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海外汉语文学典籍的英译成就突飞猛进，经历了复杂的流变历程，呈现四大转向：学者型和作家型翻译家的主流化、译者翻译取向的非主流化与转译的失宠、翻译中“求全”与“双赢”的凸显、以及海外翻译环境的提优蜕变。研究20世纪百年来汉语文学典籍在海外的译介及传播流变，对于了解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理清中国文化的传播格局以及掌握汉语典籍海外译介的总体趋势与规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汉语文学典籍英译；海外译者；20世纪；百年流变
一、引言
20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新中国对中国文学译介的大力推介、海外移民和海外留学热潮的迭起以及海外汉学的拓展等促使汉语文学典籍英译动态发生了嬗变，译者队伍的转型、翻译对象的选择、译本质与量的提升、翻译环境的改善等都史无前例。
汉语文学典籍直接译为英译的历史可追溯至18世纪初期的英国，在此之前都是由欧洲其他语言转译为英语的。1719年，威尔金森（J. Wilkinson）将清代长篇小说《好逑传》译成英文，开辟了汉语文学典籍海外英译的先河。有关汉语典籍的海外英译概况，不少学者已做过相关探索，成就斐然。汪次昕（2000）编撰五代至清末的诗词曲英译索引，共收录英译文6700首，统计时间止至1999年，涉及原作者612人，检索方法科学便捷；王尔敏（1975）完成中国文献西译书目，广泛搜编汉籍外译各类译本，原本上起先秦，下至五代，涉及汉语字典、文史哲著作等，统计了几百年来西方翻译汉籍的概貌，涉及英、法、德等十几种语言。马祖毅、任荣珍（1997）编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在国外的翻译史略，文本以中国古代典籍为主，同时涉及部分中国现当代书籍。学科领域广泛，涵盖文学、宗教、历史、政治、经济、艺术、语言等；黄鸣奋（1997）从散文、诗歌、戏剧、小说四个层面综述了汉语文学典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传播，数据信息庞大，宏微兼顾；王丽娜（1988）着眼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名著的国外传播动态，不但系统爬梳汉语古典小说和戏曲的多种外文译本，而且罗列相关的汉学专题论文或专著目录。除此之外，相关学术论文的发表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导引。学者们主要从三个层面展现海外汉语文学典籍翻译的历史动态。首先，单部作品在国外的译介和传播。相关学者包括何文静（2010）、宋丽娟（2009）、裘何敏（2011）、赵征军（2013）、徐来（2005）、郭延礼（2003）、焦勇（2013）、何敏（2009）、辛红娟和高圣兵（2008）、黄卫总（2011）等，研究对象涉及《楚辞》《今古奇观》《牡丹亭》《庄子》《老残游记》《墨子》《诗经》《聊斋志异》《道德经》《金瓶梅》等。其次，某位作家作品在国外的译介和传播。比如羽离子（2001）和何敏（2008）分别研究了李渔作品的外译，王丽娜（2001）探寻了李白诗歌的外译等。最后，某类文学体裁在国外的译介和传播。何敏（2011）总结了清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特点，黄鸣奋（1998）概览了中国古代戏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党争胜（2012）阐述了中国古典诗歌在国外的译介与影响，杨静（2014）梳理了美国二十世纪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总体而言，这些成果虽然范畴不同、目标不一，深浅不等，但从不同侧面折射出海外文学典籍英译的发展轨迹，为海外翻译研究提供了参考。当然，受研究时间、研究视角或是研究目的所限，这些成果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其中最为称憾的就是：大多数成果以目录检索或是文献罗列为主要目的，缺乏对海外汉语文学典籍英译的发展脉搏、演变格局和流动趋势的深入分析和解码。本研究以此为出发点，首次探寻海外汉语文学典籍英译在20世纪的百年流变轨迹。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归类、分析和整理了大量文献资料，力求补阙拾遗，微中窥质，勾勒出20世纪汉语文学典籍海外英译的四大流变特征，即译者群体向“学者型”与“作家型”的转向、“非主流”的“上位”与转译的“失宠”、翻译中“求全”与“双赢”的变迁、翻译环境从“无”到“有”的蜕变。
