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兹生的《杜甫诗选》在杜诗英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典范意义。研究从译者的诗性原则与文献意识出发，分别探讨了译诗韵律、语体、修辞、选目、忠实性与译本结构，对其杜诗英译本展开全面分析，认为其译本兼顾译诗作为翻译文学的诗性，与作为文学史料的文献功能，基本再现了诗人及其名下诗文的面貌，丰富了杜诗在美国的译介谱系与维度。对其成功译介经验的考察有助于启迪对中国古诗译介策略的思考，加深对文学外译本质属性的认识。

关键词：华兹生，杜甫诗歌，诗性原则，文献意识，文学译介

作者简介：林嘉新，博士，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比较文学及海外中国学。

一、引言

在汉诗西传史上，杜甫是较早走进西方读者视野的中国诗人，西方对杜诗的译介迄今已有300余年，产生了巨大的文学与文化影响。美国诗人王红公曾直言：“毫无疑问，我的诗歌创作主要受到了杜甫的影响”，赫斯费尔也称对她创作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是寒山与杜甫。可以说，英译杜诗已超越了一般文学传播范畴，成为了中外文学交往史上一桩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件。同时，杜甫也在世界文学或中国文学权威选集中占有重要席位，其诗歌不仅在必选之列，且入选量也高居中国诗人前列。 

华兹生的《杜甫诗选》在杜诗英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译诗频频入选权威文学选集，译本不仅被列入“东方经典著作译丛”，作为教材而使用，还得到了中国学界的肯定，被收入《中华大文库》以英汉对照版的形式发行。由此可见，华兹生的译本对杜甫及其诗文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有重要促进作用。同时，译诗在英语世界广泛流传与评论，也逐步确立了其作为翻译文学的经典地位，因此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与典范意义。 

当前，国内外对华兹生译介杜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翻译技巧与策略的探讨上，认为其译诗“保留了诗歌的审美空白”，“其通俗流畅的风格满足了他们的审美期待”，译诗“不仅体现了其作为学者的多年学术积淀，也是对当代美国习语的内化恪守”。但现有研究对译诗的语境性成因探讨较少，忽略了其译介活动的社会性与历史性。华兹生译介活动的发生既有外部力量推动，也有内部力量重组。他在翻译视野内孤立地考察各译本，不免疑窦丛生，争议难解，某些研究甚至因资料缺失，抑或译本遗漏，造成译本断代讹误，致使其对译文的历史语境化分析结论成疑。有鉴于此，当前需加强对华兹生译诗个案研究的体系化建设，关注其独特身份和时代背景，将其译诗个案回置于当代美国汉语古诗翻译场域的历史进程中，进行显幽发微的系统考察，探究其译诗对美国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与当代价值。据此，本文将运用描写译学与译介学的研究方法，对华兹生译介杜甫诗的语境与文本进行描写，重点观测译者如何与语境进行联系与聚焦，探究译者的文化观、诗学观、读者观等如何影响其译诗策略，以期最终对其译诗的生成与影响进行语境化解释。 

二、诗性原则：译诗的韵律、语体与修辞

华兹生英译杜诗强调译诗作为美国诗歌(尤其是非学院派诗歌)的艺术性，主张译诗应当符合其所在时代语境的诗学标准与审美传统。他提出，英译中国诗时应“先仔细地看看英文的诗歌，特别是美国诗的状况”。具体表现为华兹生对当代美国诗歌诗学的敏锐体察与内化习得，主张采用自由体译诗，同时吸收、借鉴中国古典诗的文学技法（如词序、句式或韵律）。但他也明确反对译诗对原诗亦步亦趋的形式策略，因为这会让译诗显得“听起来很勉强与机械”。陈伟强认为“译诗(《杜甫诗选》)也反映了华兹生试图展现杜诗中的一些重要的形式特点，如头韵、重复与平行，但却绝非严格、亦步亦趋的模仿”。

在翻译杜甫诗时，华兹生强调在自由体中译出原诗的平仄节奏。在译诗中，华兹生采用自由体，在某些诗行第二个单词后加逗号做顿，仿拟原诗节奏，产生了译文杂合的现象。在此以《春望》的英译文做说明，见例1:

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Spring Prospect

The nation shattered,mountains and rivers remains;

city in spring,grass and trees burgeoning.

