也不断发展,并构建了具有湘少特色的国际出版合作体系。之所以称为体系,是因为与此相关的国际出版工作,不再是单个人和单个点的局部工作,而是应和时代的变化,从组织架构和体制机制上逐步完善,将国际出版渗透进出版工作的日常,让版权工作成为全员共识,纳入编辑日常。


  湘少社拥有《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暖暖心绘本》《青蛙弗洛格》等多个品牌书系


  首先是人,也就是组织架构的变化。从全社一人的版权经理,拓展到每个编辑室设置一名版权经理。2017年湘少社成立国际出版项目部,全面落实版权进出口工作,协调全社的国际合作业务,同时通过机制的建立、完善,推动国际合作业务常态化。湘少社的国际出版工作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来自编辑部门,又超越于编辑部门,人员结构呈现出立体分布的特点,同时开展的全员版权战略,更是让国际出版工作成为湘少共识。


  其次是书,从引进图书的变化说起。最初,引进以绘本开始,逐渐扩展到儿童文学,比如说《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就是一套以获得国际儿童文学大奖的作品为基础的大型引进书系,至今这套书仍常推常新,行销市场。然后还有教材、理论书籍等,比如被称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双璧的《书、成人与儿童》《欢欣岁月》等。现在湘少社的科普图书引进也做得很好。《大英儿童漫画百科》《爱因斯坦传》《大视野科普馆》等深受小读者欢迎。湘少社的低幼图书板块的专注力系列等,也都反响不错。引进图书覆盖多个门类,逐渐形成系统。


  再次,输出方面,湘少社以绘本为敲门砖,敲开童书的国际市场,并逐步带动儿童文学、低幼益智、古典启蒙、原创科普、人文传记等门类图书走出去。今年该社还实现了理论书的输出,比如《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就是其中之一。《小学英语》教材输出到南苏丹,也是湘少社输出图书中值得一提的亮点。该社已连续三年实现版权输出逾百种的业绩,在集团也领跑输出业绩。


  最后,随着合作半径的扩大,合作门类的增多,合作内容的逐渐体系化,让内容资源形成一个较有活力的宝库。时间的累积,让图书的品牌实力越来越强,每个品牌都可以构建一个相对立体的内容体系。不断滚动开发形成的品牌矩阵,推动湘少内容质量和市场影响力的提升。人才队伍的成熟,版权经验的积累,灵活多样的国际活动成为童书人共同的平台,整体带动资源体系成为流动的风景和智慧的源泉,并为出版社、国际合作带来取之不竭的激情和动力。


  事实证明,不断创新是做好国际出版工作的关键,因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剧烈变化,随物赋形,不断适应变化的形势才能不被局势淘汰。湘少社在构建富有湘少特色的国际合作体系后,以不断创新的方式,推动国际合作体系向纵深发展。


  推动国际合作体系多维创新


  在合作内容上,突出“为孩子讲述中国故事”、“为孩子设计创意童书”两个板块。从《汤素兰图画书系列》等童话故事、《中国民族节日风俗故事画库》等民间故事、《中国丝路故事绘》等神话故事、《杨雨讲诗词故事》等古典诗词故事、到今年刚刚输出的《讲道理不如讲故事》等励志故事,湘少社的输出图书特别注重为世界的孩子讲述来自中国的故事。同时一些新颖的创意类图书和精美的认知常识类图书,也广受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的欢迎。 


  在合作重点上,注重在输出内容中突出中国名家,在引进内容中坚持市场引领。比如湘少社输出的图书中,包含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的儿童幻想小说《王子的冒险》系列、全国儿童文学奖获奖作者邓湘子的成长小说《像风一样奔跑》、畅销童话作家王一梅的系列童话作品等。引进时则以国外是否畅销作为其重要的参考标准。我社的很多引进书经过一定的本土化加工,在国内市场依然能拥有较为理想的市场表现,跟这个引进标准有莫大的关系。


  在合作地域上,向“一带一路”国家发力。“一带一路”不仅代表一个历史性的符号,更具有发展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打造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精神。所以,出版社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方式之一,就是以国际组稿的方式进行内容创新。2016年出版的《汤素兰图画书系列》由汤素兰创作故事,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画家绘制插图,开启湘少图画书的海上丝路之旅。2017年,湘少社图画书的海上丝绸之旅,穿过东南亚,西行到了意大利。《海上丝绸之路风情艺术绘本》通过方素珍、萧袤等国内作家撰写文字,意大利、菲律宾等国外插画师绘制插图的方式,再一次实现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字和插图的友好牵手,以及不同文化思想的美好交融与邂逅,国际组稿再次展现了其生命力和现实价值。  


  在合作深度上,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湘少社的500多种输出图书先后获得“经典中国”“丝路书香”“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版权输出奖励计划”等国家走出去资金项目40余项,在不同的国家语言的翻译出版组织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引进品类从单品种合作到系列书合作,从项目合作到与国外机构的长期战略合作,引进合作的层次逐步深入。比如湘少和highlights公司因为彼此信任和深化合作,已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保证合作内容的市场规模和对读者的良好影响。在输出方面,以《汤素兰图画书系列》为例,目前已输出版权98种,语种包括英语、僧伽罗语、泰米尔语、尼泊尔语,覆盖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其中32个品种正式出版发行,《红鞋子》《挤不破的房子》《搬来搬去》《好长好长的名字》等图画书发行到英、美、澳大利亚,彰显出中国原创图画书的魅力。斯里兰卡出版的《汤素兰图画书系列》英文版、僧伽罗语版和泰米尔语版,以平装、精装两个版本发行。出版商请当地剧团将图画书故事排演成4个绘本剧,深入到斯里兰卡的各所小学巡回演出,反响热烈。


  以大型活动搭建的交流平台,助推国际合作和国际出版向纵深发展。2018年8月在长沙举办的第十四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以“亚洲儿童文学的境遇及走向”为主题,内容包括主论坛论文发表及儿童文学、童书出版产业、图画书、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等四个分论坛,优秀论文结集为《童年书写的想象与未来——第14届亚洲儿童文学论文集》出版。大会内容丰富、嘉宾众多、讨论热烈、气氛活泼,获得了业界一致好评。2018年10月30日,“湘少童书走进非洲——《笨狼的故事》阿拉伯文版签约仪式”在阿尔及尔书展举行。阿尔及尔图书展活动,开启了湘少童书走进阿拉伯地区的新篇章。湘少每年在各类国际书展上开展的“走出去”活动以多样化的形式,与合作伙伴,合作地区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深化了情感,推动了交流。


  在第14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上,湘少社实现了多部作品的版权输出:《笨狼的故事》《笨狼的学校生活》 输出至斯里兰卡,《王子的长夜》《阿莲》输出至尼泊尔


  湘少社的国际出版工作,起始于一个选题,经过近20年的发展,尤其是近年配合国家的整体文化战略和童书市场需求,积极思考,全力探索,不断创新,从图书的版权贸易起步,逐步开展国际出版和国际合作,并通过亚洲儿童文学大会等高端学术活动,主动融入国际文化交流的大潮和国际新秩序的重组中,不断编辑出版高质量的图书产品,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通过年轻高效的专业团队,扩大自己的朋友圈,日益获得童书市场的认可和国际出版同行的认同。


2019-08-02 14: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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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份锝天空

  建交70周年丨中国-罗马尼亚学术出版合作中心成果发布


  布加勒斯特当地时间2019年7月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罗马尼亚文化院共同举办的中国-罗马尼亚学术出版合作中心成果发布会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新成员授牌仪式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是庆祝中罗建交70周年的重要人文交流活动,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罗马尼亚文化院共同举办。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罗马尼亚文化院执行副主席塔洛什、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以及中罗出版界、学术文化界等近百人参加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理事长李永强主持介绍出席嘉宾。


  孙志军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中罗建交70周年,两国交往与合作走入新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罗新闻出版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中罗两国出版业应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发挥图书在增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方面的重要作用,努力成为“一带一路”国家出版合作的典范。


  塔洛什强调,罗中文化交流是双边交往中最重要、也是最活跃的部分之一,两国人民通过文化相互了解对方,中国许多古今文学家在罗马尼亚广为人知,而罗马尼亚不少作家、音乐家的名字也深深地印刻在中国人的脑海中。


