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侠”是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群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化词，有关“侠”文化近年来开始在英语世界传播。探讨中国文化词“侠”的英译，首先就要追究“侠”的起源及文化内涵，比较中国侠义精神与西方骑士精神的异同，并结合历史语境与文本语境分析不同译法的优劣。虽然“侠”没有一成不变的译法，但是学者和译者更倾向于归化译法，而通过异化音译“侠”，应该说是起步晚、步幅小。回顾“侠”的英译，可以为中国文化词的翻译提供借鉴，助力中国文学外译和中华文化“走出去”。

关键词：侠；中国文化词；侠义精神；骑士精神；英译

一、引言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侠文化历经两千多年的积淀，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态，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金庸武侠小说的英译，侠文化开始在英语世界传播。“侠”是侠文化的核心概念，也是侠文化的灵魂所在。“侠”不仅是武侠小说中塑造出来的一种惩强扶弱、匡扶正义的英雄形象，还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群人，在《史记·游侠列传》等史书中就有记载。他们为人重诚重诺、仗义助人，有着自身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是游离于统治阶层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民间正义力量。

事实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刘若愚（James Liu）就曾对“侠”的英语对应语有所论及，后来，莫惠娴（Mok）、斯蒂芬·泰奥（Stephen Teo）也在自己的著述中讨论了“侠”的对应词。这几年，洪捷等人在各自论文中涉及“侠”的英译，然而中国还没有一篇专论“侠”英译的论文问世。早期英译“侠”时，译者采用归化策略，用knight-errant之类的表达替代，后来还出现了一些“侠”的其它变通译法，更有学者采用异化法，将“侠”音译为xia。探讨中国“侠”的英译，首先要追究“侠”的起源及文化内涵，比较中国侠义精神与西方骑士精神的异同，然后结合历史语境与文本语境分析不同译法的优劣。

二、“侠”的起源

早在战国后期，典籍《韩非子》中就已正式出现“侠”字，“侠”开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也有记载，“俜，侠也”。所谓“俜士”，亦为兵士。而兵士，古语中又是“甲士”的同义词。从“侠”的语源来看，侠士的古义就是甲士、兵士、武士。《说文解字》中“甹，侠也。三辅谓轻财者为甹”，“侠”字原为轻财者。据此可以得出，“侠”这一专门称呼最早可能转音于陕西中部一带（汉代称之为“三辅”）的俗语方言，那里的居民把社会上已普遍出现的一类轻财重交的民间武士称之为“甹”，也写作“俜”，后逐渐变音假借为“侠”。

关于“侠”的起源，目前有三种主流解释：源于原始氏族遗风、源于墨者和源于先秦士阶层的文武分化。郑春元在《侠客史》中提出“侠”源于原始氏族遗风的观点，认为原始氏族居民中的舍己助人、追求公正的社会行为是中国“侠”的最初表现。但汪聚应指出，将“侠”的起源简单归结于原始氏族遗风，则淡化抹去了中国侠士的人格素质和精神内涵，认为侠士的起源应该还原于某种人格形象。鲁迅、闻一多、侯外庐、吕思勉等人则持另一种观点，认为“侠”源于墨家，如鲁迅曾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闻一多也指出，“墨家失败了……产生所谓游侠了”。侯外庐就认为，“墨子学派的后期发展……一派变为社会运动的游侠”。吕思勉更是提出“墨之徒党多为侠，多以武犯禁”。上述种种说辞表明，侠士起源于墨家，最初的侠士是墨家学派没落后散落在各地的弟子。虽然在诸子思想中，相较于儒家、道家思想，墨家思想最接近“侠”，但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思想的提出是为了治国，其舍己为人和奋不顾身是为了公室服务，而非我们熟知的任侠观念。

