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本作家太宰治，本名津岛修治，出生于青森县北津轻郡金木町的知名仕绅之家，父亲是贵族院议员，但太宰治却从未享受到来自财富或权势的种种好处。他一生立志文学，曾参加左翼运动，又酗酒、殉情。在短暂的39年生命中，他创作了五十余部作品，包括《人间失格》、《斜阳》等。他曾五次自杀，最后一次，1948年，和仰慕他的女读者投河自尽。

　　最近，太宰治的“人生三部曲”首度在大陆出版，包括了缅怀故乡的自传性随笔《津轻》、幽默浪漫小说集《小说灯笼》和《人间失格》前传《小丑之花》。这三部作品，不同于他以往阴郁颓废的文风，会让人感受到一些“暖色调”。以下为台湾作家吴明益为《津轻》所写的序言，原题为《唯有再见才是人生》，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

　　一九〇二年，二十二岁的鲁迅赴日，两年后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成为仙台唯一的中国学生。二十多年后，才有那篇知名的《藤野先生》，以及里头所回忆的“幻灯片事件”。

　　《藤野先生》里鲁迅陈述的日本经历成为鲁迅传奇的一部分，文章中提及课堂上观看日俄战争的其中一张幻灯片，引起日本同学欢呼，让鲁迅意识到自己同胞的麻木病源，也成为他弃医从文的关键。许多论者认为，鲁迅后来到东京着手翻译俄国与东欧文学，参与革命活动，写出《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都跟这个“幻灯片事件”有关。彼时一代文学家太宰治尚未出生。

　　一九四四年，三十五岁的太宰治受日本内阁情报局与文学报国会将所谓的“大东亚共同宣言”予以小说化的委托，开始阅读鲁迅，并且于暮冬之际赴仙台探寻鲁迅事迹。翌年，日本战败，《惜别》出版。

　　太宰多数小说都有很浓厚的个人色彩，但《惜别》却是“他传”，写的是鲁迅在仙台的生活。太宰治虚构了一位名叫田中卓的医师，在记者的来访下，回忆和鲁迅相处的点点滴滴。太宰为了写作鲁迅，将七卷本《大鲁迅全集》(改造社)细读过，作为他理解鲁迅的基础。小说中鲁迅对田中的自白，内容显然都来自于鲁迅的作品。与此同时，太宰治还读了两本鲁迅的传记，分别是太宰治评述“像春花一样甘美”的《鲁迅传》(小田岳夫)，以及“像秋霜一样冷峻”的《鲁迅》(竹内好)。

　　《惜别》在日本文学界的评价并不高，竹内好甚至批评太宰误读鲁迅，但我却认为它是一部极有意味的作品。原因之一在于，这部受政府委托的著作里，太宰借鲁迅之口，某种程度批判了军国主义思想。其次是，太宰也借由鲁迅的文学观，发挥了自己的文学观。更有意思的是，在接受委托写作的同年，他也受了小山书店之邀写作故乡，这就是你手中这部美丽的重访(或告别)故乡之书——《津轻》。

　　普通读者对太宰治的认识，多半建立在《人间失格》与《斜阳》这两部作品上。放荡酒色、心灵矛盾、哀伤为人的挣扎，是太宰文学的典型。而他五次自杀的经历，也常让人与其小说联想在一起。相对地，阅读《津轻》将是完全不一样的明亮经验。

　　《津轻》分为“序文”及“正文”(《巡礼》《蟹田》《外滨》《津轻平原》《西海岸》五章)，乍看像是以地理与特色进行“导览”的游记，实质上则不然。太宰认真阅读了大量地方历史文献，再穿插访友经验与回忆片段，写出了这部“不只是游记”的作品。

　　书中内容我自不必赘述，但不妨提醒读者注意几个部分：论者多半认为太宰治的忧郁性格，与他的家族有关。选择文学为志业的太宰，很想逃离父亲与兄长的权力环境(他的父亲津岛源右卫门是地方名绅，也是县议员、众议院议员、贵族院议员，同时经营银行与铁路)，而《津轻》正好为此观点，埋藏了情感线索。

