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中文版序一）

傅高义

1929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毕业，随后获得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的资助前往牛津大学。费正清到英国后不久，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学术引路人的马士。

马士是1874年的哈佛大学毕业生，曾在中国海关任职高级官员多年。马士离任后转入学术生涯，著有三卷本的经典巨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在马士的指导下，费正清在牛津大学写作有关中国海关的博士论文。费正清获得两年的罗兹奖学金之后，又被罗兹基金会获准支持他第三年前往中国，一方面扩展他的中国历史知识，另一方面继续进行有关中国海关的论文研究。

他在中国的4年时间里继续学习汉语和研读中国历史，尤其关注于海关问题。费正清埋头于文献档案，拓展了他的知识与视野，他不仅仅限于搜集海关资料的具体工作，而且涉及中国的对外关系以及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费正清持续致力于海关研究，最终在1953年他46岁时出版了《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此书甫经出版，立即得到广泛的认可，被视为理解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贡献。

费正清曾经说过，每一代学者必须完成他那一代人的创造性工作，然而直到两代人之后，2014年另一位哈佛大学博士毕业的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才出版了一部重要著作——《同过去决裂：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Breaking with the past：The Mar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书中修正了费正清的部分结论。

在中国待了4年之后，费正清于1936年开始在哈佛大学执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重庆的美国驻华使馆工作，在那里接触到周恩来、乔冠华等人。1946年，费正清返回哈佛大学，准备着手于美国中国学的创建工作。与许多其他二战期间服务于美国政府的知识分子一样，费正清相信美国正成为全球性大国，应该承担更多新的责任，这需要更深、更广地去理解他国文化。

中国作为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势必会成为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它。战后费正清返回哈佛大学之前，一些学者已经在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学和古代历史。费正清想把中国研究引入到学术界的主流，在大学的主要院系开设相关课程，包括历史系、政治科学系、经济系、社会学系以及人类学系等。 

哈佛大学的教授队伍中，就创建一个新研究领域的贡献而言，几乎没人能够和费正清相提并论。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学者和教师身份，但最为人铭记的是他作为一个研究机构的创立者。他与同事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一位研究日本与早期中国史的历史学家，共同为本科生开设了一门东亚历史的通识课程，东亚史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稻田”文明。

不过，这是一门针对普通学生的课程，修课的学生对东亚文明感兴趣，但无意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除此之外，费正清还开设了一门培养研究生有兴趣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的基础课程——清代文献学。

20世纪50年代，几乎没有学生具备用中文从事研究的语言基础，因此，费正清在东亚研究方向设立了硕士学位。攻读硕士的学生用中文从事进一步的研究，但他们还要上不同学科的各种课程。这些学生也参加讨论班，讨论班上要写论文。

如果他们写出质量上乘的论文，显示出具备继续深造的潜质，费正清会录取他们进入博士课程。当优秀的学子完成他的博士课程之后，费正清帮他获得为期一年的博士后奖学金，有时间充实论文资料，并得到编辑的帮助，为出版成书做好准备，这似乎又回到了费正清刚起步时所做的一切。费正清开辟了两个研究系列，一个是面向大众读者的研究著作，即东亚丛书；另一个系列则是东亚专题研究丛书。费正清的“推销工作”非常成功，游说基金会与慷慨捐赠者出资，支持建立、发展中国研究事业。在其他学科筹款设立专门研究中国教职方面，他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他的帮助下，创设了众多新的职位，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在政府系，珀金斯（Dwight Perkins）在经济系，我则在社会学系。他也积极促进法学院设立中国法律研究的教授职位，由孔杰荣（Jerome Cohen）充任。我们依次在各自的学科里培养出中国学知识的专家。

为了推进研究，费正清成立了东亚研究中心，这个中心不仅包括中国研究，还包含中华文化领域的其他地区（使用中文书写，拥有包括儒家思想的共同文化遗产），特别是日本、朝鲜和越南（曾为中国的藩属）。

除了费正清自己的学生可获得一年的博士后资助，将论文完善成书，他也延请其他国家的杰出学者在此度过一年时间，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变为著作。后来，随着日本方面的资金捐助，研究日本的学者从东亚研究中心分离出来，成立了赖肖尔中心（Reischauer Center），研究朝鲜的专家同样成立了韩国研究所（Korea Institute）。

东亚研究中心保持了中国研究的核心地位，1991年费正清去世后，改名为“费正清中心”。我在费正清领导下曾做了几年东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1973年他退休后我接替了他的主任职位。

费正清在他的时代将哈佛大学变成培养中国问题专家和推进中国研究的卓越中心。这个中心成为其他大学竞相效仿的模式，它创造了多学科的专家学者从事研究的架构，而这一切主要借鉴了费正清在写作《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的范例。

旧籍新读：

费正清和他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中文版序二）

马钊、麦哲维

这部著作出版于1953年，而最初的想法源于20多年前，当时的费正清还只是哈佛大学一名本科生。1936年，这个想法发展成一篇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该论文集中探讨了1854年海关税务司的创立。费正清最初接触这一题目源于那些从海关税务司离职的“中国通”们的建议，尤其是马士。