相对于“侠”源于原始氏族、源于墨者而言，“侠”最初由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文武分化转变而来的观点最受学术界认可，例如，陈山与汪涌豪在其著作中就分别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笔者也认同“侠”的这种起源说。战国时各诸侯国统治者为了谋求霸主地位，争相揽士；而没落的士阶层为改变其自身处境，也乐于为人主所用。战国之士逐渐划分为两种，即“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旅美学者刘若愚在The Chinese Knight-errant（《中国之侠》）中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侠”出自古代贵族（士阶层）。春秋末战国初时，分封制的瓦解使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会地位与贵族头衔。士阶层往往受过很好的教育，勇敢正直，其中能言善辩者作为谋士，为各诸侯国君主所用，而尚武者做了刺客或流散各地成为游侠。先秦时期的刺客，为早期“游侠”的一种，如战国时的荆轲，其冒险行刺不仅为国家安危和深受战争苦难的人民，还为报太子丹知遇之恩。

除了以上三种主流解释外，“侠”的起源当然还有其他不同说法。如冯友兰就说：“原农工之下层失业之流民，多为侠士”，他们“以帮人打仗为职业”。熊宪光认为“侠”出自纵横家，“纵横家的衰落，其策士流落民间成为侠士。”陈双阳则把神话故事中的英雄原型看成是“侠”的人物形象起源。

三、中国侠义精神与西方骑士精神的异同

最早出现论述“侠”及其文化内涵的是战国时期韩非的著作《韩非子•五蠹》。在该书中，韩非子将“侠”列为五种“害虫”之一，提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观点。他认为“侠”是持有武力，且对国家律令具有破坏性的一群人。但将“侠”的前身简单归于拥有武力的武士也不完全正确。《淮南子•说山训》中说“喜武非侠也”，强调“侠”还应具有某些道德准则，如“义”，是“义”让他们“弃官宠交”，重视私人情谊。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也对“侠”的精神特质有所描写：“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对“侠”的论述也与自身经验有关。西汉时期，司马迁因替朋友李陵说情，被汉武帝打入死狱，落难后，无人替他说情，而他为了完成《史记》最终选择了宫刑。基于这样的经历，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才突出肯定了“侠”这一群体言必信、行必果的美好品德和慷慨仗义的特质。可见，诚实守信、救人于危难、与官方对立，则是构成侠义精神基本特征的若干重要因素。东汉荀悦在《汉纪•孝武纪》中也对“侠”的定义做了补充：“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强调了“侠”树立个人威信，结党私营的特点。明代启蒙思想家李贽在《焚书》卷四《杂述•昆仑奴》中说，“夫剑之有术，亦非英雄者之所愿也。何也？天下无不破之术也。我以术自圣，彼亦必以术自神，术而逢术，则术穷矣”。他提出“侠”不是重信重义、英勇无畏的匹夫，而是有胆略、能成大事的英雄的新观点。由此观之，“侠”之为侠不仅仅是因为武功高超，更是因为其侠义精神所在。

与中国侠士很可能起源于战国时期没落贵族相似，西方骑士起源于罗马帝国之后欧洲各国的兵中贵族重骑兵。公元五世纪左右，罗马帝国崩溃，蛮族兴起并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各国之间相互争夺领地，因此各国出现了为国王掠夺土地，征战沙场的骑兵，他们在国王、大领主的掠夺战争中拥有最高的战斗力，是以马代步驰骋于沙场的兵中贵族，这就是早期骑士原型。当时的骑兵因身穿重甲装备，被称为“重骑兵”。武器装备精良和使用技术及武力决定了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重骑兵。与重骑兵相对应的是轻骑兵，他们武器装备更加轻便，作战也更加灵活，越来越向后期骑士形象发展。