汉语文学典籍英译作品在国际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仍然出自海外译者之笔。研究20世纪汉语文学典籍的海外英译动态，对于了解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理清中国文化的传播格局、掌握汉语典籍英译总体趋势与规律、思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佳策略具有特别的意义。
二、“学者型”与“作家型”——译者群体的转型
进入20世纪后，海外汉语文学典籍的译者队伍结构逐步发生了转型。在19世纪末翻译者的队伍中传教士、商人、领事馆官员是主流，同时受西人在华兴办学校、报社和出版社的影响，这些人也可能同时身兼教师、编辑等角色。20世纪这些来华人士回国之后，不少人进入高等学府，如领事馆官员道格拉斯（R. K. Douglas）和翟里斯（H. A. Giles）、政府官员庄士敦（R. F. Johnson）、传教士修中诚（E. R. Hughes）、苏慧廉（W. E. Soothill）等。出于对中国文学的热爱，他们利用大学提供的条件从事汉学研究，并培养了自己的门生，（比如霍克思（D. Hawkes）就是前传教士修中诚的弟子），逐渐形成规模日渐庞大的以师生关系为特征的汉学研究群体。由于这个汉学群体中很多人热衷于中国文学典籍英译，最终引发了汉语文学典籍英译的学者型转向。“学者型译者是翻译活动的重要群体，学者角色与译者角色相互配合，既是外来文化的选择者、把关者，又是翻译者，再传人，既填补了学科空白，又保障了翻译质量，他们是传媒组织选择译者的理想人选”。20世纪以前，像理雅各（James Legge）、翟里斯（H. A. Gills）那样回国能到高校就职的学者非常有限，汉学教职也少得可怜，所以翻译家群体尚未学者化。进入20世纪后，随着高校汉学研究环境的优化和汉学研究群体的递增，这种情况逐步改观，学者型翻译家渐成主流，傅汉思（H. H. Frankel）、柯迂儒（J. I. Crump）、杜德桥（G. Dudbridge）、葛瑞汉（A. C. Graham）等都是杰出代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翻译家大都有着“特殊背景”。比如有些是“传教士”的后代。他们曾随父母来华生活，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练就了扎实的汉语语言文化功底。回国后他们进入汉学领域，投入汉学研究的同时从事典籍英译。例如，爱德华兹（E. D. Edwards）生于中国，在中国接受教育，回国后受聘于伦敦大学，曾译《孔子》等；《金瓶梅》的全译者芮效卫（D. T. Roy）也曾随传教士父母到华生活多年，家里特聘教书先生教授汉语，回国后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翟林奈是这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父亲翟里斯既是外交官又是汉学家。随父返英后，到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工作，曾译《论语》（1910）、《孙子兵法》（1910）《墨子》、《列子中的道家思想》（1912）、《庄子选读》、《老子语录》（1915）等，以前两部最为著名。德效骞(D. D. Dubs)更为特殊，曾两次来华。幼时随父母赴华传教，后回美完成学业。1918年硕士毕业后，以传教士身份再次来华。后又回国深造，专攻荀子研究，于192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自此一直在西方多所大学任教，译作包括《荀子》注译本、班固的《汉书》等。翻译群体中还有一批是留学并移民的华裔学者。19世纪以来，留学热潮不断升温，其中许多留学生把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专业，博士毕业后选择留在英美任教，同时从事文学典籍翻译和汉学研究。他们当中多人现已成为该领域的知名人士，例如施友忠、张心沧、罗郁正、马幼垣、时钟雯等，皆影响深远。