Feeling the times,blossoms draw tears;

hating separation,birds alarm the heart.

Beacon fires three months in succession,

a letter from home worth ten thousand in gold.

White hairs,fewer for the scratching,

soon too few to hold a hairpin up. 

原诗体裁是五言律诗，诗韵鲜明。华兹生译诗并无明显的韵脚，也难看出其他押韵手段的痕迹；但译诗的第一、二、三、四、七句中，第二个实词之后加逗号做顿，仿拟原诗节奏，而英文诗歌节奏由轻重或重轻音步所掌控，其音步的基本形式为抑扬格或扬抑格，除语法要求或其他特殊目的外，一般不轻易在诗行中使用“加逗做顿”进行节奏划分。这种做法在此诗中出现的频次极高，八句诗中有五句采用原诗节奏，使得原诗的节奏在译诗中得到凸显。

除了在节奏上仿拟原诗外，译诗还在叠词等诗韵技巧上仿拟原诗，以凸显原诗的音韵特点与艺术技巧。在此，以《登高》的英译文做说明，见例2: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Climbing to a High Place

Wind shrill in the tall sky,gibbons wailing dolefully;

beaches clean,sand white,over head the circling birds.

Leaves fall,no end to them,rustling,rustling down;

ceaselessly the long river rushes,rushes on.

Autumn sorrow ten thousand miles from home,always a traveler;

sickness dogging each year of my life,I climb the terrace alone.

Troubles,vexations,coat my sidelocks withfrost;

listless at this now blow,I forgo the cup of muddy wine.

诗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显得大气雄浑，是历代文人骚客反复吟咏的经典诗句，尤其是叠词“萧萧下”和“滚滚来”显得十分有气势。华兹生的译诗使用了叠词，有意保留了这种“A-A+adv.”的结构。不仅rustling和rushes两个头韵的使用加强了译诗的节奏感，on和down不完全尾韵音（semi-consonance）[-n]的创译还具有极低沉的和音效果，较好地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行文风格。 

对仗是汉语格律诗的典型特点，诗中均有大量对仗使用，其中近体诗尤其强调对仗，是汉语律诗“入律”的关键。对仗在杜甫的创作中非常常见，其艺术表现手法极为高超，也是诗人创作之精妙所在。华兹生在翻译杜诗时，对其形式特点有深入研究，认为“杜甫非常擅长创作律诗……杜甫在律诗中所使用的平行结构是其诗艺精华之所在”。

华兹生译诗在翻译对仗结构方面，也在力求展现原诗的创作技法，以译文杂合的方式增强译诗诗性。译文杂合具备“新奇”的特点，易于使译诗获得陌生化文学效果，因为“翻译文学的新奇性使目的语受众不断有新的阅读发现，激发他们对文化‘他者’的审美兴趣，激活阅读欣赏过程”。在此以《〈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其五》为译例，分析此阶段华兹生翻译对仗句的方法与技巧，见例3: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其五

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

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

银甲弹筝用，金鱼换酒来。

兴移无洒扫，随意坐莓苔。 

Accompanying Mr.Zheng of the Broad

Learning Academy on an Outing to General He’s Mountain Villa

This stream of yours,as though borrowed from the blue Yangzi,

This bit of mountain sliced off from the Jieshi rocks.

Green dangling,bamboo shoots broken in the wind;

Red splitting open,plums fattened by the rain.

A silver pick to strum the many-stringed zither,

a golden fish exchanged for another round of wine.

We’ll move as fancy takes us—don’t bother to sweep—s

it wherever we please on the mossy ground. 