公元七世纪，法兰克国王查理•马特尔实行采邑制，将土地及其上面的农民一起作为采邑分封给有功之人，以服骑兵役为条件，供其终身享用，但是不能世袭。这一制度确立了以土地和服役为基本条件的臣属关系，削弱了贵族势力，加强了王权，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统一。采邑制推行之后，中小封建主都要服兵役，他们自备马匹，装备精良，构成了新型骑兵，奠定了西欧中世纪骑士制度的社会基础。十一世纪末到十三世纪末，在教宗的准许下，西欧封建领主和骑士发动了有名的宗教性军事战争，即十字军东征。十字军的招募，激起了欧洲骑士的强烈反响，一方面，骑士希望通过战争得到荣誉和封号；另一方面，教皇也宣称只要为圣战而死，便可以得到上天国的回报。十三世纪后期，由于土地制度发生变化，国家需要一支常备军来保卫安全，这时法国、德国和英国纷纷实行募兵制，开始组建常备军，逐渐取代骑士服兵役制度。后来，骑士封号也越来越容易得到，在英国詹姆斯一世期间（1566-1625），骑士爵位甚至可以使用股票、现金购买，骑士称号逐渐失去早期的荣誉感与内涵。

与中国侠士大多游离于统治阶层不同，西方却要求骑士绝对维护封建制度。这主要包括两方面准则：其一，骑士要坚决维护教会利益。骑士首先要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也就决定了骑士必须保护教会利益。基督教的行为准则成为骑士的行为准则，他们不再为自己而战，而是为教会、为上帝而战，是教会和上帝的战士。保护教会利益，一方面，骑士要保护神职人员、教徒以及一切从事宗教活动的人，甚至还要保护老人妇孺等弱者。另一方面，骑士还要铲除一切异教徒，对基督教的绝对信仰以及与异教徒的积怨，使得骑士们很容易接受这一要求。而教皇们也正是利用这一点，发动了长达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但这场顶着向世界宣传基督教帽子的侵略战争，充分暴露了教会的虚假性与欺骗性，使得教会威信大为下降。其二，骑士要坚决维护封建君主利益。采邑制度的实施，使得国王把自己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骑士，也就形成了以土地为纽带的领主与下属之间的关系，这样骑士就有了保护国王的义务，为其征战，维护王朝统治。与此同时，骑士的生活方式也随着社会发展变得丰富多彩。相较于普通民众，骑士不需要从事任何农业活动。和平时期，他们主要进行各种军事练习，亦或狩猎、饮酒，参加比武大会等；战争时期，他们替君主征战沙场，冲锋杀敌。

比较而言，中国“侠”是一种人群的称谓，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法定身份，“侠”是社会舆论根据某些人的行为特征赋予他们约定俗成的名称。概而言之，“侠”是一群重信重义、乐善好施、有原则、有谋略、舍生取义的人，他们扶弱济困，往往通过武力解决社会不公，且习武轻财，注重个人名誉。除此之外，“侠”还具有其行不轨，与统治阶层格格不入的特征。“侠”表现为急公好义，勇于牺牲、有原则、有正义感，能替天行道，纾解人间不平的侠义精神。中国侠文化是“侠”和“义”的统一，在侠义精神中，“侠”是其表现形式，“义”是衡量侠士的一个主要标准。侠士通过“武”帮助弱者，抵抗强权，维护正义。侠义精神夹杂着血性、正义感和责任感，不仅表现为保护弱者个人，还表现为维护民族大义。

而早期骑士起源于日耳曼族的重骑兵，自然保留了某些日耳曼人的尚武精神，同时还残存了些许野蛮残暴的性情。后期基督教的发展与传播，骑士成为基督教的战士，上帝的战士，遵循基督教的行为准则，他们脑海中的日耳曼传统随之净化为基督教信仰。骑士是欧洲贵族阶级，所以骑士不仅维护封建制度，还要维护教会利益。战争、宗教、爱情以及宫廷文化等因素共同催生和培育了骑士精神。骑士精神既体现出好战野蛮、忠诚勇武的蛮族传统，又体现出谦恭正直、虔诚公正的基督精神。基督教教化骑士要虔诚信教，扶弱济贫，乐善好施。综而述之，骑士精神具体表现为谦卑(Humility)、荣誉(Honour)、牺牲(Sacrifice)、英勇(Valour)、怜悯(Compassion)、诚实(Honesty)、公正(Justice)、灵魂(Spirituality)八大美德。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侠”与西方骑士的文化内涵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而中国侠义精神与西方骑士精神也有异同之处。

