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史#王东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摘要：五四前后，翻译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按时间先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接触期。这一时期主要以零散式的方式译介。第二阶段为五四前社会主义思想的译介期，这一时间段是1902-1912年，高峰期是1902-1903年，翻介的内容主要是日本学者对西方社会主义的研究。第三阶段为1918年后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翻译期。在这一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全面展开，内容也主要转向马克思本人的相关著作，这为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本文拟从翻译学的角度，对这一段历史做一回顾与综述。

　　关键词：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翻译；传播

　　今年是五四运动的一百周年。回想五四，我们会浮想联翩，今天的一切似乎都与那场波澜壮阔的运动息息相关。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本，下到我们的语言、文学、文化，都可以在那场运动中找到起始点，而翻译在这场运动的前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值得回顾一段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翻译的角度看，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关这一主题的论文和著作现在已有不少，本文拟从翻译学的角度出发，对这一这段不可忘却的往事做一综述性的历史回顾。

　　一、历史的渊源

　　五四运动的爆发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并非只是一群学生为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而闹了一场学潮这么简单。这一切要从中国因闭关锁国而最后积弱挨打说起。

　　早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清政府与罗马教廷因宗教问题爆发“礼仪之争”，清政府开始禁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但此举实际上的连带后果是基本断绝了与西方的交往，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闭关锁国的一个表征就是翻译不作为，从而断绝了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跨文化知识更新中断。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中叶，西方相继爆发了两次工业革命，但满清政府却紧锁国门，老子天下第一地自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几乎一无所知。西方列国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国力迅速增强，并开始对外扩张。但满清王朝统治下的广大中国人民却仍然生活在苦难之中，这种苦难一方面是封建王朝的统治对广大人民的残酷压迫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因为生产方式的落后带来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而造成的。

　　1840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满清王朝被洋枪洋炮武装到牙齿的西方列强打得无法招架，第一次尝到了闭关锁国的苦头。

　　时隔不久，1851年，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把八旗子弟打得落花流水，而其得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则与西方知识密切相关。太平天国的思想基础来自于《圣经》，因此对于西方事物比较容易接受，因此在与清政府作战时，他们使用了洋枪洋炮，从而在与清军作战时，一开始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太平天国运动给清政府造成的麻烦还没过去，1856年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次尝到了挨打的苦头，而圆明园之耻则更是让中国人民痛彻心扉。

　　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都让清政府感到了闭关锁国的危害，意识到了西方的强大，于是曾国藩率湘军于1861年9月攻下太平天国的安庆大营之后，在安庆接见了两位后来成为著名科技翻译家的徐寿和华蘅芳，请他们在安庆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个近代军事企业——安庆内军械所。1863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又在安庆接见了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容闳，向他了解西方的情况。容闳向曾、李二人介绍了西方的工业和科技发展，曾、李大受启发，遂命容闳赴美采购机器，同时授容闳五品官衔，委任江苏布政司衙门翻译官之职。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受曾国藩邀请办工厂的知识精英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翻译家。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生与发展是在三位翻译家的努力下实现的。办工厂这种事怎么会轮到翻译家来做，颇值得我们玩味。

　　后来，容闳又利用处理天津教案的机会，建议朝廷向海外派遣留学生。最终，120名“留美幼童”于1872-1875年分三批赴美留学。这批留学生后来有很多都考取了美国的名牌大学，但可惜的是，1881年他们被提前召回，绝大多数没有完成学业。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带回了西方科技与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建起了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拉起了第一条电报线，开起了现代化的矿山，等等。这批年轻的海归以超强的能力引起了国人的关注，他们除了能开铁路、办工厂，还能干警察、当水兵，无论干哪一行，都是那么鹤立鸡群。这是因为他们在美国的学习让他们掌握了最先进的知识。从翻译的角度看，他们通过直接翻译或间接翻译的方式，获得了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从留美幼童身上所展现出来的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人文思想开始引起了国内知识分子的重视。