一篇本科论文利用西文史料足以写成，接下来的几年，费正清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跟随蒋廷黻学习受益良多，更有机会吸收已出版的清代档案资料。直到1936年的博士论文完善成1953年的著作时，作者的目标变得更为宏大，超出了海关税务司的创建，尽管其仍是本书最重要的核心内容，进而去探讨更广阔的那些塑造中国近代史的制度因素。1936至1953年间所发生的一切，也促使费正清试图用他关于海关税务司创设的研究回应新的问题，当时他新的职位是哈佛大学教授，而不是牛津大学的学生，需要他用著作去影响美国读者。

当我们60多年之后重读这些重要著作时，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研究以及关于那个时代的研究。《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亦不例外。费正清以1943年通商口岸的终结作为该书开篇，指出当前恰是评估百余年来通商口岸体制的绝佳时机。这本书另一同样重要的时间点是1949年。

费正清希望通过他的通商口岸和海关税务司研究为20世纪中叶的美国人提供当时中西关系的历史情境。费正清尤其希望解释令多数美国人困惑的问题——为何中国拒绝了“西方”，选择了共产主义。为了弄清中国对西方的“排斥”，费正清超越了外交史与制度史的探寻，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因素。

他发现，在清朝与英帝国的互动中，双方的冲突在于彼此的世界秩序观念完全不同：一个是普世的道德政治秩序，另一个是民族国家体系。在费正清看来，以中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完全体现于朝贡体系的制度之中。中国和西方政治秩序愿景的冲突亦体现在双方经济理念上的差异，中国宣称无所不有，抑制商人，而英国则促进自由贸易。

费正清研究的时段，从1842年第一批通商口岸开埠，到1854年海关税务司设立，标志着“两个单边体系——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格局经历了变迁”。费正清描述了同西方接触之前中国社会相当稳定的政治秩序，认为这种政治秩序在1842至1854年间的过渡时期开始崩溃。

他断言，“如此超稳定的社会如果不从整体结构上完全摧毁，并加以重新建设，想重塑它的任何部分都不可能实现。” 为进一步理解中国的观念与制度，费正清极力纠正他所发现的关于中国的根本误解，这些误解往往发生在那些没有受过中国语言和文化训练的美国学者身上，特别针对将中国设定为与其他民族国家并无差别从而进行比较研究的社会科学家，费正清着重强调中国儒家君主制的独特性。费正清鄙视这些自封为“远东专家”的学者，认为他们和19世纪中期目光短浅的中国“夷狄专家”别无二致。

因此，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着手培养新一代的汉学家，他们懂得中国语言，理解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费正清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中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念，后又在其他论文和著作中进一步条理化，并渐趋流行，成为影响美国学界数十年研究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权威框架。

20世纪80年代，柯文（Paul Cohen）将费正清的视角概括为中国近代史的“冲击—反应”模式。换言之，费正清研究时段内西方对中国的冲击是推进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重要动力。在费正清的时代，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是“无力”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研究中，无论主动还是不自觉，通常把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而后者通过迅速而剧烈的工业化以及接纳西方制度有力回应了西方。不过，站在当代的立场审视这段历史，中国的回应似乎完全不同。今天，历史学家们需要去寻找中国成功的线索，而不是失败的祸根。

探讨后世学者对费正清观点的批判之前，这本译著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费正清的观点与同时代中国同行的看法不谋而合。费正清有关朝廷和精英联合对付民众的描述已被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所接受。

他刻画的吴健彰是某类寄生性的商人官员，这与当时中国批判清朝官场和通商口岸腐败的观点一致。同样，费正清认为1860年之后“以英国为首的缔约国千方百计延续北京在国内的完整主权统治”，其目的在于保障他们通过条约所获得的特权，这与《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前一年出版的胡绳的著作立论相同。

作为本能反应，许多受多元文化熏陶的现代美国学者，对费正清某些总体论述中所批判的观点持有天然的反感。几乎没有学者愿意承认中国是一个“迥然不同的社会”，中国社会中的发明家、企业主以及法治程度都还没有进入全盛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学界受众往往会发现费正清那些令人不安的论调，而当代中国的作者却乐于提供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无力应对西方冲击的辛辣批评。

就学术研究而论，第一波对费正清的攻击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些攻击的背景是美国发动了越南战争。当时批评美国的言论甚嚣尘上，随之波及到对19世纪侵略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批判。最尖锐的批评来自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他将矛头指向认定费正清回避了西方帝国主义削弱19世纪中国的事实。

恰恰相反，费正清认为西方帝国主义为中国本土社会提供了潜在的刺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费正清发现中国出现了联合统治的局面，并不是全部由西方帝国主义所独霸。费正清把这种“满—汉—西方”的联合统治称为“共治”，并认为海关总税务司的“共治”已经制度化。尽管费正清与现代中国学界的历史解释存在一些共同点，但他还是旗帜鲜明地寻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不同的另一种解释。针对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对费正清的批评，他本人拒绝强调帝国主义弱化影响的不合理性。