该诗是一首五律，颔联（3、4句）与颈联（5、6句）是典型的对仗。译诗中，华兹生运用了平行结构来翻译对仗：首先，在词汇层面，采用了一一对应平行结构，如第三、四句中的green←→red,dangling←→splitting,broken←→fattened,in the wind←→by the rain，第五、六句中的A sliver pick←→a golden fish等均使用不同的平行结构以对应。在语法层面，第三、四句句首均使用了两个动名词作独立主格，其后使用省略助动词的被动结构，形成了完整的平行结构，第五、六句采用了N+V+O的平行结构。这四句译诗中具有与原诗类似的效果，但又并未显露出生硬牵强、重复拗口之感，不失英语自由诗本色，实为译诗佳作。总之，华兹生译杜甫诗遵循了诗性原则，力图在英诗自由体中折射出原诗的节奏、叠词与对仗等形式特点，体现了新语境架构下中美诗学碰撞、对话、融合，进而再生的状态。 

华兹生译杜甫诗采用口语体，如使用简单措辞、会话建构、插入语、命令式与碎片化等用语，制造译诗用语的日常会话感，使其译诗明晰晓白、质朴流畅、生动凝练，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这种译诗用语与“意象派”文学运动、“逆向文化”文学运动的译诗主张有较大关系。历经两次诗歌“本土化”运动后，美国学院派诗歌创作体系已被日益勃兴的“新传统”逐渐消解。由于“快消文化”的效率驱使与“碎片化”阅读时代的信息爆炸，美国社会已然疲于复杂而深刻的文学书写、倦于晦涩学究的用语方式。文字古雅、语言艰涩、形式保守的诗作已很难获得当代美国读者的青睐；相反，清新朴实、通俗简约的非学院派诗歌在美国大行其道，成为了文坛新宠。霍克斯也说：“(英译汉诗)切记勿用矫揉造作的书面语来翻译。”

20世纪70年代以降，华兹生便浸润于美国汉学界的研究与译介活动中，先在美国高校任中文教授，与众多汉学家，如霍克斯、夏志清、白妙子与白牧之等均有深入的社会交往与学术交流。交往中，华兹生自觉地将汉学界译诗语言文本规范加以内化，译诗中采用了当代美国译诗传统的用语主张，尽量贴近美国诗歌的用语习惯，采用了非正式语体，尤其是口语体进行译诗，使之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他还综合运用会话建构与插入语、命令式、碎片化等自然语流(口语)的常用语式进行翻译，表现出当代非学院派诗歌的通俗化特征，而非亦步亦趋的机械对应，因为“过度和刻意追求与原诗词序、分行的一致，很可能导致译文的生硬与呆板”。在此，我们以杜甫的《哀王孙》为译例做一个说明，见例4:

哀王孙

……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

……

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

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

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

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

……

慎勿出口他人狙。

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Pitying the Prince

……

I ask,but he won’t tell me his name or surname,

says only that he’s tired and in trouble,begs me to make him my servant

.……

“Wild cats and wolves in the city,dragons in the wilds,

prince,take care of this body worth a thousand in gold!

I dare not talk for long,here at the crossroads,

but for your sake,prince,I stay a moment longer.

Last night,east winds blew rank with the smell of blood,

from the east came camels crowding the old Capital.

Those Shuofang troops,good men all——

why so keen,so brave in the past,so ineffectual now?

……

Take care,say nothing of this——others wait in ambush!

I pity you,prince——take care,do nothing rash!

Auspicious signs over the five imperial graves never for a moment cease.”

在译诗中，华兹生运用了英语口语体来翻译，措辞朴实，句式简单，整首诗十分平易近人，毫无学究气息。在会话结构上，华兹生在译诗中添加了人称I、You、He等，显现了原文中不存在或隐性的会话交际方，还相继使用了ask、tell、say、beg、talk、hear等具有交际意图的动词，突出了译诗的会话交际意图。插入语也是这首译诗用语的特色之一，如for your sake,prince,I stay a moment longer//Those Shuofang troops,good men all，具有口语体的特点。在翻译“昔何勇锐今何愚”时，华兹生连用三个so（so keen,so brave in the past,so ineffectual now），这种重复表达既加强了语气，又有自然语流反复言说的观感。此外，译诗中还多次出现命令式用语，如Take care,say nothing of this//take care,do nothing rash；碎片化用语(sentence fragment)，如Wild cats and wolves in the city,dragons in the wilds等，并利用破折号制造语句的破碎感；而且全诗的后半部分全部被置于直接引语之中，更加增添了译诗的口语感。口语体的运用使译诗变得鲜活生动，拉近了读者与译文的距离，读之似乎能感觉到作者与读者在进行直接会话。不难看出，华兹生译诗遵循了当代美国译诗传统的语言文本规范，原诗的文言体在译诗中被折射为英语口语体。这种译诗用语策略得到了学界肯定，称“华兹生充分运用了地道的美式会话（authentic American conversation）来翻译中国古典诗中具有讲故事倾向（story-telling）的叙事氛围”。 

