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围城》可谓一部新的“儒林外史”。作者以幽默、诙谐的笔调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深入细微地刻画了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其语言充满调侃的味道，常常于看似不经意间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个个令人拍案叫绝的比喻，让整部作品展现出动人的语言魅力。

　　在翻译过程中，如果比喻中的喻体在两种语言中有着相同的联想意义，而且在目的语中能够找到对等的喻体，就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这种情况往往说明两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有共同的地方。直译法既给译者省去了很多麻烦，又让译文的读者能够与原作产生共鸣。比如，“只有我们一对失恋的废物肯到那地方去，斜川家里有年轻美貌的太太”中的“废物”可以直接译成jilted rejects或者rejects，“我们新吃过女人的亏，都是惊弓之鸟，看见女人影子就怕了”中的“惊弓之鸟”可以直译为birds afraid of the bow，“可是你这一念温柔，已经心里下了情种”中的“下了情种”可以直接译为planted the seed of love。

　　如果比喻在目的语中找不到相同的喻体，但能够找到意义相同、用另一种喻体表达的比喻，则采取归化的译法。归化译法能让目的语读者在自己母语文化的背景下体会原语文化的魅力。比如，“我看李梅亭这讨厌家伙，肚子里没有什么货”中的“肚子里没有什么货”跟中国的“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如果译成“have nothing in his stomach”，英语读者很难明白其中的内涵，所以只能转换视角，译成Li Meiting amounts to nothing或Li Meiting does not amount to anything。“这些大帽子活该留在你的社论里去哄你的读者”中“大帽子”是指“大话”或“不切实际的话”，而英语中的 high-flown talk与之意义完全对等。“训导长寻花问柳的榜样，我们学不来。”中的“寻花问柳”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指“乱搞男女关系”，甚至“嫖娼”。而英语中用“house of ill repute”来比喻“妓院”，所以原文中的“寻花问柳”可以归化为“visit houses of ill repute”，“自己冒失寻衅，万一下不来台”中的“下不来台”用来比喻“在别人面前受窘又无法开脱”，而英语中out on a limb正好也比喻处境尴尬，孤立无援。

　　如果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对应的喻体，也找不到有类似意义的其他喻体，而且译者希望向目的语读者传达原语文化，就可以采取异化译法。由于异化法是完全直译原语中的比喻，读者会感到陌生，所以不妨加上注解，使读者了解比喻的真正含义，从而了解原语的文化，又不至于造成误解。比如，“辛楣出路很多，进可以做官，退可以办报，也去坐冷板凳，我替他惋惜”中“坐冷板凳”比喻“因不受重视而担任清闲的职务”，可以直译为“sit on a cold bench”，但后面需要添加注释be neglected or ignored，既保留了汉语文化中的比喻形象，又让译文读者明白其中的意思，“鸿渐气的脸都发白，说苏文纨是半老徐娘”中的“半老徐娘”比喻“上了年纪但还装出一副年轻样子的女人”，可以先直译，后面添加注释：Old Lady Xu: an attractive middle-aged woman, from the story of Lady Xu a concubine of Emperor Yuan of

　　the Liang dynasty, who carried on amorous affairs even when she was quite old。这个注释能使英文读者明白“半老徐娘”所代表的形象，了解中国文化。

　　如果目的语中找不到对应的喻体，也找不到有类似意义的其他喻体，而且译者认为没有必要向读者介绍比喻背后的原语文化，或者认为用上述异化加注释法会使翻译显得罗嗦，担心读者对译文会失去兴趣，则不妨采用这种释义法，即在目的语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原文中的比喻解释出来。例如，“这姓赵的对自己无礼，是在吃醋，当自己是他的情敌”中的“吃醋”和“我该好好的谢你，为我找到饭碗”中的“饭碗”如果直译成“eat vinegar”和“rice bowl”一定会让英语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此不如采用释义法，即将两个比喻的意思译出，成为jealous和job，显得通俗易懂。

　　“吃醋”和“饭碗”这样的比喻在汉语里使用得很频繁，意思也很通俗，而“坐冷板凳” 和“半老徐娘”这样的比喻都是有典故的，更具中国文化色彩。所以译者在处理这些比喻时，前者只是使用了释义译法，后者则使用了直译加注释的译法，有助于英语读者了解汉语的文化。当然，前文中的“肚子里没有什么货”和“坐冷板凳”也可以采取释义法，译成 not talented or learned at all 和be neglected。

　　在具体的翻译中，译者应根据自己的翻译目的和译文读者的文化期待对比喻进行灵活的处理，根据不同的情况从上述的四种方法中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