  姜瑜表示,这次活动标志着中罗出版合作取得新成果,两国共建“一带一路”迈出新步伐,双方共庆建交70周年增添了新内容。


  杜鹏对中国-罗马尼亚学术出版合作中心取得的成果十分赞赏,鼓励中心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这一更加广阔的平台上进一步推广中罗双边合作成果、推动中心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


  在中罗嘉宾的共同见证下,会议现场发布了中文版《罗马尼亚史》和罗马尼亚文版《大国的责任》等多部中国-罗马尼亚学术出版合作中心成果的图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考利特出版社和鲁维科斯出版社共同签署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系列等图书罗马尼亚文版合作出版协议。


  本次会议在罗马尼亚出版界引起热烈反响,活动期间,罗马尼亚文化院、罗马尼亚作家协会等5家罗马尼亚文化出版机构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孙志军、杜鹏和李永强向新成员授牌。


  活动期间还展出了百余种中国内容图书,有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图书、人文社科学术著作、中国传统文化图书以及“一带一路”主题图书英文版和罗马尼亚文版,受到与会嘉宾与读者的喜爱。


  中国-罗马尼亚学术出版合作中心是2016年5月和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罗马尼亚文化院分别在布加勒斯特和北京互建出版和文化交流的合作平台。平台成立以来,积极开展中罗图书互译工作,其中《一个人的聚会》《幸福百分百》罗马尼亚文版图书获得罗马尼亚作家协会颁发的“杰出散文奖”。


  2017年8月,在中宣部、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教育部的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起成立了“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以下简称联盟)。2018年8月召开了“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高峰论坛,2019年3月,更名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出版合作体是多个国家的学术和出版机构参与的学术出版合作组织,以“传播优秀文化、弘扬丝路文明”为宗旨,致力于搭建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积极促进成员间作者、翻译、营销、版权信息、教育培训等资源共享。截至目前,包括中国、美国、印度、蒙古、埃及、黎巴嫩、波兰、尼泊尔、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伊朗在内的56个国家和地区,共计310多家出版商、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积极加入出版合作体。

2019-07-11 16: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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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信息#2019年中国童书博览会将于7月17-23日在北京召开


  7月10日上午,“2019年中国童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 在北京举行。本届中国童书博览会(简称“童博会”)将以“缤纷阅世界”为主题,于7月17日至23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召开。


  活动由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徐晓辉主持,承办单位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吕丹、执行方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文创中心总监孟盼以及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接力出版社的代表一同出席了发布会,向媒体介绍了目前童博会的筹备情况,并就童博会相关事宜与记者进行了沟通交流。


  此次童博会以“让中国的孩子读世界好书,让世界的孩子读中国好书”为宗旨,着力于国际出版机构的组织和原版绘本的甄选,彰显了国际化特色。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吕丹在讲话时指出:“儿童阅读是当下教育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童书博览会以倡导阅读为宗旨,以提高少年儿童阅读能力为己任,旨在激发全社会对儿童阅读的广泛关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推动儿童阅读营造氛围、创造条件。”她表示,儿童的阅读推广,特别是好读书,读好书,需要出版社、机构、学校、家庭、社区的共同努力。童博会以“缤纷阅世界”作为主题,体现了主办方对国际化的重视。


  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吕丹提到,“西城区的突出特点是首都功能核心区,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核心承载区,是北京3000多年的建城地和800多年的建都地”。童博会将致力于将大众阅读推广和西城的文化相结合,聚焦儿童阅读,用一系列的互动性、趣味性活动来激发少年儿童阅读的兴趣。


  本届中国童书博览会将整合国内外资源,发挥北京“全国文化中心”的优势和作用,特设六大主题展区,推出四大类、共计108场次阅读推广活动,其中包括关注原创童书出版业态的中国儿童阅读发展峰会、趣味横生的“童梦迷宫”、“少儿阅读之旅”打卡活动以及“邮学”西城等八场重点活动。


  今年童博会还十分注重书展的公益性,除了门票全部免费,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外,书展现场还将举办“同读一本书关爱计划”,向西城对口支援扶贫地区儿童捐赠好书。


  童博会结束后,还将开展一系列儿童阅读推广系列活动,如带着图书去旅行——“邮学”西城和向西城对口支援扶贫地区捐赠图书。这类阅读推广活动和惠民举措将作为童博会的延伸一直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童博会”,让展会的成果惠及更多市民。


  据悉,本届童博会预计迎来2万名市民参观,届时,知名阅读推广人、畅销童书作家、插画师将亲临现场,为大众呈现丰富多彩的阅读探索活动,为首都儿童打造一个通过图书放眼看世界的窗口。

2019-07-11 16: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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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兽胡

  中法电视论坛热题 | 中外影视制作如何“一拍即合”?


  “这已经是在北京举办的第三届中法电视论坛了,法国驻华大使馆一直非常重视中国的视听领域,同时我们也知道法国的业内人士愿意与中方进行合作,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市场。”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合作副参赞M.Jean-Yves Coquelin说。


  7月9日,由法国电视节目出口协会(TVFI)与法国驻华大使馆共同主办的中法电视行业高层论坛暨法国电视节目出口协会—北京见面会举行。M.Jean-Yves Coquelin在致辞中表达了对中法影视合作的积极态度。


  法国电视节目出口协会主席艾尔维·米歇尔介绍,作为影视产业出口大国,法国每年有300—400部影视作品出口到国外。面对庞大的中国市场,“法国希望未来不仅能够有更多作品进入中国市场,也希望能够与中方制作团队、视频平台等展开合作,用影视作品促进双方文化交流”。


  未来,中法两国如何更好地开展合作,促进影视文化产业交流?会上,中法两国影视专业人士分别从动画和纪录片两个领域,就如何共同发掘两国市场、深化两国影视交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动画合制:双向交流,“协议”是共同需求


  2018年9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接连发布两条征求意见稿,对加强境外视听节目引进、传播以及境外人员参加节目制作的管理做出明确要求。征求意见发出后,新规是否会影响中国动画制作方、播出平台对法国动画的引进?中法两国未来要如何开展动画领域的交流合作?是法国驻华大使馆影视专员谭凯丽关注的议题。


  在“动画2019:变化的市场”圆桌论坛环节,万童WeKids副总裁田园从自身采购经历出发,阐述了当前法国动画在中国动画市场的角色。在她看来,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形式特点,法国动画拥有较为独特的艺术气质。截至目前,万童WeKids已经与Superights、TF1等法国动画制作发行公司进行合作,引进了《小棕熊》《艾米丽》等法国动画代表作。其中,今年引进的《钢琴大师》和《迷你忍者》两部动画入围了第25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动画片,“尽管中国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值得期待的”。


  捷成华视网聚儿童娱乐及动漫中心总经理崔妍对此表示赞同,她介绍,捷成华视网聚已经与Dandeloo等多家公司展开合作,引进优秀的法国动画作品。例如,今年已经引进艾美奖获奖作品《树屋童话》进行中国版改编,并已与优酷少儿、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开心麻花等战略伙伴达成合作。


  当前,包括Hari International、Dandeloo、Mediawan等在内的多家法国动画制作公司、播出平台已与中方进行过合作。Mediawan公司国际销售副总监M.Ulrich Lagriffoult谈到,Mediawan希望能够与中方展开多维度的合作,从共同制作到共同出资,从内容创作到IP开发,中法合拍会成为未来的主要合作方向,单纯的产品出口数量将日益下降。


  在合作中交流,在交流中实现影视作品文化与影视制作水平的共同提升。圆桌论坛上,“进一步促进交流”是中法双方影视制作机构、播出平台的主要诉求。“法国创作者与中国观众交流,一方面,观众能够更好地了解作品内涵,进而发现更多优秀作品;另一方面,也让法国的创作者了解了中国观众的真实需求。”崔妍说。


  “多年来,法国动画一直坚持着多样化的作品风格。”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讲师何澄认为,当下许多动画创作走“超级写实”路线,即在人物、造型、画面上越来越与“现实”接近,而法国一直以来坚持用想象力和独特的风格创作动画作品,呈现了“非超级写实”的面貌,这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交流是双方的,是互相学习、展示自己的机会。”


  如何寻求更好的合作方式,让“文化交流”走上新的台阶,中法双方签订“合拍协议”是与会人员的一致诉求。通过“合拍协议”,双方不仅能够明确对方法律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和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内容得以顺利开发。


  纪录片合拍:寻求合作共识,让内容“一拍即合”


  随着网络视听行业的发展,视听内容储量不断增长,如今的视频平台好比一个“内容书架”,平台是“书架”,视听作品则为陈列其中的“书籍”。中国传媒大学首都传媒经济研究基地秘书长王昕认为,作品是否能够让观众从数量庞大的“内容书架”中挑选出来,关键在于其内容质量。


  如何创作高质量的纪实作品?