　　洋务运动期间微微打开的国门，让走出国门的有识之士见识到了世界之大，异域知识的丰富多彩，马克思主义也正是通过这个一开而难以再合上的国门开始进入中国的。以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为大致的一个参照点，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二、最初的接触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发表，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西方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1865年，继安庆内军械所之后，在徐寿、华蘅芳和容闳的协助下，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又办了第二个工厂——江南制造局，并在这个制造局设立了一个翻译处。该处编译了一套《西国近世汇编》，有点类似于现在《参考消息》。该汇编可能是最早对在英国、德国、西班牙、法国、俄国的共产党人的活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学说进行报道的。

　　1871年，欧洲持续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最终导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这一革命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发生的。同年，由张宗良口译、王韬辑撰的《普法战纪》依据国外报道率先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译叙。虽然所依据的原文在报道的口吻上是负面的，但对巴黎公社革命的壮烈还是有很多客观的记述——那是一场由无产阶级自己拿起武器捍卫自己权利的起义和革命。在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下，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无疑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兆。《普法战纪》是国内对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最早的报道之一。

　　几乎与此同时，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国近世汇编》也对风起云涌的欧洲和美国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报道。报道中第一次出现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身影，只是被音译成了“康密尼”和“康密尼党”。戊寅《西国近世汇编·二》的第一篇译文译自美国某报刊1878年5月的一则报道，由“美国林乐知口译，厯城蔡锡龄笔述”。该报道在提及“康密尼党”的政治主张时用了这样一些字眼：“贫富适均之愿”、“体恤工人”（林乐知、蔡锡龄，1878：19），等等。在其他的报道中还出现了“欧罗巴大同”（金楷理、蔡锡龄，1874：20）、“贫富均财之说”（金楷理、蔡锡龄，1875：49）等字眼。这些报道所依据的原文多持负面态度，但有识之士还是不难从这些工人运动中发现一种深层的原动力——社会主义，这莫非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梦寐以求的境界——天下大同？

　　康有为在他的《自编年谱》中则表示，他在写《大同书》书时，就看了《西国近世汇编》、《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介绍西方社会的书籍（1987：11）。康有为显然是把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和我国古代的大同观①联系起来了。康有为的《大同书》早在1884年就开始动笔了，成书于1901至1902年，1913年才在《不忍杂志》上发表其中的两卷。1935年由中华书局出齐全部十卷本。从梁启超于1901年写的《康南海传》②中对“大同”的分析看，《大同书》的书名显然还是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见梁启超，1987：17-18），而对于康有为来说，社会主义思想只能是从《西国近世汇编》等这一类书籍中获取的。

　　1877年，军事上深重的危机感促使清政府进一步重视海军的建设。福建船政学堂开始向英国输送留学生，这批留学生主要学习船舰制造、驾驶与指挥。严复就是第一批学生中的一员。睿智的严复在留学期间，深感知识的重要性。于是，他利用留学英国的便利，开始苦读西方的人文社科经典，研究西方致富的秘籍。1879年，严复学成回国。他的同学大多带兵打仗去了，他却潜心于启蒙事业——译书与办学。

　　1878年清政府使德大臣李凤苞在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即1878年12月5日）的“使德日记”（出自《灵鹣阁丛书》第二集）中，介绍了欧洲的“莎舍尔德玛噶离会”，即Social Democratic Party（社会民主党）的音译，并对社会主义的主张做了简要表述：“欲天下一切平等无贵贱贫富之分”（李凤苞，2016：185-186）。在光绪四年十二月初十日（1879年1月2日）的日记中，李凤苞将Communism音译成了“廓密尼士”（李凤苞，2016：201）。

　　1894-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朝强大的北洋水师在对抗原本不起眼的小国日本时居然全军覆没。日本的突然崛起开始逐渐引起了国内有识之士的关注，很快就吸引了大批中国留学生，这也为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埋下了伏笔。

　　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创设“大同译书局”，并定下规矩：“首译各国变法之事”（1897：4）。该翻译机构名也使用了“大同”，足见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对大同思想的影响。

　　1897年，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正式出版。该书首次让中国知识分子从进化论的角度对当时中国的落后有了一个理论高度的认识，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第一次在中国的亮相就是在这部译著之中。《天演论》所依据的原文，即赫胥黎（Huxley）的Evolution and Ethics《进化论与伦理学》第九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Social organization is not peculiar to men. Other societies， suchas those constituted by bees and ants， have also arisen out of the advantage ofcooperation in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nd their resemblances to， and theirdifferences from， human society are alike instructive. The society formed bythe hive bee fulfils the ideal of thecommunistic aphorism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 from each according tohis capacity.”  （Huxley，2011：64）