　　编者按：11月12日上午，由翻译界泰斗柳鸣九先生发起、36位国内资深翻译家出席的“译道化境论坛”在京召开。

　　1896年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迄今已有120余年，早已深植人心。但在翻译界，关于这三个标准的讨论一直在持续。据主办方果麦文化介绍，此次论坛旨在研讨以“化境”为标准的翻译理念，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更好的贡献。

　　论坛上，83岁的柳鸣九先生做了主旨发言，并授权本报刊发，以飨读者。因篇幅所限，刊发时有删节。

　　翻译家都是一群“搬运工”，一群“摆渡者”。

　　我们一生的时间，几乎都忙乎在文化桥梁的两端，搬运着有巨大分量、深邃意义的文化产品，我们要把一件件内容丰富的货物，从桥的那一端搬运到桥的这一端。我们有责任把有益于本土社会机体与自我精神主体的原汁养液输送给大众，使其心灵获得灵动活跃的滋润剂；我们有责任为本土的民众带来开阔的精神视野，带来世界各异域各社会形态的历史与现实复制品、真实的画卷与图像，种种临摹的细节，以及人类在各个领域中认知世界、创造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种种思想材料。

　　翻译乃文化之要务，经纬之大业。中国翻译事业的开始，恰巧是中国人上下求索，寻找强国之道、富国之道的启蒙时代。事业的出现，必然要求道路；道路的出现，必然使得事业出现更大的延伸、开拓与发展，严复与林纾正是在投身翻译事业之后提出了翻译工作的三大原则：信、达、雅。这是翻译工作者从事这项工作必须达到的标准、必须遵守的艺术守则，而世人评论译人译品的时候，必须持信、达、雅三大标尺。总之，信、达、雅三大标尺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圈出了第一个宽阔的平台。

　　鲁迅的“硬译说”、“直译说”，则对这三大标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鲁迅翻译中突出一个“直”字，似乎有特别强调“信”的意味，似乎把“信”与“直”置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而“译”的生命线似乎就是“信”与“直”。

　　无庸讳言，在共和国时期，鲁迅的精神地位与学术地位要比新中国成立前的近半个世纪崇高得多，几乎被供在一个神坛上，与此相应，在翻译领域方面，鲁迅无言的、沉默地享有着权威的地位，他似乎是一个永恒的标准，是一个绝对的尺度，他对“直译”的精神与态度，影响着一两代人约有一个世纪之久。在这一个世纪之内，极少有翻译家、外国文学学者，对鲁迅的权威地位提出异议，别说是挑战了。我孤陋寡闻，据我所知，只有两个人有这份胆子，直言鲁迅的“直译说”不合理——一位是梁实秋，一位是以学贯中西、博通古今、语言尖锐而著称的钱锺书。在他们看来，翻译是给本国人看的，就必须符合国人习惯的词汇、语句、文法规则、语言规律、修辞学美感，要叫国人“悦读”，读起来有美感，而不是读起来费力。总之，要符合讲究的、纯正的修辞美学的追求。

　　我感觉，在翻译理念上，对“信”的绝对盲从，对原文的绝对符合，必然造成对“雅”和“达”的忽略、损害、游离与折扣，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语法上的欧化与语调上的翻译腔。看来，要把“信”、“达”、“雅”三个标准单独化、独立化，必然带来翻译工作中、翻译作品中的某种局限性与病态。

　　如果还原到实践本身，事实似乎要简单一些：那就是面对着一篇原文的文本，先把它攻读下来，对每一个意思、每一个文句、每一个话语都彻底弄懂，对它浅表的意思与深藏的本意都了解得非常透彻，然后，以准确、贴切、通顺的词汇，以纯正而讲究的修辞学打造出来的文句，表达为本国的语言文字。简而言之，翻译就这么回事，但这里有一个严格的关卡，那就是要看译文的这些修辞意图与审美追求是否符合原文的形态与意念。过了“信”这一关的“达”，才是真正有资格的“达”，而这种翻译实践，往往不仅被认为译得“信”，而且被称为“译得活”。但是“活”，仍然不过是“译得活”或为“不活”，还不能说是水乳交融的“化”。

　　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说法，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生硬牵强，又能保存原有风味，就算入于“化境”；这种翻译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精神姿态依然故我。照此说来，好的翻译实践，不是别的，就是进入了奇妙的化境。

　　中国译道的“化境说”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延伸与发展，也是中国翻译事业更进一步，达到丰富多彩新景观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