  近年来,国内的影视制作公司与播放平台不断进行中外合拍的尝试,纪录片也不例外。在“纪录片:采购呈下降趋势,合拍市场蓬勃发展”圆桌论坛上,与会嘉宾通过具体案例对中外纪录片的合拍方式、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国务院新闻办国际传播局监管协调处处长朱冉直言,中国政府支持和鼓励中外纪录片人深入交流、联合创作,实现互利共赢。今年4月成立的“一带一路”纪录片学术共同体便为纪录片合拍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一带一路’纪录片学术共同体致力于‘一带一路’国家纪录片资源的聚合分享,不仅提供政策支持,也会提供多元的资金支持与学术支持。该共同体的建立就是为了共同记录时代的进步,见证时代的发展。”


  作为以纪录片为主要内容的播出平台,央视纪录频道副总监史岩谈到,CCTV-9成立之初便是走国际化路线,过去通过购买成片或注入资金等方式与国外制作团队、公司合作,如今,纪录频道正在探索新的合作方式——立足于同外方共同合作,从选题策划、内容制作,到后期特效再到宣传推广,纪录频道将参与作品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在前不久的第30届法国国际阳光纪录片节上,央视纪录频道与法国制作发行机构ZED就《野性四季》合拍片举行签约仪式,摄制工作已逐步开始。


  “我刚刚从拉罗谢尔回来。在法国国际阳光纪录片节上,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反映中国当代农民生活的纪录片——《希望的田野——拉林河畔》。”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纪录片部主任沈书介绍,作为省级电视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在进行中外合作时会与国家级平台有些许不同。


  目前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主要与外方进行项目方面的合作,并已经与法国合作拍摄了《致命深海》和《沙漠星球》。其中,《致命深海》聚焦化学武器扔到海洋中后对环境的影响,在欧洲30多个电视频道播出后产生不小的反响。“合作过程中,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拍摄时要找到双方都感兴趣的点。”沈书说。


  Kwanza公司总裁M.BenjaminTernynck也分享了与中方合拍的一部关于一匹狼的旅程的纪录片。“开始拍摄前,我们就与中方进行了讨论,在开拍后不久双方达成了共识。”在他看来,拍摄过程之所以格外顺利,主要得益于双方在拍摄过程中逐渐达成的合作共识。


  “中外合拍最重要的就是寻求合作共识,除了要引进优秀的节目内容,更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拍摄’。”在朱冉看来,中外合拍的重点,在于能否找到一拍即合的题材内容,并具有一拍即合的创作理念。

2019-07-11 16: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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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如何推进国际合作体系向纵深发展?


  7月9日,由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主办、明天出版社承办的第34届全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年会在泉城济南召开。会上,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简称“湘少社”)副社长吴双英就湘少社在“走出去”方面的成就和未来的规划进行了概括发言。


  厘清跟国际出版相关的几个概念


  版权贸易、国际出版、国际合作、国际交流,这些术语经常会被出版人用到,先期将其概念区分一下,可能便于后面的讨论。


  版权贸易是出版社的常规业务之一,最早始于20世纪末期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协议》后,中国陆续买进一些图书版权,后来又开始向国外输出。从贸易逆差,到现在的贸易逆差逐渐缩小,中国的图书版权贸易也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湘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购买《青蛙弗洛格的故事》等书版权,设立了专门的版权员,洽谈版权业务,管理版权事务。


  国际出版是以国际版权贸易为基础,进而推进的图书异地跨国出版行为。一般涉及语种的转换,因而寻找好的翻译是保证国际出版质量的基础。从国外引进的图书在国内出版,需要进行一定的本土化改造;而国内的图书输出到国外,同样需要适应当地文化,以当地的语言习惯予以表达。


  国际合作本文主要指以图书版权贸易和知识产权合作为基础的国际合作,不包含工业领域的知识产权合作。除了上面提到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跨国出版,还包含国际组稿,也就是跨国组稿。这是国际合作的新潮流。在少儿出版界,以曹文轩的图画书《羽毛》的出版为代表,少儿出版界纷纷以国际组稿的方式弥补本国绘画资源的不足,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化组合,加强文化的沟通交流,提高故事的表达力和传播力。


  国际文化交流是世界各国除政治经济军事之外实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手段之一。比如国际书展、国际学术大会、国际文化沙龙等不拘形式的文化交流平台。一方面中国、中国童书界日益和世界接轨,这些交流平台可以帮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童书;另一方面中国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精神产品,也需要向世界提供展示的机会,并参与世界新秩序、新文化的重建。基于此,湘少社参与、开展的一些文化交流活动,比如“湖南文化走进芬兰”,通过政府搭建的平台,巧妙嵌入童书的内容宣传;一方面,湘少社自身积极搭建平台,使与童书相关的创作、研究、出版、传播等链条上的人更多地参与交流,推动业态的良性发展。比如我社承办的“亚洲少儿读物节”中国主宾国活动,“第十四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就是以大型活动助推行业发展。


  厘清了以上四个基本概念,应更便于我们理解国际出版工作的层次和深度。因为湘少社就是在一步步厘清这些概念的过程中,一步步推进国际出版工作的。


  构建湘少特色的国际合作体系


  湘少社是一家位于中国中部地区的专业少儿出版社。经过30多年的发展,湘少社目前拥有160余名员工,产值逾8亿元,并拥有《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暖暖心绘本》《青蛙弗洛格》等多个品牌书系,与知名作家秦文君、汤素兰、梅子涵、杨鹏、邓湘子、牧铃、周静、毛芦芦、周锐等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每年推出原创绘本、原创儿童文学、原创科普图书近200多种。在内容领域深度耕耘,在融合出版、国际出版方面积极探索,目前产业稳中有进,良性发展。


  依靠其强大的内容基础和产品实力,湘少社的版权事业也不断发展,并构建了具有湘少特色的国际出版合作体系。之所以称为体系,是因为与此相关的国际出版工作,不再是单个人和单个点的局部工作,而是应和时代的变化,从组织架构和体制机制上逐步完善,将国际出版渗透进出版工作的日常,让版权工作成为全员共识,纳入编辑日常。


  湘少社拥有《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暖暖心绘本》《青蛙弗洛格》等多个品牌书系


  首先是人,也就是组织架构的变化。从全社一人的版权经理,拓展到每个编辑室设置一名版权经理。2017年湘少社成立国际出版项目部,全面落实版权进出口工作,协调全社的国际合作业务,同时通过机制的建立、完善,推动国际合作业务常态化。湘少社的国际出版工作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来自编辑部门,又超越于编辑部门,人员结构呈现出立体分布的特点,同时开展的全员版权战略,更是让国际出版工作成为湘少共识。


  其次是书,从引进图书的变化说起。最初,引进以绘本开始,逐渐扩展到儿童文学,比如说《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就是一套以获得国际儿童文学大奖的作品为基础的大型引进书系,至今这套书仍常推常新,行销市场。然后还有教材、理论书籍等,比如被称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双璧的《书、成人与儿童》《欢欣岁月》等。现在湘少社的科普图书引进也做得很好。《大英儿童漫画百科》《爱因斯坦传》《大视野科普馆》等深受小读者欢迎。湘少社的低幼图书板块的专注力系列等,也都反响不错。引进图书覆盖多个门类,逐渐形成系统。


  再次,输出方面,湘少社以绘本为敲门砖,敲开童书的国际市场,并逐步带动儿童文学、低幼益智、古典启蒙、原创科普、人文传记等门类图书走出去。今年该社还实现了理论书的输出,比如《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就是其中之一。《小学英语》教材输出到南苏丹,也是湘少社输出图书中值得一提的亮点。该社已连续三年实现版权输出逾百种的业绩,在集团也领跑输出业绩。


  最后,随着合作半径的扩大,合作门类的增多,合作内容的逐渐体系化,让内容资源形成一个较有活力的宝库。时间的累积,让图书的品牌实力越来越强,每个品牌都可以构建一个相对立体的内容体系。不断滚动开发形成的品牌矩阵,推动湘少内容质量和市场影响力的提升。人才队伍的成熟,版权经验的积累,灵活多样的国际活动成为童书人共同的平台,整体带动资源体系成为流动的风景和智慧的源泉,并为出版社、国际合作带来取之不竭的激情和动力。