　　斜体部分正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严复在《天演论·蜂群第十一》中以其一贯的意译笔法，融汇原文的前言后语，将此句之意“取便发挥”如下：

　　夫蜂之为群也，审而观之，乃真有合于古井田经国之规，而为近世以均富言治者之极则也。复案：古之井田与今之均富，以天演之理及计学公例论之，乃古无此事，今不可行之制。故赫氏于此意含滑稽。以均富言治者曰：财之不均，乱之本也。一群之民，宜通力而合作。然必事各视其所胜，养各给其所欲，平均齐一，无有分殊。为上者职在察贰廉空，使各得分愿，而莫或并兼焉，则太平见矣。此其道蜂道也。  （1981：27）

　　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最初在严复的译笔之下是：“事各视其所胜，养各给其所欲”。如此译，严复仍感意犹未尽，于是又做了补充式翻译：“平均齐一，无有分殊。……察贰廉空，各得分愿”；而communistic（共产主义的）则被译成了“均福言治者”。

　　可见，早在1897年，在当时轰动中国知识界的《天演论》中，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来了。正是因为严复翻译了一系列西方的进步思想，他被后世的学界尊为启蒙思想家。他对西方人文社科思想的翻译极大地启发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清末的翻译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保持了持续的关注，虽然相关的翻译和介绍还是碎片化的，但其中所包含的进步思想仍然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他们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古代的大同观和井田制联系起来。上引严复的译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夫蜂之为群也，审而观之，乃真有合于古井田经国之规，而为近世以均富言治者之极则也。”严复还在此句后面的按语中直接把“古之井田与今之均富”进行了比较，也就是说，他把共产主义比附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不难看出，清末的知识精英在向西方寻求真理时，从一开始就把西方的进步思想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了。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参与变法的梁启超逃亡日本。其时，正是日本学界在热烈讨论社会主义的时候，梁启超深受鼓舞，遂迅速投入到对社会主义的翻译和研究之中。这一点下节还将谈到。

　　1899年2月，马克思的名字及其《共产党宣言》的片段第一次在中国亮相。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万国公报》主笔蔡尔康合作翻译的英国社会学家颉德（BenjaminKidd）所著《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一书的前四章，发表在1899年2月的《万国公报》上。译者将原书名译成了《大同学》：“大同”再次出现。可见，在中国留日学生因受日本译文影响而把socialism译成“社会主义”之前，中国译者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和翻译是“大同”，而且有了一定的约定俗成。《大同学》的第一章“今世景象”中有这样一段介绍：

　　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李提摩太、蔡尔康，1899：13-14）

　　译文中所提到的马克思的这段话正是出自他的《共产党宣言》。英译本原文是：

　　The bourgeoisie has through its exploitation of the world marketgiven a cosmopolitan character to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every country.To the great chagrin of Reactionists， it has drawn from under the feet ofindustry the national ground on which it stood. All old-established nationalindustries have been destroyed or are daily being destroyed.   （Marx & Engles， 2007：12）

　　毛泽东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对上述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情况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

　　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1969：1358-1359）

　　中国知识精英最初对西方的兴趣主要是进化论中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学意义，这主要还是受在当时影响巨大的《天演论》的影响，因此一开始并没有聚焦马克思主义；他们对于当时席卷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最初是怀着小心翼翼的、甚至满怀戒心的心理，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基本上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对于保守人士而言，他们对那种“无贵贱贫富之分”的社会主义多多少少是持抵制态度的，而对于进步人士而言，有关社会主义的点滴介绍更多地是附会了他们对中国古代乌托邦的大同理想的憧憬。

　　三、主义的兴起

　　两次鸦片战争、马尾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战败，以及留美幼童和福建船政学堂的留英学生回国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超强能力，让国人看到了西方的强大和自身闭关锁国的可怕。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1842）的思想让人们更联想到了明末翻译家徐光启的那句“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的金言（2009：154）。于是，继留美幼童和福建船政学堂向英国派遣留学生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留学热：有通过庚子赔款公派留学的，也有父母出资或自己勤工俭学去自费留学的。留学的国家主要是日本，其次是欧洲和美国。因为经济和文化的原因，赴日留学的人数最多，时间起点是1896年，即甲午战争的第二年。