三、文献意识：选目代表性、译诗忠实性与史学化译本结构

《杜甫诗选》的选目凸显了华兹生对代表性问题的关照。一般而言，“中国古典诗歌进入英美诗歌这一新的文学系统是一个被选择的过程”。华兹生译介杜甫诗的直接原因得益于其早年的学术经历。1951—1955年，华兹生师从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学习汉语古诗，并担任其学术助手。当时，吉川正从事汉语古诗的研究，尤其是有关杜甫诗对仗的研究。因学业与研究的缘故，华兹生自然而然就接触到了杜甫诗，并在吉川的指导下将其研究成果译成英语，其中也包含部分杜甫诗。《杜甫诗选》选诗总计135首，涵盖了绝大多数杜甫传世经典之作，如《石壕吏》《春望》《登高》《登楼》等，基本展现了杜甫诗歌创作全貌，以及使其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艺术表现形式，极大地凸显了译者对作品代表性的考虑。对此，华兹生如是说：

杜甫传世诗歌约1 400多首，但其文学名望主要建立在100余首诗上；1 000多年来，这些诗广为中国后人以及中华文化圈的相关人士称颂与评论，并入选各类文学选集。

内容上，华兹生所选译的诗歌是最能凸显杜甫思想与情感的篇目。杜甫诗歌向来以“诗史”而闻名，晚唐文人认为“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其诗文多指涉政权动荡、底层疾苦、政坛黑暗，表现出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爱国诗是杜甫诗歌中最重要的主题，华兹生对此也有深刻认识： 

杜甫深受儒家“责任”思想的浸染……广义上讲，他通过其诗歌实现了其道德目标，他的诗歌充满悲痛，多描写自己与同胞们所遭受的饥荒、暴政、政局动荡等主题。他最优秀的作品多为哀悼令他感到震惊的悲剧，痛斥那些由于无知或蠢笨造成人民灾难的肇始者。毫无疑问，诗歌蕴含的极度真挚并富于同情心的基调，使后世尊奉其为“诗圣”，认可了他作为文学上“孔子”的崇高地位。

杜甫诗歌中的现实主义与社会意义、及其忠贞的道德节操深刻地吸引了宋代文人，引来他们尽其所能地争先效仿……杜甫的诗歌紧密关联了他充满变故的人生起落与人生中的重要历史时期。

由此可见，华兹生对何谓杜诗经典有深刻的认识。选译篇目多数为关注民生疾苦、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和其人生起落、仕宦沉浮的诗歌，与选译陆游诗歌时所表现出的审美偏好大相径庭，凸显了译者对代表性的关注，他甚至称其译本“就是要厘清是出于何种因素将其称为伟大”。同时，为展现杜甫诗歌概况，还选译了部分名气略小但也值得关注的篇目。这种选目原则充分体现了华兹生对其译作文献功能的考虑，即充分尊重译诗在源语语境中的历史定位与评价，以代表性篇目展示杜诗的文本自在性与文学价值，以供读者学习、阅读或参考。

体裁上，华兹生选译了杜诗创作的主体——古体诗与近体诗（包括七言律诗、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五言绝句），同时，也收录了少量排律与赋文，较为客观地再现了诗人创作的体裁维度。译诗均以时间先后顺序编排，其目的在于全面展示杜甫人生不同阶段中的社会政治变故、仕宦沉浮、羁旅行记与生活百态，以及由此带来的诗歌主题与思想的渐变，展现了诗人真实饱满的形象。美籍华裔学者陈伟强（Timothy Wai Keung Chan）教授也认为华兹生的选本具有全面性与代表性，旨在提供“一个简明扼要的读本”。