  事实证明,不断创新是做好国际出版工作的关键,因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剧烈变化,随物赋形,不断适应变化的形势才能不被局势淘汰。湘少社在构建富有湘少特色的国际合作体系后,以不断创新的方式,推动国际合作体系向纵深发展。


  推动国际合作体系多维创新


  在合作内容上,突出“为孩子讲述中国故事”、“为孩子设计创意童书”两个板块。从《汤素兰图画书系列》等童话故事、《中国民族节日风俗故事画库》等民间故事、《中国丝路故事绘》等神话故事、《杨雨讲诗词故事》等古典诗词故事、到今年刚刚输出的《讲道理不如讲故事》等励志故事,湘少社的输出图书特别注重为世界的孩子讲述来自中国的故事。同时一些新颖的创意类图书和精美的认知常识类图书,也广受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的欢迎。 


  在合作重点上,注重在输出内容中突出中国名家,在引进内容中坚持市场引领。比如湘少社输出的图书中,包含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的儿童幻想小说《王子的冒险》系列、全国儿童文学奖获奖作者邓湘子的成长小说《像风一样奔跑》、畅销童话作家王一梅的系列童话作品等。引进时则以国外是否畅销作为其重要的参考标准。我社的很多引进书经过一定的本土化加工,在国内市场依然能拥有较为理想的市场表现,跟这个引进标准有莫大的关系。


  在合作地域上,向“一带一路”国家发力。“一带一路”不仅代表一个历史性的符号,更具有发展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打造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精神。所以,出版社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方式之一,就是以国际组稿的方式进行内容创新。2016年出版的《汤素兰图画书系列》由汤素兰创作故事,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画家绘制插图,开启湘少图画书的海上丝路之旅。2017年,湘少社图画书的海上丝绸之旅,穿过东南亚,西行到了意大利。《海上丝绸之路风情艺术绘本》通过方素珍、萧袤等国内作家撰写文字,意大利、菲律宾等国外插画师绘制插图的方式,再一次实现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字和插图的友好牵手,以及不同文化思想的美好交融与邂逅,国际组稿再次展现了其生命力和现实价值。  


  在合作深度上,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湘少社的500多种输出图书先后获得“经典中国”“丝路书香”“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版权输出奖励计划”等国家走出去资金项目40余项,在不同的国家语言的翻译出版组织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引进品类从单品种合作到系列书合作,从项目合作到与国外机构的长期战略合作,引进合作的层次逐步深入。比如湘少和highlights公司因为彼此信任和深化合作,已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保证合作内容的市场规模和对读者的良好影响。在输出方面,以《汤素兰图画书系列》为例,目前已输出版权98种,语种包括英语、僧伽罗语、泰米尔语、尼泊尔语,覆盖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其中32个品种正式出版发行,《红鞋子》《挤不破的房子》《搬来搬去》《好长好长的名字》等图画书发行到英、美、澳大利亚,彰显出中国原创图画书的魅力。斯里兰卡出版的《汤素兰图画书系列》英文版、僧伽罗语版和泰米尔语版,以平装、精装两个版本发行。出版商请当地剧团将图画书故事排演成4个绘本剧,深入到斯里兰卡的各所小学巡回演出,反响热烈。


  以大型活动搭建的交流平台,助推国际合作和国际出版向纵深发展。2018年8月在长沙举办的第十四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以“亚洲儿童文学的境遇及走向”为主题,内容包括主论坛论文发表及儿童文学、童书出版产业、图画书、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等四个分论坛,优秀论文结集为《童年书写的想象与未来——第14届亚洲儿童文学论文集》出版。大会内容丰富、嘉宾众多、讨论热烈、气氛活泼,获得了业界一致好评。2018年10月30日,“湘少童书走进非洲——《笨狼的故事》阿拉伯文版签约仪式”在阿尔及尔书展举行。阿尔及尔图书展活动,开启了湘少童书走进阿拉伯地区的新篇章。湘少每年在各类国际书展上开展的“走出去”活动以多样化的形式,与合作伙伴,合作地区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深化了情感,推动了交流。


  在第14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上,湘少社实现了多部作品的版权输出:《笨狼的故事》《笨狼的学校生活》 输出至斯里兰卡,《王子的长夜》《阿莲》输出至尼泊尔


  湘少社的国际出版工作,起始于一个选题,经过近20年的发展,尤其是近年配合国家的整体文化战略和童书市场需求,积极思考,全力探索,不断创新,从图书的版权贸易起步,逐步开展国际出版和国际合作,并通过亚洲儿童文学大会等高端学术活动,主动融入国际文化交流的大潮和国际新秩序的重组中,不断编辑出版高质量的图书产品,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通过年轻高效的专业团队,扩大自己的朋友圈,日益获得童书市场的认可和国际出版同行的认同。

2019-07-11 16: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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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叙事诗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很好的载体


  电影《花木兰》预告片引热议,木兰住土楼、化额黄妆等误读都是诗歌翻译惹的祸?学者解析并建议——


  花木兰住在福建土楼中,化着宛如出土文物的额黄妆,打着太极拳,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日前迪士尼发布了真人电影《花木兰》的首支预告,立刻引发热议。从预告片中可见,电影的确拍出了花木兰英姿飒爽、奋勇杀敌的一面,但匪夷所思的场景、妆容等问题又让不少国内观众出戏。外国人对木兰生活环境、时代的误读是否来源于诗歌文本翻译?《木兰诗》在国外的电影化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有哪些思考和启示?


  外国译者感兴趣的是故事


  由众多中国影星出演、即将于2020年上映的《花木兰》是1998年上映的同名动画的真人版,也是迪士尼所拍摄的唯一一个中国故事,而这一故事的源头是北朝民歌《木兰诗》。《木兰诗》为何会被迪士尼选中?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黄福海介绍,中国古诗以抒情诗为主流,而《木兰诗》作为叙事诗更容易被西方接受,这和欧美的叙事诗传统有关,而且女子参军打仗的故事母题带有某种人类共性,也是跨文化传播的一大优势。


  《木兰诗》带有故事情节,但又不那么详细,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历来受到英语译者的青睐。《木兰诗》约在1912年出版过丁韪良(W.A.P Martin)和查尔斯·巴德(Charles Budd)两个英语译本。不过,他们都根据原诗的情节重新组织后加以改写。


  中国读者在欣赏和接受《木兰诗》时,会注重其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因此明白木兰不可能生活在福建土楼中,但对于外国译者和读者来说,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故事。外国译者在翻译中,往往还会有意无意地改易原文,以就读者。黄福海认为,《木兰诗》本身并没有提供十分明确的时代或者地理背景,在巴德的译文中,北方敌人被改译为西方敌人,胡人改译成鞑靼,“木兰不用尚书郎”改译成她拒绝接受“封地”,“对镜贴花黄”改译成头发上插花。而且,巴德把木兰替父从军的动机,说成是父亲生病,若不从军会损害他的名誉,而不是可汗的逼迫。他还在原诗的基础上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并写进译文中,比如木兰清晨趁父母熟睡时吻别父母,偷偷离去,这在我们看来很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改编,并不影响该译本在西方的传播。


  巴德的翻译是否误导了真人版《花木兰》的创作?黄福海猜测,真人版《花木兰》应该参考了翻译家许渊冲的译文。随着译者和读者对翻译要求的提高,《木兰诗》的译文越来越贴近原诗。近年来许渊冲的译文是较早出版的内容接近原诗、采用英语格律诗体的译文。此外,1967年英国汉学家傅德山(J.D.Frodsham)的译本也值得注意,电影预告片中出现的“额黄妆”显然是对诗文中“对镜贴花黄”的呼应,而在傅德山的译文中就将“贴花黄”做了准确的翻译。


  翻译要考虑五十年后的传播


  参与过动画版《花木兰》制作的美国动画制作人霍文东曾在白玉兰电视论坛上坦言,如今看来,动画版《花木兰》中的很多内容带有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为了创作《花木兰》,迪士尼的创作团队曾在1995年访问中国,尽可能地补习中国文化。“随着对中国文化的逐渐了解,我想现在去拍《花木兰》,不会再出现皇帝拥抱木兰这样不合中国传统礼法的错误。”从真人版《花木兰》预告来看,或大或小的文化误读在所难免。《木兰诗》吸引迪士尼创作的是中国故事,把故事讲好,是否就达到了文化传播的目的?