　　众所周知，日本的文化曾经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曾经因为封闭保守而贫穷，在19世纪也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正因为如此，他们开始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西方工业革命所取得的成果，乃至西方在哲学思想上的建树，引起了日本知识精英的高度重视。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一方面鼓励民族独立的精神，一方面强调向西方学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日本的工业革命由此而发生，国力迅速强大。19世纪末，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引起了日本知识精英的关注。于是，一大批东渡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和因戊戌变法而流亡日本的维新派人士开始将探索的目光投向了在日本被热议的社会主义学说。其时，也正是日本知识分子在探讨国家前途和国家体制将何去何从的时候，中国在日知识分子直接目睹和参与了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引进与讨论，而自觉担起民族复兴重任的他们此时也在思考中国的国家前途问题，他们在掂量哪一条道路更适合中国的国情，他们在寻找哪一种思想武器可以推翻腐朽落后的满清王朝，推动中国社会的繁荣与富强：保守一点的知识分子在琢磨君主立宪制，激进一点的知识分子在研究无政府主义，理性一点的知识分子在钻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梁启超因戊戌变法而流亡日本之前，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基本上都是由国内知识界的自发行为，译介的方式是零星的、碎片化的。梁启超到日本后注意到日本学界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他本人也开始研究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中国的留日学生和其他一些旅日学者也在对社会主义学说的进行研究，并开始把日本学者对社会主义学说的解读翻译到国内，逐渐形成了一波针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翻译高潮。在这一过程中，一个重大的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术语开始趋于统一，而这套术语体系基本上是从日本直接移植过来的，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等等。梁启超就是第一个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术语的人。

　　一般认为，日本的有识之士比中国的知识精英更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中国留日的学生和学者在日本耳濡目染，深感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深，于是开始把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和研究译成中文，或在日本办刊直接发表，或发到国内报刊上来。

　　1902年至1912年，是社会主义学说进入中国的第一个高潮，这一高潮的高峰期在1902-1903年。在这两年里，一系列重头译作、著作和文章相继出版和发表，对社会主义学说做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

　　1902年10月2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号《饮冰室自由书》专栏中发表“干涉与放任”一文中预言：“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1902：64）。这差不多是“社会主义”一词第一次在中国亮相，也从此实现了这一概念的译名统一。“社会主义”一词是日本译者的意译。梁启超采纳了这一术语。

　　同年同月同刊，《新民丛报》第18号又发表了梁启超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文中称“麦喀士”（即马克思）为“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1902：18）

　　1903年2月22日，由梁启超在日本遥控指挥的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赵必振翻译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上下册）。该书第二编第一章“加陆·马陆科斯及其主义”（马陆科斯，即马克思），大篇幅地介绍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详细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主要精神。书中提到的“野契路斯”是根据日语音译的“恩格斯”。译文的第二编第二章“国际的劳动者同盟”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过程，并摘译了最后一节（第四节）的倒数第二段：

　　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赵必振，1903：13）

　　该段的英译本是：

　　The Communists disdain to conceal their views and aims. They openlydeclare that their ends can be attained only by the forcible overthrow of allexisting social conditions. Let the ruling classes tremble at a Communisticrevolution. The proletarians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ins. They have aworld to win. （Marx& Engels， 2007： 44）

　　赵必振对《共产党宣言》的评价是：

　　此宣言书之执笔者，即加陆·马陆科斯，以其共产的意见发为公论，以布于天下，而为一大雄篇。（1903：13）

　　这是《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该译本首次使用了“共产主义”这个词（同上：3、6）。这是国内第一部详细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专著，在国内迅速引起反响。

　　就在赵必振《近世社会主义》译本出版的两日后，即1903年2月26日，梁启超发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

　　第二天，即1903年2月27日，《新世界学报》开始连载杜士珍摘译日本学者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一直连载到4月27日。

　　同一天，《政艺通报》发表邓实的文章“论社会主义”。

　　1903年6月，文明书局出版候士绾摘译的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

　　1903年10月，浙江潮编辑所出版“中国达识译社译”的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运动先驱幸德秋水所著的《社会主义精髓》。

