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饱受制裁的伊朗，出版业还好吗？

　　在刚刚结束的德黑兰国际书展上，特邀记者王媛媛采访到了伊朗加兹温自由大学教授胡塞尼。曾在伊朗驻中国使馆担任7年专职翻译的胡塞尼，对中伊两国间的文化交往及国情十分了解。

　　记者：伊朗和中国有何异同？

　　胡塞尼：伊朗和中国同为文明国家，只不过伊朗现在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都与中国发展的起步阶段相去甚远。在政治和经济困境当中，伊朗的“改革开放”、伊朗的“邓小平”还没有出现。伊朗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记者：请简要介绍目前伊朗出版业情况。

　　胡塞尼：中国约有四五百家出版社；在伊朗，这个数字大约是六七千，但是他们的规模小、实力弱。而且目前伊朗正处在国际制裁阶段，现在伊朗的货币价格缩减掉到去年的四分之一。换句话说，纸张的价格会上涨到去年的四五倍。伊朗出版社现在也不愿意出版图书，最主要的原因是销售不出去。

　　伊朗出版社的涉猎领域基本上比较小，比如宗教类、百科类或者辞典类图书，可能分别仅有两三个出版社在专门出版。据我了解，很少有大型的综合性出版社。原来可能存在，但自从国有化以来，他们就运营不动了，没有盈利。

　　伊朗出版社中运营得比较灵活的都是私人出版社，他们的体制比较灵活。伊朗的出版社比较喜欢和中国的国营出版社打交道，但是国营出版社国际合作部门的制度相对复杂，前期工作时间较长；中国的民营出版社反而比较灵活，但是他们的实力相对较弱。

　　据我所知，有很多中国出版社在伊朗的合作模式是：中国出版社在伊朗投资，有了盈利后再参与分成。

　　记者：伊朗出版社在印量上有什么特点？

　　胡塞尼：中国出版社的图书印刷量基本是一万或几万；在伊朗，每本书的印量最多是三四千本，一般都适合1500本，如果一本书能印刷到5000本，那就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当然，不排除反复加印的情况。现在伊朗经济状况比较差，甚至会有一本书仅有300本至500本印量的情况出现，由此可能导致图书定价偏高的问题出现。

　　记者：目前伊朗青年有哪些阅读习惯？

　　胡塞尼：现在伊朗的青年人都使用电子媒体来阅读和社交，都喜欢阅读短篇文本，我想这也是全球性的一个趋势。读（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大部分都是阅读电子书。

　　但伊朗青年并不使用kindle阅读器阅读电子书，因为美国的任何产品在伊朗都不能使用。在伊朗，绝大部分的电子书都以PDF文件格式保存，没有专用的软件或者阅读器。我在国外的时间比在伊朗国内长，不过“伊朗青年人的阅读习惯”倒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整体上，伊朗社会的电子产品媒体化，纸质书越来越少了。

　　记者：你对中伊两国的合作出版有什么建议？

　　胡塞尼：考虑到山东是中国齐鲁文化的起源，不仅有孔子、孟子，还包括了鬼谷子、孙子，这些大家的相关著作都是最适合开发的实用性图书选题。中国的孔孟经典大部分都由古汉语写就，翻译是一个问题，文化背景又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读懂这些经典图书需要有中国的国学基础，儒家经典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对中国人来说没有文化鸿沟。为什么说王义桅的书好，那是因为他的书是针对外国人的，是写给外国人看的。

　　我在伊朗加兹温自由大学授课，授课对象绝大部分是企业家，我给他们讲中国式企业管理，讲的是非常简单的概念。如果我讲的内容很复杂，学生们会认为我很了不起，但是这对他们的实际企业经营管理用处不大。

　　2018年，我在中国的一个研讨会上提到，为什么西方的文化传播得很快？实际上是因为在这一百、两百年内，西方的文化如管理、社会治理方面，对外传播的是如何让他人用得上。所以我的建议是要传播实用的精神实质。比如《孙子兵法》，可能中国企业家看到后会熟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外国人的话，需要给他们讲得更清楚。

　　在我看来，如果能围绕中国文化实用性的内容来传播中国文化，会更有市场。而这个市场不单单是伊朗，可能土耳其、阿联酋等国家都适用。我上课的企业家学生们就经常问我：“你说的这些内容都有书吗？”我认为中伊两国的合作出版可以从这方面着手。

　　同时，“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已经实现了这个“硬道理”，那么中国是怎么做到的，其他国家如何借鉴，这又是另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