  “传播和翻译的关系很微妙,翻译得太差会让好东西传不出去,但过于精准有时也会增加传播障碍,需要恰到好处地把对方感兴趣的部分展现出来。因此,往往我们很在乎的那些文化元素,在西方译者眼中根本无足轻重。”黄福海说。从这个层面看,木兰住福建土楼还是北方民居,对西方观众来说无关紧要,反而土楼这种带有明显东方元素的建筑,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为了文化传播的便捷,是否要牺牲掉翻译的准确性?黄福海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长远计划和严肃的工作。“当然起步很重要,先要把内容传出去,但我也希望译本要有长期可读性。”黄福海在许渊冲的基础上重译了《木兰诗》,除了“明堂”“花黄”等名词的准确译释外,他还注意了声韵的翻译。“翻译要考虑五十年后人们是否还会读,能否有新的发现。诗歌翻译作为艺术品,细节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要考虑未来而不是现在的传播。”


  让优秀故事借诗歌乘船出海


  如何看待对《木兰诗》充满误读的电影《花木兰》?黄福海认为,《木兰诗》能够成功走出国门,被改编成西方读者和观众普遍接受的作品已经很成功了,但这种成功有不可复制性。为研究两个《红楼梦》译本在国外的接受程度,翻译家刘朝晖曾在美国某大学主修或辅修中文的学生中做调研,结果发现,接受调查的美国学生都没有读过《红楼梦》。而在英国某网站调查里,在“最能作为女孩子榜样的迪士尼公主”中,花木兰排名第二,足可见其流行和受欢迎程度。“《木兰诗》的成功有作品本身的因素,但更多取决于改编者。电影的传播广度是诗歌无法比拟的,其实中国的诗歌在英美的阅读面很窄,通过迪士尼电影,让木兰这一中国诗歌形象在西方家喻户晓,这是一种极大的飞跃。”


  《木兰诗》的成功尽管不可复制,但也启发翻译者应注意叙事诗翻译的领域。中国诗歌95%以上都是抒情诗,也导致翻译到西方的作品大都为抒情作品,但相比之下,讲故事的叙事诗更容易被西方理解和接受。尽管中国古诗中的叙事诗佳作不多,但少数民族诗歌中保存了大量的叙事诗。“叙事诗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很好的载体,我们应该注重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叙事诗翻译工作,让这些优秀的故事借着诗歌的语言乘船出海。”黄福海说。

2019-07-10 14: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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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份锝天空

  #案例#出版机构的文学奖如何做出影响力?


  编者按:出版业与其他行业“联谊”似乎并不少见,但专注于青年作家的跨界文学奖却并不多见。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作为一个国内知名图书品牌和顶级腕表品牌的合作,评委阵容大咖云集,奖金丰厚至30万元。那么,这项致力于鼓励青年文学创作的跨界奖项背后,其举办逻辑是怎样的?


  出版机构开设文学奖早已屡见不鲜,但首奖奖金丰厚至30万元的仍属少数,由宝珀和理想国共同举办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就是这样一个文学奖项。如果一定要为它下一个定义,那么“用丰厚的物质做精神的嘉奖”再合适不过。


  这项专注青年文学的奖项,旨在为有志文学的青年提供鼓励。尽管它非常年轻,今年才举办到第二届,但每一届都会用心邀请大咖担任评委。首届文学奖邀请了金宇澄、唐诺、阎连科、许子东、高晓松担任评委,今年的评委阵容则囊括了戴锦华、黄子平、贾樟柯、路内、张大春等诸多文化界“大咖”,用全新面孔为奖项注入了新的生机。


  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背后是两家截然不同的品牌,一是国内知名图书品牌理想国;二是顶级腕表品牌宝珀。一家出书,一家专注腕表,这两个品牌究竟是怎样实现跨界合作创立奖项的呢?


  专注青年文学,挖掘真正创作者


  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于2018年举办,由于评委阵容兼具权威性与知名度,再加上丰厚的奖金设置、理想国本身平台的积淀,吸引了众多作家参与。决赛入围者中还出现了张悦然、双雪涛、阿乙等知名作家的身影,话题不断。理想国方面透露,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有百余部作品参选,远超其预期。在文学奖要求必须是已出版作品的前提下,还能拥有如此之多的参选作品,理想国方面直言是个惊喜。此外,理想国方面预估第二届的参选作品数量将不多。


  在问及为何要求参选作品已出版时,理想国方面表示,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并不面向文学爱好者,而是针对那些有志于文学创作,已经展露出一定实力、具有持续创作更好作品潜质但还没有受到相应认可的青年作家,他们才是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真正想要鼓励的对象。


  而这其实也跟宝珀和理想国举办文学奖的初衷“打破现状,为青年写作者,创造另一种机遇和可能”相符。


  到底想要打破什么现状?理想国方面表示,如今为世人所认可的作家多为50后、甚至60后,且他们的代表作大多诞生于青年时期。换言之,青年时期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是人生的黄金期,是最需要也是最值得鼓励的时期。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就是出于鼓励青年文学创作者的宗旨而设立的。


  首届文学奖的最终获奖作者为王占黑,她凭借作品《空响炮》获得最终大奖,声名鹊起。对于青年作家而言,比起30万元经济上的支持,更加可贵的是能通过奖项走到大众面前。


  第一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由王占黑获得


  为了让青年作家更好地发声,在首届文学奖结束之后,宝珀和理想国还借助文学奖的“余温”,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召开了两次青年文学论坛。第一场青年文学论坛的主题是“一百多年后的文学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论坛邀请了入围作家张悦然、双雪涛共同谈论文学和创作。第二场文学论坛在上海举行,邀请了获奖作家王占黑和入围作家沈大成,论坛主题为“在日常与幻想之间”。


  理念一致,明确分工


  一家图书策划机构为何会选择一家商业品牌连手举办文学奖项?归根到底,是因为二者有着相近的文化内涵。理想国方面表示,理想国身为国内知名的图书品牌,拥有不俗的文化品位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宝珀虽是一家商业品牌,但多年来深耕文化领域,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基础。


  在核心内涵相似的基础上,双方达成一致的评奖准则也是理之自然。在筹办文学奖之初,制定评奖规则时,双方召开了无数会议探讨各方面问题,参评规则的细节、评审委员的邀请与轮换、得奖者当天上午在终评会选出并在上午公布等奖项特色都是反复讨论之后的结果。为了保证奖项的公正性,评委会中不设置奖项举办方代表,这也是双方共同认定的结果。


  理想国表示,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大奖,比如布克文学奖、百利女性小说奖等,背后都有商业机构的支持。商业属性与文化属性并不矛盾,行业的差异性影响不了核心理念的一致。只要最核心的东西是一致的,顺利合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结果。


  在奖项的举办过程中,理想国与宝珀共同成立评奖办公室,调动各自的优势资源。宝珀负责一定程度的资金支持,而理想国主要负责文化资源上的联络,双方通力合作,共同进行准备筹划、信息咨询、辅助评委评奖等事务性工作。


  通过举办文学奖,理想国积累了一定作者资源,而宝珀基于此也推广了品牌知名度,深化了文化内涵。可以说,这是一次互惠共赢的尝试。


  拓展奖项,衍生文学平台


  提及未来,宝珀和理想国都不想让奖项止于评选的流程上,而是更希望借助这个文学奖项,延伸出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学平台。


  理想国计划长期推动和发展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使其成为华语言文学重要的奖项之一,推动青年华语写作,不断摸索各种交流形式的可能性。正如梁文道所言:“文学奖是宝珀和理想国为当代中国创作者提供的嘉年华,而这个文学奖更属于一个长期规划的青年文学论坛。”


  总结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举办经验,不难发现,两家身处不同行业的品牌要想联合创立奖项,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找准定位,奖项设置须与品牌调性相符。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因为参与者与理想国本身的读者有较大程度的重合。理想国作为国内知名图书品牌,本身就受到众多文化界人士的关注,再加上每年富有话题性的评委设置,吸引力十足。


  其次,一致的文化理念是合作的前提。虽然身处不同行业,但是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成功举办证明,只要文化理念一致,一切合作都有可能。此外,在分工方面,需要发挥双方优势。在实现互补的同时,通力合作。


  最后,对于公平的坚持是奖项成功的重中之中。对于公众舆论而言,公平是一个奖项是否具有权威性的最重要因素。因此,评选举办方无论是在规则的制定或是评选过程中都须时刻注意这一点。比如,出于个人喜好的考虑,宝理想国文学奖的评委每年都会轮换。

2019-07-10 09: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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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暧

  海子离世30年作品仍流传:今天,你因何读诗?