　　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在日本，幸德秋水与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平民新闻》创刊周年纪念号上发表，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日文译本。1920年陈望道所译的我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就参考了幸德秋水与堺利彦的这部日译本。 

　　1907-1908年，中国留日学生通过在日本所办的《天义报》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做了系列翻译和报道，其中民鸣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节，刘师培为此译文还写了一个“《共产党宣言》序”。

　　国内在1902-1903年的那段译介社会主义的高峰期之后，热度开始减弱。由于没有形成政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仅限于民间。在这一高峰期之后，梁启超、朱执信（笔名“蛰伸”、“县解”）、冯自由（笔名“自由”）、宋教仁（笔名“勥斋”）、叶夏生（笔名“梦蝶生”）、仲遥、刘师培（笔名“申叔”）、齐民社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其间，值得关注的几次重要译介活动有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家小传”（1905）、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1906）、仲遥的“社会主义论”（1906）、创生的“《社会主义神髓》译序”（1906）、刘师培的“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1907）、胡汉民“告非难民生主义者——驳《新民丛报》第十四号‘社会主义论’”（1907）。

　　值得注意的是，1912年，由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在上海办的刊物《新世界》每期都发表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比较著名的有煑尘的“社会主义讲演集”（第一至第六期）、仁荣的“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第一期）、“煑尘重治、蛰伸译述”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第二期），等等。

　　这一轮译介马克思主义的译者和学者主要是留日的或有过留日经历的中国学生、以及流亡日本的维新派人士。

　　郭沫若曾说：

　　中国民众是从通过日语书籍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国记者那里听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书被译成了汉语，于是人们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存在。如果查阅一下文献资料，同样可以得出这一饶有兴趣的结论，即最先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日本知识分子。我本人是在河上肇的书时了解了一点关于马克思的东西。（1988：349）

　　1902-1912年可以视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小高潮，以上是这十年里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译著和论文。这一阶段的译介重点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知识精英在聚焦社会主义时，或以一种附会的心理，或以一种抵触的心态，而有关社会主义的知识来源主要是留日学生和流亡日本的知识精英对日本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翻译。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日本思想界十分活跃，他们有的主张君主立宪，有的向往无政府主义，有的追求马克思主义，而他们都会对社会主义学说给予了关注，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解读也就带有各自的立场，可见马克思主义最初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还并不是直接来自于马克思，而是来自于日本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和研究，这其中难免会掺杂一些个人主观的解读，甚至是偏见和曲解。但在这第一波译介的高潮中，社会主义学说的轮廓已经依稀可见，这也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2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陷入了低潮。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明显的原因有以下四点：

　　1）没有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因而无法有组织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2）马克思所提出了一个改天换地的设想，但在十月革命之前，这一设想还没有成功的经验，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便仅限于学术界的一种研究行为，读者面也仅限于体量极小的知识界，难以形成号召力和行动力，没有在工农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

　　3）这一阶段的译介主要是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二次消化，并非直接来自于马克思本人，而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本身就掺杂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误读马克思主义的现象时有所见。

　　4）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也摆脱不了译介者本身的阶级立场和思维定式：有人敌视之，有人拥抱之，有人附会之，有人怀疑之，不一而足，而中国知识精英对转道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本身也难免有误读的成分，从而形成误读的误读。

　　以上原因造成了这一高潮最终走向了沉寂，直至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迎来了第二个高潮——一个汹涌澎湃的高潮。

　　四、十月的洪流

　　1917年11月（俄历10月）7日上午10时，俄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电台播发了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向全世界宣布苏维埃已经掌握了政权。晚上9时45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率先向当时的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开炮，十月革命就此爆发。

　　十月革命爆发当天，国内《申报》就发布了这一消息。随后《民国日报》在10日、《盛京日报》在11日、《民国日报》在13日，相继报道了这一事件。

　　十月革命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它用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可行性，鼓舞了向往共产主义人士的斗志、打消了怀疑共产主义人士的顾虑、唤起了广大无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于是，在中国，已沉寂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随之迎来了翻译与传播的第二次高潮。这个高潮在十月革命之后只经过了几个月发酵，就于1918年开始出现一发而不可收的热潮。

