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由张丰毅和斯琴高娃主演的电影《骆驼祥子》剧照。

　　解放后的“节录本”和“修订本”

　　首先应该“回到最初的老舍那里，读出老舍的初衷”。 《骆驼祥子》有多个版本，改变最大的是在1949年之后：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老舍选集》，老舍在自序里称收入的《骆驼祥子》为“节录本”，书末注“据《骆驼祥子》删节”。据统计，此节录本较之初版本，共删一百四十五处。其中第十章、第二十四章全部删去。初版本有十五万七千多字，删去近七万字，只剩九万多字。所删除的内容多是风景风物的描写，关于祥子的心理描写及其他人物的叙述;1952年1月晨光出版公司出了《骆驼祥子》的改定本四版，前二十三章保持原貌，第二十四章只留最后八个自然段作全书结尾;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骆驼祥子》修订本，附老舍写的《后记》。这次修订除了订正初版本的误植外，加了七十二条注释，即就书中的一些方言、俗语、人名等作简要脚注，还作了九十余处文字修改。删除的主要是有关性的内容、阮明的故事和祥子的堕落等。

　　虽然我们承认，作家的创作思路也处于不断变更之中，每一个“版次”(包括其修改)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这主要还是针对那种没有外在压力的自主选择。相反，如果慑于某些外来压力不得不调整，我们则有必要还原最初的构想，在那时候的构想之中，可能才能看出作者试图要传达的东西。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巴金、曹禺、钱锺书、叶圣陶、杨沫、丁玲等大批作家都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除了像叶圣陶等为了艺术上的提高外，多数作家都是作了内容上的修改以适应时势。《骆驼祥子》自然也受制于这样形势，它的“节录本”与“修订本”并不能够真实体现老舍的意图。所幸的是这一局面终于在新时期以后逐步获得了改变。1980年代舒济编辑《老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1月至1991年5月)，第三卷收入《骆驼祥子》(1982年5月版)，这个版本“都根据初版本校勘，并增加一些必要的简注”，大部分恢复了《骆驼祥子》原貌。但仍有四处被修订本删去的初版本的内容没有补上，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的《骆驼祥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老舍作品经典》，其中第二卷收入的《骆驼祥子》，这个时候，就完全恢复原貌。从总体上看，今天我们读《骆驼祥子》，可以从舒济编辑的《老舍文集》以及后来的《老舍全集》《老舍作品经典》中选择，它们都能够反映出老舍先生创作的原初面貌。

　　一个至今仍未结束的故事

　　那么，当代中国人还能够从这部大半个世纪以前的作品中读出什么呢?在这个人力车夫早已经消失了的时代，连“骆驼”也已经只出现在动物园的铁栅栏之内，供孩子们远距离欣赏，我们还能够理解“骆驼祥子”的故事吗?我想起了学者赵园先生的概括。她说，《骆驼祥子》写的是一个破产农民如何逐步市民化的过程。这其实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延续了近百年的故事，至今并没有结束。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现代中国发展遇到的问题：传统乡村经济的衰退，城市化进程的开始，大量的中国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生活中重新寻找自己的生存方式。老舍小说中描写的故事——一个“农村人进城的故事”在今天依旧有生活土壤。

　　祥子就是这样一个“农村人进城”典型。老舍告诉我们：祥子“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他在城市里的奋斗，想买车，靠拉车生活，就是在城市找到一份生存的技能，完成自己从农民到城市人的转换。小说多处(在作品的开头和大部分篇幅中)告诉我们，进城之后的祥子依然保留了农民的特点，农民的习惯、趣味和生活方式。甚至，他也是这样来看待生存工具——洋车的。老舍说：“他的车能产生烙饼与一切吃食，它是块万能的田地。”但问题是，祥子的这种身份的转变是否顺利完成了呢?小说后半部写到，祥子似乎失去了他所曾拥有的农民的特征。但是他却成为了城市边缘的游荡者——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稳定的职业，流动性很强的人力车夫职业，其收入和生活来源都没有真正的保障。甚至，也最终没有属于自己的拉车工具，而且，作为人力车夫这一体力活儿，他竟然也失去了基本的条件——健康的身体。那么，作为先前的身份——农民，他还保留了什么呢?农民依赖土地为生，也拥有与城市人相区别的朴素的乡村道德，祥子如今没有了土地。但更为糟糕的是，他最后却成了一个吃喝嫖赌、出卖朋友、没有廉耻的城市混混，小说的最后一个镜头是祥子在街头捡烟头，也就是说，最后，祥子什么也不是了，他失去了农民的质朴和德行。