  1989年1月,诗人海子写下一首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可谁也没想到,就在当年3月26日,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此后30年的时间里,他的名字像一个文化符号,在中国诗歌史上越来越清晰。


  海子刚进北大时在北京某公园留影。查曙明供图


  海子其人


  海子本名査海生,自小在农村长大,家境并不富裕。他很早就表现出了对文字的兴趣。母亲见了,便想方设法寻来一些旧报纸、书籍,启蒙他认字。


  年纪虽不大,海子却早早在村子里有了“神童”的美誉。他的弟弟曾撰文回忆,海子具有超常的记忆力,读书特别勤奋,即便在寒冷的冬夜,也要坚持看书。


  15岁时,海子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约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那时也是诗歌比较流行的时期,出现了舒婷、顾城等一批青年诗人。


  不久,海子写出了成名作《亚洲铜》,一时成为诗歌爱好者们瞩目的焦点。诗人雷格与海子是校友,他回忆,自己上学时海子已经毕业了,但每年的未名湖诗歌朗诵会,海子还会和西川一起回校来读诗。


  每当海子有了新作品,便会有人把它抄在笔记本上,在喜爱诗歌的学生们中间流传。对雷格们来说,那时海子已经是头顶光环的人物了。


  短暂的一生


  而今,在许多人眼中,海子尽管人生起点不高,但无疑还算顺利:考入大学、挣得一个安稳工作,还成为当时小有名气的诗人……如果就此发展下去,前途无疑一片光明。


  但是,在30年前的3月26日,海子却选择了以自杀这种方式来告别人世。据说,当时他身边带着四本书,还留有遗言“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从出生到离世,海子只在人间度过25年光阴。有人统计,在大约7年的时间里,海子创作了近200万字作品,在其离世后结集为《土地》、《海子的诗》和《海子诗全编》等出版。


  他写出过流传至今的句子“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此再不提起过去,痛苦或幸福,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甚至一首诗的名字“以梦为马”,也成为时下年轻人援引的热词。


  “可以说,在上世纪80年代写诗的北大学子中,海子影响很大。他的一生虽短,但留下了大量富有感染力的诗歌。”雷格回忆道。


  “他的生命和诗歌之间没有距离”


  30多年前,海子有名气,但并不像现在这么知名。在雷格看来,如今,海子和他的诗似乎成了装饰和点缀小资文青生活的文化偶像和流行元素,而他本人,也成了一个文化符号。


  那么,海子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诗人吗?或者说,他的诗为什么在今天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英国诗人奥登曾提出过对“大诗人”的评判标准:一是多产;二是他的诗在题材和处理手法上要宽泛;三是在观察人生角度和风格提炼上要显示出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四是在诗的技巧上必须是个行家;五是尽管其诗作早已经是成熟作品,但其成熟过程要一直持续到老。


  奥登认为,只有具备上述五点其中的三四点,才能叫做“大诗人”。雷格认为,除了因为海子早早离世,导致第五条无法评判外,其余四条都基本符合。所以,他的诗歌流行起来很自然。


  “海子诗歌有弱点。他性格上有急躁的一面,有时候写东西没写完就失去了兴趣,就会扔掉。”诗人西渡说。“但海子无疑是个大诗人:他的生命和诗歌之间没有距离,他的诗可以说是最恰当地反映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品质。”


  《海子抒情诗全集(评注典藏版)》一书的评注者陈可抒则认为,海子的诗有许多值得学习、有意思的东西,比如一些小诙谐、小心思……无论是诗歌技巧上的细节,还是它给予人心灵上的震撼与享受,都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慢慢体会。


  今天,你因何读诗?


  在人们纪念海子、称颂其作品的同时,诗歌在今天却露出了日渐寂寞的趋势,显得很小众。以至于常常有人发问,今天我们还有什么必要读诗?


  “历史上,诗歌其实一直与我们同在,甚至比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更早进入人类的生活,譬如《诗经》。”雷格说,生活中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背诵几句唐诗宋词,诗歌已经成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修养的一部分。


  诗歌给了人们抒发感情的渠道,也给了人们观察世界、认识生活的角度。海子便在诗中表达过对自然、生活的热爱,在今天仍然能够引起共鸣。


  “当下社会节奏极快,诗歌从本质上说却是一种慢。它是治疗‘快病’的一副‘慢药’。”雷格依然以海子的作品举例,“他的诗中也有乡愁,有对现代城市生活的不适感……这对今天离家的学子、打工者来说,仍然是莫大的精神慰藉。”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诗歌也是打开想象空间的一种有效方式。雷格说,即便从最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多读读诗也能提高艺术鉴赏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这是一生受益的”。 

2019-03-26 09:4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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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章艳:中国古诗意象审美情感英译研究


  一、引言


  意象和音律被称为中国古诗的两大要素,中国古诗尤其是抒情诗中包含了丰富的意象。这些意象是表达情感的重要载体,经过历代诗人沿袭使用,被赋予某种特殊的情感意义,逐渐成为一种审美情感符号。国内学者对中国古诗意象已有深入系统的研究(陈植锷 1990;袁行霈 1996),相比之下,翻译理论界对于意象翻译虽然也有关注, 但由于受到语言学研究路径的影响,在进行翻译批评时往往倾向于采用原语文化中心的视角,预设译入语读者和原语读者一样能够理解意象中沿袭的情感意义,对意象情感意义的跨文化阐释缺乏自觉的理论探讨。


  作为与西方文化未接触交融前的文学作品,中国古诗在展示中国民族特征和思维方式方面具有现代文学作品不可比拟的优势。古诗中丰富的意象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古人 “ 天人合一 ” 的哲学思想以及 “ 物我同一 ” 的类比思维方式,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中国人。如何把中国古诗意象这一重要的情感符号进行跨文化阐释,不仅具有诗学意义,更具有现实的文化沟通意义。中国古诗中的意象是诗人的思想情感和物象的结合体,这种结合有其物质基础,并非虚构,如果能够从产生意象的物质环境、心理状态和文化背景诸角度来理解意象中审美情感的生成和沿袭机制,将有助于对意象的理解和阐释。本文从 “ 异质同构说”和“民族文化心理”两个视角分别讨论意象审美情感的生成和沿袭,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意象提出相应的跨文化阐释策略, 旨在为中国古诗意象的翻译研究补充新的理论视角和依据。


  二、中国古诗意象审美情感的生成:“异质同构说”


  物象是意象赖以存在的要素,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想,就要受到两方面的加工: 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因此可以说,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袁行霈 54)。这段文字明确表达了意象中“意” 和“象”之间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的关系,但更多地是强调诗人的绝对主体性,物象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事实上,在诗歌创作中,诗人对物象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物象本身的物理表现性,这种物象与诗人的情感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表现性,这正是“异质同构说”能够提供的崭新视角。


  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代表人物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一书中提出了“异质同构说”。他指出,所有事物都具有表现性,而造成表现性的基础是一种力的结构,这种结构之所以会引起我们的兴趣,不仅在于它对拥有这种结构的客观事物本身具有意义,而且在于它对于一般的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均有意义。上升和下降、统治和服从、软弱与坚强、和谐与混乱、前进与退让等等基调,实际上是一切存在物的基本存在形式。这些基调既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中,也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 既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也存在于自然现象中。这种推动我们情感的力,与那些作用于整个宇宙的普遍性的力,实际上是同一种力。认识到这一点后,我们就可以意识到自身在整个宇宙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整个宇宙整体的内在统一。他认为我们的眼睛能够自动地创造出一种适于对所有的存在物进行分类的方法,这种知觉分类以表现性作为标准,人类社会就可以与自然界的事物归并为一类,那些具有同种表现性质的树木和人就可能被归并到同一类。他认为一种真正的精神文明,其聪明和智慧就应该表现在能不断地从各种具体的事件中发掘出它们的象征意义和不断地从特殊之中感受到一般的能力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赋予日常生活事件和普通的事物以尊严和意义,并为艺术能力的发展打好基础(阿恩海姆 620-622)。