四、“侠”之英译

“侠”在英语世界早期传播时，通常被knight-errant替代。例如，在The Knight-errant in Chinese Literature中，旅美学者刘若愚就已经使用knight-errant指代“侠”。一九六七年，在出版的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侠”的英文专著The Chinese Knight-errant中，他仍使用knight-errant（游侠骑士)替代“侠”。他说使用knight-errant指代“侠”，并不表明中国“侠”等同于西方“骑士”，而主要是想帮助西方读者快速理解中国“侠”这一群体，这样西方受众会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从而想了解什么是中国knight-errant。

除了刘若愚之外，其他一些海外汉学家和翻译家也曾使用knight-errant之类对应语英译表达中国“侠”。如下表所示：

由表1可知，早期使用knight-errant之类表达替代“侠”，出现在二战后至八十年代初介绍中国文学的英文学术专著和中国文学英译作品中。后来，随着武侠小说走进英语世界，knight-errant作为“侠”的主要译法，仍然出现在这类小说的英译中。第一个英译金庸先生武侠小说的香港学者莫慧娴（Olivia Wai Han Mok），一九九三年出版了《雪山飞狐》英译本：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就曾六十八次使用knight-errant翻译“侠”。

在《雪山飞狐》英译本中，莫慧娴没有把苗人凤苗大侠简单地译成Phoenix Miao，而是又添加Knight-errant进行补充说明，这不仅仅是在侠士框架内进一步细化人物身份，还结合文本语境翻译“侠”，突出“侠”的人物特征。

金庸武侠小说英译中，译者们除了仍以knight-errant和knight为主替换“侠”，他们的变通英译也是丰富多彩的，而且基本上采用归化译法。“侠”的变通英译分为三类：一是使用Mr./Master/Sir/sir作为称谓语，表达称呼方式；二是运用名词guard(s)/brother(s)/heroes/retainers/friends/fighters/gentleman意译“侠”(唯一例外之处是用shifu音译“侠”)，表达确切的身份角色；三是采用代词you/he/others/him/them指代“侠”，表达人际关系。当然“侠”的变通英译，还可根据不同上下文语境，运用其它英语表达，如warrior，chivalrous swordsman。

使用knight-errant之类对应语表达“侠”，主要目的是便于西方读者理解中国“侠”这一群体，虽然可以近似复制“侠”的语义，但不能复制“侠”的文化信息。正如前文所述，中国“侠”与西方“骑士”之间仍有相当区别，与骑士维护王权统治与捍卫宗教利益不同，侠士既无维护帝王统治的义务，也无捍卫宗教利益的目的，更为不同的是，他们惩强扶弱、匡扶正义的行为与封赏和名号无关。因此，有些学者建议使用音译法突出“侠”的独特性和中国文化内涵，而不用英语中已有的词汇和意象替换。如在一九八〇年出版的著作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夏志清就没有使用英语中knight替代“侠”，而是使用“侠”的拼音hsia，表现出对独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自信。莫慧娴尽管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雪山飞狐》英译本中，主要还是将“侠”英译成knight-errant，但她在博士论文Martial Arts Fiction：Translational Migrations East and West中，除了详细介绍武侠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在第五章阐述“侠”这一特殊群体时，也使用了xia音译中国“侠”。她这样解释：“knight-errant的译法虽然以目标语读者为中心，在西方更容易被接受，但是‘侠’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文化概念，knight-errant作为‘侠’的翻译，只是起到了解释xia含义的作用”。在英文著作Chinese Martial Arts Cinema：The Wuxia Tradition中，新加坡国立大学的Stephen Teo也用拼音xia指代“侠”。Teo借助新渡户稻造翻译“武士道”的方法支持自己的这一译法，认为不使用英语单词替代“侠”，而把“侠”的拼音当作一个新词，将“侠”从西方骑士印象中独立出来，虽然这种译法不方便英语读者理解，但是经过起初的解释和一段时间的使用，会慢慢得到认可和接受的。