　　1918年4月15日《东方杂志》第15期刊登由善齐译自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一篇长文：“述俄国过激派领袖李宁”（“李宁”即“列宁”）。该文首次介绍了“竭力鼓吹社会主义”的列宁的生平和事迹。虽然该报道所持的是反动的立场，对列宁多有诋毁之词，但该文的珍贵之处在于首次刊登了几幅列宁早年的照片。（1918：30）

　　1918年4月20日《劳动》第2号发表长文“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史略”，作者：持平。该文对列宁的生平事迹和革命历程做了也做了较为详实的介绍。该文说，列宁“痛恨俄帝。于是鼓吹社会主义”（持平，2016：8），又称：“……因为他所抱的主义。是要这世界的人。男女同一样。贫富一班齐。”（同上：11）与上述《东方杂志》在报道列宁时所采用的立场不同，该文对十月革命和列宁是持积极态度的。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69：1360）。十月革命所带来的“列宁主义”，就是这样开始进入了中国民众视野的。

　　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3册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文中称：“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2006：226）这里顺便提一句，《言治》这一刊名不免让人联想到严复当年翻译communistic一词时所用的“均富言治者”一语。“言治”并不是一个常用词，因此二者之间是巧合，还是关联，值得玩味。

　　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了李大钊的两篇著名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对布尔什维克做了如下定义：

　　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

　　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的中央统治会议，这等会议，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1918：444-445）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中有一个重复率很高的字——“党”：有“社会党”、“革命党”，更有“共产党”。相信他此时李大钊已经在考虑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的问题了。

　　文章最后，李大钊满怀豪情地预言：

　　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同上：448）

　　为了进一步宣传革命思想，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相继在北京建立了起来：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1919年1月1日，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发起的《新潮》在北京创刊；同年2月7日，《晨报》改版，加大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与传播的力度。加上原有的《新青年》，这几个刊物几乎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共同发力，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强有力的、持续不断的宣传。

　　在1919年1月1日《新潮》的创刊号上，傅斯年以“孟真”的笔名发表了“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一文。他在文末也有一段预言：

　　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但是不知到未来的“一八四八”③还是就在今年呢？还是要等到明年？（傅斯年，1919：129）

　　这可谓是一段神预言，因为几个月后就爆发中国式的“一八四八”——五四运动，而担任五四游行总指挥的正是该文的作者——傅斯年。

　　1919年1月5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新纪元”一文，在谈到俄国十月革命时，他指出：

　　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做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李大钊，1919：2）

　　1919年4月1日，《晨报》副刊开始连载渊泉（陈溥贤，亦作陈浦生）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

　　1919年4月8日，《每周评论》发表“舍”（成舍我）摘译的《共产党宣言》。

　　1919年5月1日，《晨报》发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系列文章，如“人类三大权力”、“‘五一节’May Day杂感”、“对于劳动节的感想”、“二十世纪之大问题”、“饭碗问题”等，宣传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正是在这样持续不断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攻势下，正是在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的欺凌之下，正是在反动势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情况下，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启蒙的国民，此时就像是一堆干柴，就等着一根燃爆的火柴。这根燃爆的火柴终于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不期而至：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就此爆发。

　　现在回顾历史，那场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呼唤马克思主义、呼唤中国共产党、呼唤中国革命的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即1919年5月5日，是马克思的诞辰101周年。《新青年》（第6卷第5期）和《晨报》同时发文纪念这一重要时刻。

　　这期《新青年》上的文章有顾兆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凌霜（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的批评”、起明（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下）”、刘秉麟的“马克思研究（三篇）”、“马克思传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等。

　　同日的《晨报》发表渊泉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该文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学问上，有两大根柢。其一是历史观，其一是经济论”（1919：5）。文中还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头尾两段和第一节的一部分。此外，该文还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批评》。在此之后，《晨报》一连六个月持续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

　　《新青年》和《晨报》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和介绍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种报刊开始争相刊载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与1918年之前的情况有所不同，1919年之后，每个月都有不少报刊发表此类文章，发文量呈井喷式增长，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而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数据上可以明显看出，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翻译运动。