  很显然,这种“异质同构”的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已蕴含在“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物我同一”的思维方式之中,这足以表现中国古人的智慧。中国古诗中广泛运用的自然意象就是“异质同构说”在诗歌中的体现。意象中的“意”与“象”, 一个是审美主体的感知,另一个是审美客体,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两者的结合却形成了两者之间的同构关系:创作之初,诗人选择与自己心理结构相同的自然物象来组织诗歌,寓情于景,寓情于物;读者在欣赏诗歌的审美过程中,能够识别意和象之间的同构关系,对诗人创造的意象产生情感共鸣。例如在“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宋·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中, 春山(物理世界)与人的“笑”(心理世界)虽不同质,但它们的力的结构是相同的, 都属于“上升”的类型,因此,“春山”与“笑”就是异质同构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与沟通,产生了“春山淡冶而如笑”这样的美好诗句,给人以审美的快感(童庆炳98)。


  有学者指出,“人类的思维、认知和理解都是基于现实世界的,这才形成了人类的基本思维”,并且“我们有相同和类似的生理器官、感知能力和认知能力,这就决定了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具有共通的思维,这是人类能够交际、理解和互译的认知基础”(王寅 15-20)。意象的产生正是基于人类对自身和现实世界的体验,对于不同的读者来说有着共同的物理、生理和心理基础。因此,中国古诗意象所表达的情感不仅仅是诗人的个人情感,而是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审美情感。


  “异质同构说”在人类情感和外物之间建立了内在的联系,既关注到了主体情感, 又强调了客体的作用,对我们理解诗歌中的意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于诗歌译者或诗歌翻译评论者来说,“异质同构说”是探究意象审美情感生成的有效视角,有助于避免翻译中的理解、表达和评论趋于主观化或模糊化,做到有据可依。


  三、中国古诗意象审美情感的沿袭:民族文化心理


  “异质同构说”对于中国古诗意象的解释力在于通过感知物象的自然属性来把握诗人的情感表达。但是,中国历代诗人不仅把自然物象与人的情感作类比,而且把自然物象与人伦道德作类比,或者是把某种汉民族特有的价值观附加在自然物象上,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异质同构说”的解释范围。这是因为,词语的意义并不与客观世界的对象直接相联结,而是与人们关于对象的观念相联结。这种观念,不同的民族可能不同,同一语言共同体内不同的集团甚至个人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一些相同的自然物象在不同文化中引发的审美情感可能完全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中赋予某些特定事物以特定的内涵,文人以这些特定的事物入诗入画,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岁寒三友中的“松”,中国文化赋予它“坚韧挺拔” 的性格,“竹”则是“刚正有节”的象征,“梅”则具有“傲霜斗雪”的风骨。这种将自然物比拟成人格的审美方式,是中国人特有的关于自然的美学理论观点,在西方文化中虽可以对应于类比思维,却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习惯于理性思维的西方读者会与中国读者产生相同的审美感受。


  我们以“竹”为例来解析意象的社会文化属性及其蕴含的审美情感。“竹”的物理形态表现为中空有节,在中国文化中,竹子空心象征为人虚心,生而有节象征人的气节,这与文人的人格追求之间产生心物同构,因此深受中国文人的喜爱。历代以“竹” 为意象的诗,多表达诗人刚直不屈的情操。古代一些文人墨客远离红尘,隐居遁世, 常常以竹林为解脱之地。通过历代文学作品的沿袭使用,“竹”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审美情感符号,而以理性思维为特征的西方人却很难理解这种情感象征意义。①


  我们应该认识到,物象被赋予某种社会文化属性与“异质同构说”不无关联,但却超越了“异质同构说”的物理和生理层面,进入了民族文化心理层面。中国人之所以用竹子的挺拔有节来比喻君子的刚正有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能够在物质层面找到类比的依据(以竹的挺拔比喻人的正直不阿),但这种物质层面的“同构”关系不足以使竹子成为一个象征品格高洁的情感符号,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汉语言文字的多义性和含蓄性(“节”既可以指竹节,又可以指人的气节)以及历代文人对这一情感符号的不断沿袭使用。因此,当我们今天读到“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时,领会到的就是作者不随波逐流的决心。这说明, 意象审美情感的生成虽然始于物象的表现性与情感的契合,但这种审美情感在文学中的沿袭依靠的是社会文化的传承。


  从上文可以看出,中国古诗意象的审美情感具有不同的维度,能否传递诗歌意象的情感意义不是一件可以想当然的事情,在翻译时应该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下文将针对不同类型的意象提出相应的跨文化阐释策略,对中国古诗意象审美情感的跨文化阐释及其有效性进行讨论。


  四、中国古诗意象审美情感的跨文化阐释


  “ 意象” 是“ 意” 与“ 象” 的统一,因此,意象翻译中,最为关键的是要保留“ 意”(情感)和“ 象”(物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可能是情感与物象之间的“ 异质同构” 关系,也可能是因为历代诗人的沿袭使用而产生的具有独特文化意义的联想。在第一种情况中,如果某一意象在译入语中具备与原语相同或相似的情感表现力,那么这个意象可以保留;在第二种情况中,某一意象在进入译入语文化后无法保留原语中约定俗成的情感意义,甚至会产生错误的联想,那么译者就要考虑替换意象或者略去意象。归根结底,“ 象 ” 是途径,“ 意 ” 才是目的。因此,在翻译意象时,通常会出现的两种情况是:一是保留原诗中“ 象” 及其表达的“ 意”;二是为了表达原诗的“ 意” 在译诗中易 “ 象 ” 而译。


  4.1 同心同理,同象同意


  有学者以动植物共同的基本结构 —— 细胞来与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象进行类比, 认为中国古代诗歌中存在一些共同的基本结构单位,那就是诸如 “ 落花 ”、“ 流水 ”、“ 莲花 ”、“ 荷花 ”、“ 春 ”、“ 暮 ”、“ 风 ”、“ 雨 ” 等等具有特定含义的意象,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它们是使用共同语言的人类的共同感情在深层意识中的长期积淀(陈植锷 9)。意象作为不同于一般物象的文学形象,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它所产生的情感表现和审美意识不仅可能在同一文化中延续,甚至也可以打破文化界限。在中国文化中,“ 落花 ” 给人的印象是对美的留恋,它激起的情绪是惆怅和忧伤,使人想起春天的消逝、流水的无情和风雨的摧残等等这样一些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永恒存在的情感和现象(陈植锷 5)。在西方文化中,花同样是美的象征,西方诗人虽不像中国诗人这样普遍以我观物,但 “ 落花 ” 与 “ 伤逝 ” 或 “ 伤春 ” 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英国女诗人利蒂希亚·伊丽莎白·兰登(Letitia Elizabeth Landon)写过这样的诗句:It is most sad to watch the fall/Of autumn leaves!--but worst of all/It is to watch the flower of spring/Faded in its fresh blossoming! (Landon)。《圣经》中也有关于花草易摧的例子:“All men are like grass, and all their glory is like the flowers of the field. The grass withers and the flowers fall, because the breath of the Lord blows on them. Surely the people are grass. The grass withers and the flowers fall, but the word of our God stands forever”( Isaiah 40:8).②《圣经》中的很多形象早已成为西方文学的原型,上述引文证明西方文化中关于 “ 落花 ” 的审美情感与中国文化类似,这为在英语中直译“ 落花” 这一意象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例如, 李煜《浪淘沙》中的 “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以下两位外国译者都采用了直译:


  译文一: Flowing water, flowers falling, and spring gone all away:


  There is heaven; and there is the world of men.( Bryant 译 )


  译文二: Flowing water, fallen blossoms— spring has gone away now, as far as heaven from the land of man.(Watson 译)


  上面两个译文中的 “ 落花 ” 直接用 fall 与 flowers、blossoms 搭配,都未对其中的审美情感另加阐释,其依据就是 “ 同心同理,同象同意 ”。也就是说:当汉语文化和英语文化存在相同的事物,且该事物给两种文化中的人带来相同的心理感受,即物理现象、心理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内部张力结构都类似时,翻译时应该保留原来的意象,并能够再现其审美情感。