理雅各（James Legge）
霍克思（D. Hawkes）
“学者型”的翻译家由高等院校或文化机构的教授、汉学家构成，而“作家型”的翻译者则指小说家、诗人等。“学者型”的翻译家主要借力文学批评研究或者史学研究来进行翻译实践，他们的汉学研究成果和翻译成果经常紧密联系，而“作家型”的翻译者则通常用艺术创作的眼光和原作者对话，从而产出译著。早期的“作家型”的翻译家较少，典型的代表除意象派代表庞德（E. Pound）外还有美国著名诗人宾纳(W. Bynner)。宾纳曾在1920年到过中国，学习中国文学。最大贡献是与江亢虎合作翻译了《唐诗三百首》首部全译本，多次再版，影响弥深。之后，作家型的翻译家逐渐增多，典型代表之一是王红公（K. Rexroth），美国诗人、作家和翻译家。王红公是旧金山诗学中心的创始人之一，曾受宾纳的影响翻译中国古诗，贡献卓著。译著有《汉诗一百首》（1956）、《续汉诗一百首》（1970）、《兰舟：中国女诗人诗选》（1972）、《李清照诗全集》（1979；与钟玲合译）。作为诗人，他强烈呼吁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养料发展美国新诗。翻译界认为王红公的译文恰到好处地译出了中国诗的风味，是诗人体味之后的创作，因此将其译文等同于“一流的英文创作”。到20世纪末期，王红公的中诗译文在北美已成经典，常见于美国大学的教科书、图书馆和文学选集中。此外，王红公的门生汉米尔（S. Hamill）也是诗人兼翻译家，不但在诗歌创作上深受其影响，而且同样翻译了大量中国古诗，其译文可见于《爱莲之人》（1985）、《谪仙李太白》（1987）、《<对雪>：杜甫所见》（1988）、《夜游：汉诗英译》（1985）等。除此之外，“作家型”翻译家还有著名诗人亨顿（D. Hinton），主要译作有《杜甫诗选》（1989）、《陶潜诗选》（1993）、《李白诗选》（1996）、《孟郊晚唐诗歌》（1996）等。
当然，“学者型”和“作家型”翻译家只是整个翻译群体的主流之一，但绝对不是全部，翻译队伍中也不乏集作家、翻译家和学者于一身的多才多能之人，比如亚瑟·韦利（A. Waley）、巴恩斯通（W. Barstone & T. Barstone）父子，三方面皆有成果出版。还有一部分普通中国古典文学爱好者也喜欢“小试牛刀”，付梓出版的译作也可见于美国各书店、图书馆和销售网站。
三、“上位”与“失宠”——“非主流”与转译的更迭
纵观20世纪汉语文学典籍的英译成果可以看出大多数海外译者依然对“主流”作品偏爱有加，使得唐诗宋词、孔孟老庄的散文、四大经典小说、元杂剧四大家的代表作等古典文学主流频繁复译，艺术魅力经久不衰。据统计，仅在1934至1963三十年间，《道德经》的英译本就有25种之多。这些“主流”妙品承载了中华文学之“魂”，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已完成经典化的洗礼，是汉语文学的代言者和传播者。因此，翻译中的“主流”取向是情理之中也是大势所趋。当然，20世纪初的海外英译中也有《好逑传》这样的“非主流”受到追捧，但那是特殊历史环境和译者自身的局限性所致，而非译者深思熟虑后的本意。20世纪后期，随着汉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研究范围的扩展，一些早期遭受冷落的典籍作品进入海外翻译家的视野。他们打破了只译经典、高雅作品的历史局限性，转而以当下的审美眼光和价值思维对那些原本定性为“禁书”或是“肤浅”的通俗作品进行全新的考究、评鉴和定位，开启“非主流”汉语文学典籍的“增魅化”时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韩南（P. Hannan）就是一位典型代表。韩南对清初作家李渔、19世纪中国通俗小说尤其是晚清言情小说的研究建树非凡，擅于雅俗并举，文献考据和文学理论并重，以精辟独到著称。20世纪末期明清小说的译介和研究空前高涨，韩南的贡献功不可没。其丰富的汉学研究成果暂且不提，单看清代小说的译介成果就可见一斑。韩南在20世纪付梓的译本包括清代文学家李渔的三部著作《肉蒲团》（1990）、《无声戏》（1990）和《十二楼》（1998）、清末吴沃尧的《恨海》（1995）和清末符霖的《禽海石》（1995）（两者合订出版）。他的译文质量上乘，考究仔细，文笔优美，译文前的“序言”则可谓精彩的研究论文。其中《肉蒲团》译本到1995年已发行三版，亚马逊图书网称其为“中国色欲寓言”。