　　另外，读者当会发现，除了嘲弄、戏谑的“无赖派风格”外，太宰写景与叙事都十分出色。《津轻》与《惜别》里的景色都十分温暖，那些小酒馆、渔村巷弄、堤川、观澜山，在港口缓缓落下的粉雪、粒雪、绵雪、水雪、硬雪、糙雪、冰雪(只有雪国的子民才能分得清楚)，以及水色浅、盐分淡，隐隐飘着海潮香味的蟹田海岸……他是如此努力想展示自己故乡的美与自己文化气质的根源。此外，太宰的历史观、文学观与思想，也在这部书里与故旧的饮宴讨论中，很自然地铺展开。

　　比方说在与阿竹重逢的那段，太宰刻意把拉杂的寻人过程都写出来，却让人紧张地期待。他提到“在兄弟姊妹当中，只有我一个的性情粗野而急躁，很遗憾的就是来自这位养育我的母亲的影响”，指的就是十三岁起就照顾他的阿竹，这是对一个女佣的最高礼赞。而当他与好友N君谈及故乡的“歉收年表”，看到每隔几年就出现的凶年，太宰不禁义愤。他说津轻人将歉收说成“饥渴”，而“我们的祖辈一生下来遇上了歉收，在艰难的困境中长大成人。这些熬过困境的祖辈的血液，也必然在我们的体内流动着”，甚至大胆批判了政府无能。

　　引用京都名医橘南谿《东游记》中的几则奇幻故事，更让我仿佛看到眼神天真澄澈的少年太宰——毕竟太宰留下的照片，眼神总是如斯忧郁。

　　太宰或许不能理解鲁迅留学时所受到的歧视，以及作为一个没落帝国的子民，在日俄战争中所受到的刺激，但他显然很努力地想理解这个影响中国的作家，并且与他在文学中对话。研究者藤井省三曾为文讨论过太宰的《惜别》，提及小说里鲁迅写了一段文章给“我”，内容正是《摩罗诗力说》的部分段落。“我”回应说：“我觉得，该短文的主旨，指出了与他从前说的那种‘为帮助同胞的政治运动’的文艺多少有些差异的方向，不过，‘不用之用’一词让人感到丰富的含蓄。终归还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实际的政治运动那样对民众的强大指导性，而是渐渐地浸润人心，发挥使其充实之用的东西。”“我”并进一步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文艺这种东西，就会像注油少的车轮那样，无论开始时怎样流畅快速地运转，都可能马上就损毁。”

　　或许，这才是太宰治抵抗家族权力，对时局与自身情感的迷惘，依靠酒精、毒品、放纵情欲外，真正支持他的根本力量?他希望自己的文学是不断滚动人生的润滑剂，是无用却能浸润人心的物事。

　　太宰与鲁迅的相似之处，还在于他们对父亲形象的抵抗。在这特别的一年里，他或许短暂地从多重的纠结情感里抽身出来，体验了人跟土地的纯粹情感。

　　只是他终究选择再次告别。

　　在太宰治的遗作《Good-bye》的前言中，他提到唐代于武陵的诗：“人生足别离。”劝酒的人说，不要再推辞斟满酒杯了啊，因为“花发多风雨，人生足别离”。太宰说他有一位前辈将诗句翻译成“唯有再见才是人生”，相逢的喜悦转瞬即逝，离别的伤心却黯然销魂、如影随形，因此我们一生都得活在告别中。

　　我将《津轻》视为一部“告别”之作，因为那个太宰归去的故乡，正是他要道别的故乡。而他写鲁迅的作品名为《惜别》(这是藤野送给鲁迅照片背后的题字)，则是太宰文学精神的另一面向：他一生中多次想以死亡与世界告别，在我看来，正是太宰“惜别”这个世间之故。那个他想离弃的生命，就是他燃烧的生命;而他离去的故乡，正是他留恋的母土。关于这点，你手上的《津轻》正是美丽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