将“侠”用knight-errant之类表达替代，优点是规蔽了中英两种语言之间的矛盾冲突，更方便目标语读者理解、接受；但缺点是弱化了“侠”的独特性和中国文化特色，不利于“侠”作为一种独立的中国文化概念的传播和认可。音译法可以把“侠”当作一个独立概念，而且以音译法译成外来词，一旦在大众语言中传播开来，就会逐渐被目标语群体所接受并广而用之。如同日本“武士道”的官方翻译是bushido，而不是英语中固有的horsemanship或chivalry。

“侠”的中国文化独特性，决定了其翻译不能局限于词义的单一性与孤立性，而应该把它放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与文本语境中进行探究。二战后至八十年代初，“侠”被归化处理为knight-errant之类对应语，这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关。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国家尚有较大差距，英语读者对中国思想文化非常陌生，“侠”被替代为knight-errant之类表达是以英语读者为中心，将“侠”全然陌生的信息替换成他们所熟知的词汇与文化意象。随后，尽管在金庸武侠小说英译本中，“侠”的英译也以knight-errant之类替换和一些变通表达为主，但从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夏志清英文学术著作开始，音译xia便进入英语读者视线。因为这时中国也已经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加快，社会持续进步，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学者们开始有意甚至刻意介绍中国武侠小说和侠文化。音译xia就是把“侠”当作中国特有的文化概念，与西方骑士的文化内涵相区隔。比较之下，新渡户稻造早在一八九九年就将“武士道”第一次用音译bushido介绍到西方，中国“侠”音译为xia，应该说是起步晚、步幅小。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使用音译突显中国文化特色的译名会逐渐增多，如二〇一九年一月正式启用的香港西九龙文化区“戏曲中心”的英文译名就采用了Xiqu Center。一直以来，汉语中的“戏曲”都被翻译成Chinese Opera，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的“戏曲资料中心”，叫Chinese Opera Information Center；“上海戏曲中心”英译为Shanghai Center of Chinese Operas。此次西九龙戏曲中心译名的横空出世，就引起不少学者和业内人士的热议，对此香港著名粤剧演员阮兆辉在香港立法会解释道，戏曲就是戏曲，不是opera!你在opera看见过翻筋斗、耍旗、舞水袖等中国传统动作吗?没有!换句话说，如果以opera翻译，那就是以偏概全，无法让外国人领会中国戏曲丰富且独一无二的内涵！

总体而言，在早期中国文学英文专著、英译作品及后来的英译金庸武侠小说中，虽然“侠”无一成不变的译法，但是学者和译家更倾向归化译法，并认为归化策略的使用会提高其在目标语文化的接受程度。究竟如何看待“侠”的不同译法？在笔者看来，应该结合历史语境与文本语境分析其优劣。因为“侠”的独特性，在英语世界很难找到其等同的对应词，即使是与之最接近的“骑士”，其文化内涵和侠文化也有一定差异。因此，在处理这类文化负荷词的翻译时，我们不能一味简单地采用归化策略，把它从复杂的原语文化体系中抽离出来，如果长此以往，不仅造成目标语读者对中华文化的误解，而且还会贬低我族文化，迷失我族文化，乃至丧失我们自己的文化定位和文化身份。而通过异化的音译法翻译“侠”时，我们可以借助其特殊的文本语境，运用解释甚至对比，让目标语读者逐步理解“侠”文化内涵。

五、结语

翻译不仅是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还是文化移植的过程。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需要处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通过讨论中国“侠”的英译，我们发现翻译某些中国特色文化负载词时，不仅可以采用归化策略，使用他们所熟知的词汇与意象，还可以采用异化的音译法，尽可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与内涵，让国外读者感受地道的中国味。当前，在我们主动翻译和积极宣传中国文化时，需要拥有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心，用中国腔调讲正宗的中国故事，而不能一味迎合国外读者，因为他们在阅读中国文化学术专著和中国文学翻译作品时，也同样喜闻乐见中国元素，希望以中国人的视角了解中国文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18WZS016)；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政治词语、词语政治：外宣时政新词英译研究”(AHSKY2015D100)。

文章来源：原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作者单位：邓高胜，安徽信息工程学院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叶小宝，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