作为学者型翻译家，对原诗意义的忠实是其译诗文献功能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华兹生英译汉诗翻译策略择选的重要考量。华兹生有着高度的汉学家学术自觉和深厚的汉学素养，“深厚汉学功底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独到见解无疑对其译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就了其译诗的学术性与精确性”。在翻译杜甫诗时，华兹生的译诗表现出对原诗内容与语义的高度忠实，反映了华兹生深厚的汉语功底与中国文化底蕴。获益于良好的汉学教育经历与学术研究背景，多年的汉学浸润造就了华兹生出色的汉语语言能力（尤其是古代汉语），他能对中国古典诗的语义与内容有深刻到位的理解与把握，也使得其译诗可以在内容与语义上高度忠实于原诗。现以杜甫《初月》的英译文为例做一个说明，见例5: 

初月

光细弦岂上，影斜轮未安。

微升古塞外，已隐暮云端。

河汉不改色，关山空自寒。

庭前有白露，暗满菊花团。

New Moon

Frail rays of the crescent newly risen,

slanting beams only a fraction of the full circle,barely lifted above the old fort,

already hidden in slivers of evening cloud.

Stars of the River of Heaven keep their hue unchanged,

barrier mountains,untouched,cold as before.

In the courtyard white dew forms,

moisture imperceptibly drenching the chrysanthemums. 

华兹生的译诗十分忠实于原诗的语义与内容。首联Frail rays of the crescent newly risen,slanting beams only a fraction of the full circle将原诗对新月出现、月影浮动的情景描绘完全展现出来了，crescent（弦月）比moon（月亮）也更贴近原诗语义；a fraction of the full circle（全圆的一小部分）展现了“轮未安”所指的新月初现的月轮光影。“不改色”被译成their hue unchanged（光影色调不变），“白露”被译成white dew（白色的露水），都十分忠实于原文语义与内容。最后一句moisture imperceptibly drenching the chrysanthemums（露水不知不觉地浸润了菊花团），将原诗那种菊花团凝露的缓慢过程描写得极为生动.

华兹生译诗的语义忠实性与其多年的汉学教育与研究背景有关。自1946年以来，华兹生陆续求学于哥伦比亚大学与京都大学，接受正规的汉语与中国文学教育，其后又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京都大学、斯坦福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等世界一流学术机构从事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工作。多年的求学经历与汉学浸染使其获得了一流的汉语能力与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在译诗时展现出对原文的敏锐语感与深刻理解，译诗语义的忠实性也使其译诗具有了文献功能。

根据译文的文本特点，英译汉诗可大致分为文学性译诗和文献性译诗两类。前者指译文以文学功能为导向，译文不使用复杂的注释、说明抑或解释，旨在让读者将译文当成翻译文学加以欣赏品评，比较典型的案例有庞德的《华夏集》、斯奈德的《寒山诗》与王红公的《中国诗百首》等；后者指译文以文献功能为导向，译文使用详尽、细致、周全的注释、说明或解释文字，译本广泛参考和征引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身即是一项严肃的学术活动，而非单纯的翻译文学，可为学术研究与考证提供史料或文献依据，如宇文所安的《盛唐诗》与韩禄伯的《寒山诗注译全本》等。当然，两类译诗并非决然对立，许多译诗兼有二者，但各有侧重。

华兹生译杜甫诗具有鲜明的文献意识，译本也流露出明显的“史学化”痕迹：译诗编排以编年体形式展开，并为诗人编写了重要事件人生年谱；译本的注释数量与篇幅较前期译诗大幅增加，译诗颇有历史的厚重感；译诗前言对诗人经历的历史脉络、创作风格、政治信仰与仕宦沉浮均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具有一定的文献性。这也使得源文化信息被进一步地折射到了译诗中，使美国读者能通过译诗的文献性信息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故具有文献性译诗的特点。