第二波对费正清的修正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将矛头指向他提出的朝贡制度的性质。费正清在某种程度上高度强调中国与“内亚”互动经验的重要性，认为朝贡制度主要适用于中国的“内亚”邻邦，而当这种制度需要适应东南沿海的英国侵略者时，它阻碍了创造性回应新挑战的所有努力。

不过新一代的学者，包括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指出，费正清忽略了中国及其“内亚”邻邦之间互动的方式，这些方式并未受到朝贡制度的制约。这些学者认为，清朝继承的“内亚”遗产要多于汉族遗产，更关注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政策方针以及不能归为汉族中心主义或以朝贡制度为基础的实践活动，如《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清朝宫廷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清朝的平准战争，等等。

首先，最近关于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比较研究更加细化了帝国主义的理论视角。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库珀（Frederick Cooper）认为“帝国中间人”在帝国的建构与维护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都市”里薄弱的帝国官员群体只能通过吸纳当地精英统治辖区人口。因此，新近的研究在不否认帝国主义高压方面的同时，也关注一些地方层面的协商机制。

正如费正清乐于强调的那样，来自“内亚”的征服王朝一再地在中国掌权，却从未破坏先前的政治结构。帝国主义在某些方面究竟如何运作，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与费正清的“共治”概念有相通之处，尤其通商口岸时期中西“共治”概念并不纯然是西方的创造。

事实上，最近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对中国海关进行了全面研究，他赞同费正清的说法，即海关是清朝政府实践的基础，包括对强权局外人的委任，认为“费正清分析的某些因素依然具有生命力”。因此，费正清将海关税务司视为中英共创机构的定位与最近关于帝国主义如何运作的研究不谋而合。

其次，尽管费正清基本上以两个截然对立世界的秩序冲突为前提，但他对于19世纪中期通商口岸生活的生动描述却显示出文化的让步、协商与杂糅。他刻画了中英双方在语言、文化上的误解以及彼此创造性的适应。他写道：“典型的上海人是真正的混血儿，既非东方亦非西方是他们的标准特征。”这些旁白式的描述经常在文中出现，使枯燥的外交史变得生动活泼。但费正清也想说明，1842至1854年间国际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既不是清朝模式，也并非英国模式，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彼此适应。如果费正清这本书写于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他或许会把文化混杂作为叙述的中心焦点。

事实上，虽然费正清没有明确提出文化混杂和创造性适应，但他的描述与怀特（Richard White）的“中间地带”概念不谋而合。怀特使用这一概念描述了处于同一物理和时间空间内两种政治—文化实体在边界相遇，却没有任何一方有足够的力量去支配彼此的互动。这正是费正清所描绘的1842至1854年间中国通商口岸的情形。

第三，费正清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贸易在东南亚的扩张是对朝贡体系的第一次打击，预言了日后中国侨民研究（或称海外华人研究）成为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研究进展最快、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费正清在此处着墨不多，只是强调1500年以前中国的贸易扩张，反而最近的研究开始关注1500年之后的海外中国商人以及他们在欧洲帝国主义时代的东南亚地区变得日益重要。

某种程度而言，费正清并不能继续深化他的观点，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他要被迫放弃朝贡制度是中国与邻邦之间互动的根本形式这一论断。事实上，数十万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不会把自己想象成朝贡制度的参与者。最后，我们希望21世纪的中国读者在阅读这部费正清的精深著作时至少从两个方面有所获益。

费正清从多元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写作历史的模式。《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部传统的外交史著作，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尽力站在中英双方的立场，以便读者对此能有更为深入的理解。费正清突破了传统外交史的藩篱，试图从一方的角度解读另一方的文化语境。

作者通过深入钻研多种语言的档案才能写出这样的历史著作，能够在迥然不同的官僚体制下审视同一事件。对现代中国的读者而言，这本书的最大用处在于揭示了英国方面的情况，尽管它也提供了一种至少尝试写作中立历史的模式；无论我们怎么认为费正清在这方面的失败，他毕竟做出了真诚的努力。此外，他让读者了解到双方各自的看法和动机。通过利用书中传主的详尽资料，费正清提醒我们，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都不是统一的整体，英国外交官有的直接来自伦敦，有的则出生和成长于印度；清朝的外交官员有的是满洲亲王，有的则是广东商人。

现代的中国读者亦可通过阅读此书了解20世纪中叶美国的诸多情况。正是这个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在世界舞台上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但当冷战帷幕拉开，它却饱受空前的焦虑困扰。这个国家只有极少数人——外交官、商人、传教士和学者具有在中国生活的丰富经验，而绝大多数人几乎对中国一无所知。1945年，中国是美国的坚定盟友；4年之后，它却莫名其妙地成为“排斥”美国的危险敌人。《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出版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的1953年。在这种情况下，费正清解释了莫名其妙的原因，帮助美国读者了解为何中国“排斥”美国而选择了共产主义。这部中文译本的问世，中国读者可以借助费正清了解20世纪中叶美国的状况及其焦虑的问题。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