　　总之，《骆驼祥子》表现的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最典型的故事：农村人进城。老舍生动地展现了这一“进城”的艰难性、悲剧性。老舍的表达是否准确呢?只要看一看中国乡村城市化进程长期处在艰难的摸索之中，农村人进城不得不面临各种的社会矛盾和困扰，我们就能够理解老舍对问题捕捉的敏锐和深度。他的确揭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演变的极其重要的事件。

　　《骆驼祥子》的跨时代价值

　　《骆驼祥子》被删节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中对“革命者”的描写。

　　受难的祥子与“革命”故事的联系是必然的，就像现代中国离开土地的农民很可能成为“革命”的一员，在这里，老舍抓住了中国现代史非常重要的现象。《骆驼祥子》写到了两位迥然不同的革命者，一位是帮助祥子的曹先生，他具有社会主义理想，为人善良、真诚，同时又很有职业原则：他与学生阮明是思想上的同道，但是却不以私情损害自己的学术原则，依然不愿给他及格的分数。小说以祥子的视角评价曹先生说：“在他所混过的宅门里，有文的也有武的;武的里，连一个能赶上刘四爷的还没有，文的中，只有曹先生既认识字，又讲理……所以曹先生必是孔圣人。”但是，另外一个革命者阮明却完全不同了。因为曹先生并没有因交情给他的成绩及格，阮明居然告发曹先生在青年中宣传过激的思想，这位出卖同志与师长的投机分子因此做了官，穿上华美的洋服，去嫖、去赌，甚至吸上一口鸦片，享受着他以前反对的事物。而当有一天，当他的钱不够用的时候，“他又想起那些激烈的思想，但是不为执行这些思想而振作;他想利用思想换点钱来。把思想变成金钱，正如同在读书的时候想拿对教员的交往白白的得到及格的分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在出卖了师友和思想之后，再次摇身一变，成了“组织洋车夫的工作”的革命者。阮明投机革命，可以说根本上摧毁了祥子原本朴素的人生观念，让他绝望于那个没有道德的时代，并最终走上了堕落之路。《骆驼祥子》问世之后，就遭遇了来自评论界的某些批评。1940年，巴人在他的《文学读本》中提出，“老舍对于革命的认识，也是‘世俗的’，将革命者看作是‘为钱出卖思想’，这正是单看现象，不明实际的‘世俗的’看法。这种‘世俗的’看法，本质上是反动的。”(《文学读本》189～193页，上海珠林书店，1940年)1948年，许杰在《论〈骆驼祥子〉》中也认为，老舍“非但看不见个人主义的祥子的出路，也看不见中国社会的一线光明和出路”。“老舍对于中国革命的不够认识，他在有意无意中受了一些反宣传的影响，承认中国的革命是用金钱收买的，这能没有错吗?”(许杰：《论〈骆驼祥子〉》，《文艺新辑》1948年一期)

　　恐怕正是这样的一些批评令老舍感觉到了压力，也最终决定在新的时代必须删节和修改。

　　其实，当年的那些评论都是从外在社会的角度看待作品，都没有能够真正理解老舍先生对人生的大情怀：没有比老舍这样一个来自“平民世界”的人更能够体会到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中，来自底层的辛酸和痛苦，这里不仅有身份的转变，城乡的分裂与再认同，更有时代风暴对渺小的个人的粗暴的冲击和洗刷。在一方面，现代中国革命是中国历史的巨大事件，牵动着无数普通中国人的生存，也推动了现代历史一系列重要进程——诸如现代化，诸如“农村的城市化”过程，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中国革命也是复杂而艰辛的，其中既有无数先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也有如阮明这样的投机者和可耻的叛徒，正是后者的存在，历史才能不断警醒我们革命之不易，提示我们要倍加珍惜这样的革命成果，而如祥子这样的命运，也可以说恰恰是生动地揭示了革命的艰难。在这里，我们读到的不是老舍的局限，而是他的深邃和伟大，他以人道主义的博大胸怀观照普通人的命运和疾苦，昭示革命理想的光明和温暖，也揭示革命道路的曲折和艰辛，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骆驼祥子》那种跨时代的价值了。

　　1944年，国统区庆祝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年，革命理论家胡风就指出，新文学创作中如果少了《骆驼祥子》这样的作品，那就会降低了质量。后来，海外汉学家夏志清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认为，《骆驼祥子》是到抗战为止的最佳现代中国长篇小说。可见，真正伟大的文学是能够超越思想界限，赢得广泛赞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