华兹生特意在《杜甫诗选》的正文之前编制了诗人的人生年谱（chronology of the life）。在描述杜甫人生经历时，华兹生选取了24个标志性历史事件，同样按照时序编排了人物年谱，并做历史解释。有了年谱，整部诗集的历史感增强，加之译者前言与译诗正文也是以历史的脉络发展展开的，使译本具有一定的文学史与人物史意味。

此外，华兹生译杜甫诗的笺注频次较多，大多数译诗都有注释，《杜甫诗选》译诗135首，作注221次。首先，这些注释往往比较繁复，相较于前期译诗有大幅度增长，且笺注文献丰富、引经据典，有的笺注用词数甚至远超译诗正文，颇有文献考证的史学意味。其次，作注之处基本是民俗风情、人物关系、地名典故等中国文化独有的且读者难以理解的地方。最后，华兹生还对每首诗的格律、诗体、主题、创作时间与背景等信息做了详尽说明。这种介绍极尽详细地叙述了原诗诗体、创作背景、相关任务等信息，史料意味浓厚，与前期几乎不做注或简约做注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译诗文本历史化与文献化现象的出现与译者长期从事史学研究有较大关联。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华兹生全身心地投入史学研究之中，曾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并在日本、中国香港任专职研究员。期间出版了多部中国史学著作与译作，如《古代中国的朝臣与庶民:班固〈汉书〉选译》(Courtier and Commoner in Ancient China:Selec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by Pan Ku,1974)，《关于中国早期史学典籍的看法》(Some Remarks on Early Chinese Historical Works,1982)，《司马迁：历史学家及其作品》(Ssu-ma Chien:the Historian&His Work,1985)，《〈左传〉：中国最古老的叙事史选篇》(The Tso Chuan:Selections from China’s Oldest Narrative History,1989)等。史学研究讲求文献资料的丰富性与权威性、事件关联的条理性与逻辑性，要求研究者具备较高的文献意识与考证能力。通过多年的史学研究与译介，华兹生形成了自身的史学家职业习惯。由于“译者在其他毗邻行业习得的行为定势会被灌输入并组成译者职业惯习”，故史学研究的职业习惯也自然影响了华兹生的译诗方法与技巧。 

四、接受效果与评价

华兹生的译诗进一步扩展了杜诗在美国的流传性，也将杜诗在美国的世界文学地位提升到了新层次。一经出版，《杜甫诗选》就取得了较好的销量与读者反映。据世界第一大图书馆联机检索系统World Cat的统计(截至2019年1月)，美国共有845家图书馆藏有《杜甫诗选》，位居美国所有杜诗英译单行本之首，市场效果十分显著。根据“好读物”（Goodreads）的数据（截至2019年1月），《杜甫诗选》的推荐指数高达4.0，与欣顿的译本（推荐指数为4.24）同属读者非常青睐的译本。在亚马逊（Amazon）上（截至2019年1月），华兹生的译本也表现不俗，属4星级推荐译本。由此可见，华兹生的译本在美国具有较好的市场效果，得到了美国图书馆和读者的关注与推荐，因而拓展了杜甫诗文在美国的流通空间.

华兹生英译的杜诗还入选权威文学选集，成为了翻译文学经典。作为英语国家世界文学版图最新动态的风向标，作品入选权威世界文学选集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英语世界对作家及其作品的认可度。以最新版《诺顿》（2015）为例，杜甫是入选篇目较多的中国古代诗人，总计收录了其译诗10首。主要译者包括华兹生、宇文所安、塞斯（Vikram Seth）与柯睿（Paul Kroll），其中华兹生被收录的篇目最多，共计4首。此外，华兹生的译诗还被收录进了其他学者编纂的中国文学选集，在汉学界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从侧面印证了华兹生译诗已具备翻译文学经典地位，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

这种流传性与译本的出版目的与途径有较大关系。首先，译本是作为“东方经典著作译丛”出版发行的。作为经典系列丛书和许多美国大学的东亚系教材，该系列丛书的出版历时60多年，至今仍译作频出，在美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美国的东亚研究界拥有重大影响力。其次，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是美国顶尖的学术出版社，在美国享有较高的声誉，也易于得到各大图书馆与读者的关注。加之，华兹生在中国典籍翻译领域拥有多年的翻译实践，不少译作成为美国读者认可的经典，其翻译成就也为学界所公认，经典地位不言自明，这些都有利于其译本得到市场的认可。总之，译本的流传性是各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也是美国译本市场选择的结果。