　　1920年8月，陈望道全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又新印刷所”问世，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该译本系“社会主义小丛书第一种”，“原著者”是“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扉页上才把两位作者的名词分开写。第一版的书名还因排版错误，写成了《共党产宣言》。

　　1920年10月《国民》月刊第2卷第3号刊载了一篇署名费觉天译的《资本论自叙》（即《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这被认为是《资本论》最早的节译本。（见杨国昌，1979：61）

　　1 9 2 0年10 月10 日，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周刊《劳动者》第2号上发表了列悲由法语译成中文的《劳动歌》的第一段，这就是后来的《国际歌》。 10 月24 日《劳动者》第4号又刊登了第2、3段的译文，11月3 1 日第5号续登了第4段，12月5 日第6号才把余下的两段歌词的译文登完。这就是《国际歌》的第一个汉译本。几乎与此同时，《国际歌》的另一个汉译本于1920年11月由留法勤工俭学会主办的《华工旬刊》刊出，译者署名张逃狱，歌名是《劳动国际歌》（见高陶 1983：38）。《国际歌》的第三个译本出现在1921年5月27日《国民日报》的副刊《觉悟》之上，歌名为《第三国际党颂歌》，译者是CZ、CT（即：耿济之、郑振铎）。

　　仿佛是在《共产党宣言》和《国际歌》的声声呼唤之下，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共产党宣言》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行动的纲领、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而《国际歌》则成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向前的战歌。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无数共产党人正是唱着这首歌，或宣誓入党，或冲向敌阵，或慷慨就义。

　　1923年6月15《新青年》季刊的第1期上发表瞿秋白依据俄文译本翻译的《国际歌》。与前三个译本不同的是，这一版本是配曲而译的。瞿秋白在附记中称：“此歌自1870年后已成一切社会党的党歌，如今劳农俄国采之为‘国歌’，——将来且成世界共产社会之开幕乐呢。”让人唏嘘不已的是，瞿秋白在被国民党杀害时，正是唱着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大义凛然地走向了刑场。著名革命烈士周文雍、陈铁军也正是唱着《国际歌》在广州英勇就义的。从此，《国际歌》便迅速在神州大地传唱开来，激励着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冲向光明。

　　《国际歌》的作者是欧仁·鲍狄埃，他是第一国际的成员，参与了巴黎公社革命，而马克思则正是第一国际临时委员会的委员，并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鲍狄埃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国际歌》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艺术凝聚，它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的战歌。1918年1月，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国际歌》作为国歌，1922年苏联成立后还一度成为苏联的国歌。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时，也曾以《国际歌》为国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每逢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活动结束时，都会演奏《国际歌》。

　　以下是《国际歌》法文原文的第一段和列悲及瞿秋白译文：

　　Debout ！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Debout ！ les for ats de la faim

　　La raison tonne en son cratère ：

　　C’est l’éruption de la fin

　　Du passé faisons table rase

　　Foule esclave，debout ！ debout ！

　　Le monde va changer de base ：

　　Nous ne sommes rien，soyons tout ！

　　Refrain ：（2 fois sur deux airsdifférents）

　　C’est la lutte finale

　　Groupons nous et demain

　　L’Internationale

　　Sera le genre humain.（Pottier，1887：13-14）

　　列悲译文

　　瞿秋白译文

　　起来，现在世上受了饥寒困苦的奴仆。

　　管治将来世界的理性渐渐强起来了。

　　做奴仆的人呀！起来！快起来！不要固执古人的谬说！

　　世界的基础快改变了，无产者将成为万有者！

　　最后的奋斗！ 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全体！

　　最后的奋斗！ 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全体！

　　（1984：28-29）

　　起来，受人污辱咒骂的！

　　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

　　满腔热血沸腾，

　　拼死一战决矣。

　　旧世界破坏得彻底，

　　新社会创造得光华。

　　莫道我们一钱不值，

　　从今要普有天下。

　　这就是我们的

　　最后决死争，

　　同英德纳雄纳尔（International）

　　人类方重兴！

　　这就是我们的

　　最后决死争斗，

　　同英德纳雄纳尔（International）

　　人类方重兴！

　　（1923：7-8）

　　由上述历史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探讨转化为社会实践，从而正式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被人追杀到逆转大局、横扫千军，一步一步从胜利走向胜利，直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至改革开放走向富强。虽然在此期间历经挫折和艰辛，但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最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和胜利。中国共产党建党还不到1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国才70年，当年一穷二白的中国已经超越不可一世欧洲的列强，改革开放仅仅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超过欧洲上百年的努力。