  4.2 文化差异,以情释象


  在中国古诗中,有些意象并非一定是实有之物,而是诗人借用某些具有现成意义和习惯用法的语词来表达某种特定的思想感情,这是意象的递相沿袭性(陈植锷 164)。以 “ 飞蓬 ” 为例。王维的五律《使至塞上》“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 中的“ 征蓬 ” 就不是实有之物,理由是:王维奉使出塞是开元二十五年春天,如果说 “ 归雁入胡天” 还可以算写实的话,作为秋天特有的景物“ 征蓬” 突然出现在春天的图画里, 只能是一种递相沿袭的意象(陈植锷 165)。“ 飞蓬 ” 枯后易折,随风飞旋,能够产生“ 野外飘零,身不由己 ” 的情感同构关系,因此在历代诗歌中常用来象征 “ 无奈、哀愁和悲叹 ” 之意。“ 同构 ” 关系对于这样的意象虽有一定解释力,但对于今天的大多数汉语读者来说,如果没有注解的帮助,一般已难以确切了解其中的情感意义,更不要说是其他语言文化中的读者了。可见,对于这一类的意象来说,“ 异质同构说 ” 的解释力已经不够,译者要意识到这一类意象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语际差异,自觉充当阐释者,揭示其特殊的审美情感。我们以李白的《送友人》为例,看看不同的译本在揭示 “ 孤蓬” 这一意象的审美情感方面的差异。先录原诗:“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 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诗中意象丰富,


  “ 青山”、“ 白水”、“ 浮云”、“ 落日” 和“ 班马” 都是存在于诗歌场景中的实有之物, 此情此景中,这些意象在英汉两种语言中能够产生类似的心理感受,属于上文讨论的“ 同心同理 ” 的意象。但 “ 孤蓬 ” 即前文所说的 “ 飞蓬 ”,诗中用来比喻即将远行的朋友, 并非实物,因此它所蕴含的是一种沿袭性的情感意义,属于递相沿袭的意象。吕叔湘在《中诗英译比录》中收该诗的译诗共七式(吕叔湘 131-133), Giles 将 “ 孤蓬 ” 译作 “one white sail alone”,Fletcher 译作 “your lone sail”,这两个译法显然是因为译者根本不知 “ 孤蓬 ” 为何物,因此出现了误译,本文对此不做分析。另五个译本对 “ 孤蓬 ” 的理解正确,但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其表达效果也各不相同,限于篇幅,这里仅对庞德、小畑熏良 (Obata) 和许渊冲的译诗进行比较:


  译文一:Here we must make separation


  And go out through a thousand miles of dead grass. ( 庞德译 )


  译文二:You go ten thousand miles, drifting away Like an unrooted water-grass.(Obata 译)


  译文三:Here we bid each other goodbye,


  You’ll go a thousand leagues alone.(许渊冲译)


  任何译者在翻译诗歌时都已经具有一定的 “ 前判断 ”,包括对语义的理解、对情感的体悟以及自身翻译时可能存在的动机或意向。庞德是美国意象派诗人领袖,他对“ 孤蓬万里征 ” 的理解并不准确,但他的“dead grass” 这一意象表达了诗人和友人离别之后生活了无生机的惆怅,自身获得了完整的情感意义,体现了译者的诗学意向。小畑熏良是世界上第一部李白诗集的英译者,虽然是日本人,但从小开始学习汉语,孩提时代就能背诵一些李白的短诗,在美留学期间更是把李白诗集常带身边。他研读比较了翟理斯、克莱默 - 宾、庞德、韦利、洛厄尔等人翻译的李白诗歌,在翻译中还获得了冯友兰等中国友人的帮助(Obata ix-xi)。就这里的 “ 孤蓬 ” 而言,他显然准确了解其象征意义,因此用 “drifting away” 和 “unrooted” 明示了漂泊之意,将 “ 孤蓬 ” 虚化为一种水草。许渊冲深谙 “ 孤蓬 ” 的情感意义,直接以 “you” 替代,意义明晰但舍弃了形象,终有缺憾。在 2004 年出版的《中国古诗精品三百首》中,许渊冲将这两句诗重译为:Here is the place to say goodbye; You’ll drift like lonely thistledown。他用 “thistledown” 来代替 “ 飞蓬 ”,“thistledown” 是 “ 蓟花的冠毛 ”,英语中指的是 “a very light soft sub- stance that contains thistle seeds and is blown from thistles by the wind”,这不仅是英语读者更为熟悉的物象,与 “ 飞蓬 ” 在物质层面也非常接近。但由于 “thistledown” 本身并无 “ 飞蓬 ” 蕴含的漂泊之意,许渊冲用 “drift” 和 “lonely” 提示了其中的情感意义,不失为一种更为周全的对策。


  通过以上对 “ 孤蓬 ” 英译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具有沿袭性文化心理和审美情感的意象而言,译者要充分意识到文化心理的差异,不能死板地保留原有的意象, 那样只会造成 “ 译犹未译 ” 的接受效果。译者要深谙意象所表达的情感意义,用译入语中具有相同或相似表现力的意象来替代原语中的意象,并以情释象,揭示出意象蕴含的沿袭性情感意义。这样的对策对于跨文化阐释来说是必然的选择,译者必须担负起阐释者的责任。


  五、结语


  诗歌意象翻译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转换问题,尤其是从译文读者角度看,诗歌意象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符号转换、意义再现或物象移植,而是富有情感和审美价值的意象整体在译文文学作品中的再创造过程(李玉良 10)。意象所表达的审美情感远比意象的所指意义重要,忽略了情感意义,“象”即为“死象”。


  中国古诗意象的翻译研究要善于吸纳文学界和美学界对这一话题的研究成果,以中西诗学、中西文化心理比较为前提,探讨中国古诗意象翻译的有效策略。本文尝试用“异质同构说”从心理层面来解释中国古诗意象审美情感的生成,从社会文化层面讨论了意象审美情感的沿袭,并对不同类型意象中审美情感的跨文化阐释进行了讨论。中国古诗意象的审美情感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课题,本文只涉及了与物理表现性有关的意象,还有一些与语音(如“柳 - 留”、“亭 - 停”、“莲 - 怜”)、典故(如“高山流水”、“庄周梦蝶”)和神话(如“杜鹃”、“青鸟”)有关的意象将另行讨论。归根结底,意象是中国古诗中表达感情的重要载体,如果只停留在物象的层面,对于理解中国古诗的深刻意味是极大的损失。

2019-02-20 16: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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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面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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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诗殿堂》刊登高端诗作。稿件一经录用,将被译成英语,用汉英双语纸质书刊形式出版,在世界上主要国家发行。来稿可自带英译文,但保留修改权。来稿推荐自行提供高质量英译(同时提供译者简介),优先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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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殿堂》编委 201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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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face to the Debut Issue


  The invention of the internet has facilitated instant online posting. This has catalyzed the revival of poetry writing, which has furthermore revitalized the rapid emergence of poetry magazines. As a contrast, however, overseas Chinese overall are still dormant to this new burgeoning, although there is no lack of poets among them. Therefore, it’s a demand of time for them to set up a platform of their own to publish their poems. Hence this poetry journal. 


  Poetry Hall is a none-profitable journal that aims at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all Chinese, especially for all overseas Chinese, to publish their well or excellently written poems; Poetry Hall is a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journal that aims at introducing well or excellently written Chinese poetry,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world and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world. Our criterion for selecting contribution is quality; our specialty is bilingual, using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to publish poems. Our philosophy is: Poetry is the voice from the heart. Therefore, we advocate poetry that comes from the bottom of poets’ hearts, that is rich in substance, and that conjures up vivid images and suggests cherished artistic conception.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of poetry writing. It has been about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years since its first poetry book The Book of Songs came out. During this period, just like stars never stay still, the Chinese poetic forms have undergone some changes, from the free tonal-patterned classical poetry, to the strictly tonal-patterned classical poetry, and finally to the modern-Chinese-language-engendered modern poetry. To present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poetic culture, Poetry Hall accepts the contribution of all well and excellently written poems that are fresh in language and active in content, regardless of their forms and genres, with the focus on newly written modern or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ms, along with newly created free tonal-patterned and strictly tonal-patterned classical poems.


  Plum blossoms emit scent in cold weather;


  A sword sharpened through repeated stoning.


  A good wording conjures up wind and rain,


  A great poem moves gods and immortals.


  Let‘s translate into practice these ancient Chinese poetic maxims and strive together, to make the journal worthy its name.


  Poetry Hall


  September 1, 2018

2019-02-20 16: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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