此外，学术界对其译本的关注及评价也可为译本的流传性提供佐证。美国汉学家蔡涵墨（Charles Hartman）对华兹生的《杜甫诗选》推崇备至，认为“华兹生是过去四十年来最成功的中国诗歌译者。此番华兹生与杜甫的‘联姻’实为研究中国诗歌的西方学者所久盼，其杜诗翻译也定会广受欢迎”（封底）；陈伟强对该译本赞叹不已，称华兹生的译本“展现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杜诗译本以及介绍中国最伟大诗人杜甫的全新视角。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自然是一本令人愉悦的初级读物；对于唐诗专家而言，也可能具备一定的使用价值……华兹生的译诗是准确性与可读性之间平衡的最佳例证”。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中文教授伊维德对其译诗也颇为称赞，甚至认为，“与韦利相比，我更喜欢华兹生的译诗，因为它更贴近于原诗”，他用于学术研究的诸多引用译诗也多采用华兹生的译作。中国学者张忠纲也宣称华兹生的《杜甫诗选》“仍是收录杜诗较多的本子，且大体上反映了杜诗的风貌”。

从翻译影响上看，华兹生的译诗策略虽然产生了许多具有典范意义的译文，但未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尤其是其译诗“改写”和文风“偏差”有时也招致专业读者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针对其译本学术性不强、准确性欠佳、注释不详尽与完整性不足等方面。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批评忽视了翻译的接受语境导向性与目的性，并未超越固有的文本本质主义观念，仅凸显了学术研究的严肃立场。事实上，这些“改写”和“偏差”并未使译诗偏离其翻译目的，即为一般读者而译，也恰恰是这些针对接受语境所做的翻译调适，使其译诗成功地获得了流通与接受。正如华兹生所言，“我的译文是专门为学生和一般读者而译，而非亚洲研究专家。因此，我可以拒绝接受那些来自语文专家(中国文学研究者)的、令我感到困扰的(翻译)指令，虽然这最终也没让我幸免于他们的反对”。

总之，《杜甫诗选》具有较强流通性与较高认可度，使杜甫及其名下诗文得以透过翻译“借帆出海”，进一步进入了美国的流通领域，获得了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在不断被阅读、欣赏与评论的过程中，杜诗的自在性与开放性在新语境中被再次激活，译诗由此进入世界文学流通领域。

五、结语

华兹生把杜诗的译介拓展到文学史与立体化语境空间中进行考订，摆脱了以往非历史语境化、主观自发的平面化方式，为杜诗在英语世界的阅读与流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华兹生本着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古典诗歌深入探究的初衷，以代表性与经典性为依据进行了译诗选目；奉行了诗性原则，巧妙地在自由体中展现了中国古典诗艺技巧，使译文产生了杂合的现象；采用英语口语体，顺应了美国当下的诗学规范；注重笺注的文献性与历史性，使译诗成为具有文学史价值的读物。《杜甫诗选》作为翻译文学，使得杜诗在美国世界文学场域中得以丰富、延续与流传，译诗释放了原诗的话语张力与艺术活力，再次表现了原诗的意义不确定性、文本开放性与多元阐释性，使原诗文本在新语境架构下得到拓展转换、如获重生，再次展示出杜甫诗歌历久弥新的生命活力。 

当下中国学界对西方汉学家译诗批评总是“抓住汉诗形式不放，忽略了汉诗外译的根本、时代的需求以及文学之为文学的要旨”。由于语境、主体、目的等翻译诗学要素不同，西方汉学翻译传统与我国文化外译实践存在显著差异，其翻译活动中往往蕴含自发性、本土性、目的性的文化自觉倾向，“它自然地变异源文化的许多内涵，同时也构建了目的语文化”。通过华兹生译诗，我们或许可以管窥中西译诗流派的理念差异与文化立场，也有助于启发我们对当前中国文学外译热潮的冷静理性思考。

本文来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