　　从历史的角度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引发马克思主义回归中国的一个重要契机，而五四运动则直接启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翻译与传播的第二个高潮。与第一次高潮聚焦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有所不同，第二次高潮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共产主义，其标志性的成果就是对《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翻译，从而为日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和随之而来的中国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一大批进步青年从此将共产主义作为了自己奋斗终身的信仰。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显然是一个比喻。从上文对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历程所作的梳理可见，真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带进中国的是一批翻译者。值得注意的是，真正有思想的翻译者从来就不是鹦鹉学舌的传声筒，能翻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其实都是学贯中西的思想家。他们之所以翻译马克思主义学说，那是他们作为思想家的一个选择的结果。虽然他们的初衷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译介所产生的合力，最终让一群为劳苦大众苦苦寻求真理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自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迅速走向了高潮，相关文章和书籍可谓是汗牛充栋，绝不是一篇小文可以穷尽的，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本文只是粗线条地梳理了一下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的历史逻辑，以纪念那场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

　　注释

　　[1]“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

　　②康南海，即康有为，因其出生于广东南海，故有此称谓。

　　③“一八四八”指1848的欧洲革命，其宗旨是反对君主政体，革命浪潮从意大利西西里岛席卷至意大利全境、德国、法国、奥地利，等等。最后，法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确定了普选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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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傅斯年.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J].新潮（第一卷第一号），1919：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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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郭沫若.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1955年12月8日）[A].刘德有.随郭沫若战后访日——回忆与记实[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345-354.

　　[5] 金楷理（口译）、蔡锡龄（笔述）.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西报[A].西国近世汇编（1874）·一[Z].1874：18-23.

　　[6] 金楷理（口译）、蔡锡龄（笔述）.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初五日西报[A].西国近世汇编（1875）·二[Z].1875：47-53.

　　[7] 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8]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M].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廿二）[C].台北：宏业书局.1987：1-77.

　　[9] 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J].时务报（第四十二册），1897：3-4.

　　[10] 梁启超.康南海传[M].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廿二）[C].台北：宏业书局.1987：1-48.

　　[11] 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干涉与放任[J].新民丛报（第十七号），1902：63-65.

　　[12] 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J].新民丛报（第十八号），1902：17-28.

　　[13] 林乐知（口译）、蔡锡龄（笔述）.五月初九日美国非拉特尔费亚省来信[A].西国近世汇编（1878）·二[Z].1878：19.

　　[14]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J].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8：442-448.

　　[15] 李大钊.新纪元[N].每周评论，1919-1-5：2.

　　[16]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A].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5-228.

　　[17] 李凤苞.李凤苞使德日记[M].穆易（校点）.钱德培欧游随笔李凤苞使德日记[C].长沙：岳麓书社，2016.

　　[18] 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纂述）.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J].万国公报（卷一百二十一），1899：12-15.

　　[19] 列悲译.劳动歌[J].沙东迅编.劳动者（第二号）[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28-29.

　　[20]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A].毛泽东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1357-1371.

　　[21] 瞿秋白译.国际歌[J].新青年（季刊第一期），1923：7-10.

　　[22] 善齐.述俄国过激派领袖李宁[J].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三号），1918：29-34.

　　[23] 魏源.海国图志·海国图志原叙[M].原刻道光27年（1847年）于扬州，咸丰2年重辅于高邮.

　　[24] 徐光启.历书总目表[A].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修订本）[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54.

　　[25] 严复译.天演论[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6] 杨国昌.谈谈《资本论》在我国的传播[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2）：59-63.

　　[27] 渊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N].晨报，1919-5-5：5.

　　[28] 赵必振译.近世社会主义（上卷）[Z].上海：上海广智书局，1903.

　　[29] Huxley，T. H.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Essays [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1.

　　[30] Marx，K. & Engles F. Manifesto of theCommunist Party [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2007.

　　[31]Pottier， E. L’Internationale [A]. ChanntsRévolutionnaires [C]. Paris： Sous Presse， 1887： 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