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家之言#Henrik Gottlieb： The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导言

　　2019年4月18日下午三点半，外文学院李文婕副教授特邀哥本哈根大学Henrik Gottlieb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后主楼914室为MTI学生作题为“The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and the Role of English”的讲座。

　　讲座实况

　　首先，Gottlieb介绍了翻译的普遍性及英语的作用。在当今世界，多语制（Multilingualism）和双语制（Bilingualism）已成为社会主流，而单语主义（Monolingualism）这一反常现象实为语言自闭（linguistic autism），仅存在于母语过分强势的社会。鉴于此，无论是从心理还是生理方面，翻译都不可或缺。在如今的多语环境中，英语作为中介语地位显著。Gottlieb引用联合国长达30年的研究数据表明，英语作为源语的翻译项目多达120多万项，是位列第二的法语项目的6倍，是中文项目的60多倍。

　　根据符号成分的不同，Gottlieb将各类文本划分为单一符号文本（Monosemiotic）和多符号文本（Polysemiotic）。前者包括纯文字小说、无文字图片和电话通话等，后者包括电影、戏剧、小人书等。传统的翻译包括三类：（1）用语言B的单一符号书面语言信息替代语言A的单一符号书面语言信息，两者的符号内容相同。只有笔译属于此类。（2）用语言B的单一符号语言信息替代语言A的单一符号语言信息，两者拥有同样的符号内容和符号结构。此时不仅包括笔译，还涵盖了口译。（3）用语言B的语言信息替代语言A的语言信息，两者的符号内容相同。此时不仅包括口笔译，还包括配音与字幕等。因此，从符号学的角度理解，在翻译过程中，目标文本在受到源文本启发或影射后产生，并替代源文本，此处所说的文本是结合了承载交流意图的、可被人感知的符号的任何集合。（Translation is “any process， or product hereof， in which a text is replaced by another text reflecting， or inspired by， the original entity”.）

　　Gottlieb表示，在翻译过程中，受到种种客观因素影响，符号也会发生各种变化，如增减、变形等。因此，译者常要面对两难的抉择：究竟是追求“信”，还是追求让读者能够理解的“达”。多符号文本的翻译尤其如此。例如在为电视配字幕时，电视内容同时包含声音符号和视觉符号，两者都可以左右字幕翻译员的译文选择。当电视情节所要表达的内容与演员说的话不全一致时，字幕翻译与音频之间的矛盾就会出现。对于听力有困难的观众而言，他们便无法知晓字幕的准确性，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更容易出现种种理解困难。

　　Gottlieb将话题转回英语的角色，将英语描述为：世界上唯一的超中心语言。由于普遍缺乏对次要文化或者低级文化的自豪感，英语中常有不同的词汇表示类似的含义，因此只是看起来词汇量大。在与英语相关的翻译中，由于两种语言里不同词汇的外延不全相同，翻译过程总是困难重重，难以找到合适的对应关系。以“上午9-12点”的翻译为例，丹麦语中人们常用“formiddag”来形容对应时间段，而英语中通常只用“morning”一言概之，极少出现“forenoon”的表达。于是，将英语翻译为其他语言，可能会使目标语的意义范围比源语更广。通过回译，人们发现意思的偏差不可避免地产生。而翻译腔（translationese）作为源语对目标语的系统性影响，亦不可避免。Gottlieb强调，如今英语已成为世界人民交流的一扇自由之窗，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整个社会，亦影响着社会上其他语言的发展。

　　最后，Gottlieb耐心为同学答疑解惑。当有同学说到中文在很多方面深受翻译腔的影响，询问他如何看待时，Gottlieb认为翻译腔是正常现象。中文表达确实会在句法结构上受到影响。但如果没有这些现象，说明文化并没有交融。

　　嘉宾介绍

　　Henrik Gottlieb， a native of Copenhagen， Denmark， was born in 1953. H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and holds an MA in English &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a Ph.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peaking several European languages， he worked as a public-service subtitler 1980-1992. He has published widely o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since 1989， and-since 1999-on the influence of English on other languages， exerted partly through translations. Having lectured extensively at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c conferences in Europe and abroad， his present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ontact Linguistics， Socio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combining corpus methodology and a semiotically-based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His forthcoming monograph， “Echoes of English” （Peter Lang Edition， 2019）， looks into the many aspects of the English influence on ‘minor’ langu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