1996年，该译本荣登美国《出版者周刊》1995年最佳图书榜。此外，《无声戏》译本成为美国诸多大学东亚文学课程的必读材料。《十二楼》选译本的反响也超过了茅国权（N. K. Mao）的全译本。韩南对翻译对象的选择与他的学术发现紧密相连，常以价值重构为旨归。比如，他将《恨海》和《禽海石》合订出版，一是出于对二者的相似性和关联性的思考，二是为了肯定《禽海石》的潜在价值，改变其遭受冷遇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禽海石》是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一部真正的“私小说”。进入21世纪后，韩南初衷依旧，分别于2009年和2014年推出晚清小说《风月梦》和《蜃楼志》首部英译本，大有将“非主流”进行到底之势。其他非主流译者还有利维（H. S.Levy），于1962年首次选译清代张庭华编辑的《香艳丛书》。《香艳丛书》全书20集80卷，共收书335种，揽括从隋代至晚清女性创作的作品和有关女性的诗词曲赋、野史笔记，文言小说等，具有珍贵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利维的译介意义非凡，选译以故事为主，译本题名为《幻火：中国爱情故事10种》。另外还有南加州大学教授希曼（G. Seaman）翻译的神魔小说《北游记》（1987）等多种非主流英译本。
韩南（P. Hannan）
如果说“非主流”的上位是汉学研究和翻译发展的一种必然的话，“转译”的失宠可谓必然中之必然。转译大都在翻译原语文本的匮乏或是目的语不通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18、19世纪，“有不少中国古典名著最先是通过法语译介而为西方人所知晓，如《赵氏孤儿》《水浒传》《金瓶梅》“三言”等”。但20世纪的译者，除庞德这样的个案之外，绝大多数都具备阅读汉语原典的能力，他们对古籍的钻研和领悟程度令人钦佩。同时，中国文献资料的获取也比原来容易很多，各大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的藏书以及各种汉学期刊、出版物的大量涌现为汉语文学典籍的海外英译提供了便捷。因此，“转译”的边缘化在所难免。纵观整个20世纪，转译文本在20世纪上半叶多于下半叶。但到了20世纪末，转译本被彻底边缘化。20世纪出现的转译文本类型主要以小说为主，转译的语言则以德法为主。根据黄鸣奋教授的统计，20世纪上半叶被英译的中国文学典籍法译本主要包括儒莲（S. Julien）的《灰阑记》（1832，休谟（F. Hume）1954年英译，德莫兰特（G. S. De Morrant）《月光下的威风：第二才子书好逑传》（1925，贝德福德-约恩斯（H. Bedford-Joens）1926年英译）、德莫兰特《中国侠义、爱情故事》（1921，马瑟斯（E.P.Mathers）1928年英译）；英译的德译本主要有魏汉姆（R. Whlhelm）的《中国优美故事》（1919，马瑟斯1921年英译）、洪德生（V. Hundhausen）的《卖油郎独占花魁》（1928，（罗伊施F. Reusch）1938年英译）、埃伦施泰因（A. Ehrenstein）的《强盗与士兵》（选自《水浒传》；1927年德译，邓洛普（G. Dunlop）1929年英译）、亨施克（A. Henschke）的《灰阑记》（拉沃尔（J. Laver）1929英译）、中国文学典籍德译巨擘库恩（F.Kuhn）的《金瓶梅：西门庆与其六妾奇情史》（1930；迈阿尔（B.Miall）1939年英译）。20世纪下半叶转译的对象主要涉及到四位德国译者，库恩、魏汉姆、布伯（M. Buber）和鲍尔（W.Bauer），魏汉姆的《中国童话》（1955）被奥泽（E. Osers）1971英译；库恩共有三部作品被英语转译，包括《红楼梦》节译本（1932，麦克休姐妹（Florence & Isabel McHugn）1958年英译）、《隔帘花影》（1956，基恩（V. Kean）1959英译）、《肉蒲团》（1959；马丁（R. Matin）1963年英译）。最后，布伯的《南华经》和《聊斋志异》德译本被佩奇（A. Page）1991年英译，取名为《中国故事：庄子、成语与寓言以及中国的鬼怪和爱情故事》。
四、“求全”与“双赢”——翻译“质”与“量”的变迁
出于种种原因，翻译中国文学典籍经常出现或多或少的删减现象，早期的海外英译更是大都以零星节译的方式散见于报刊杂志和专著选集之中，就连汉学大儒韦利在译《诗经》时由于不喜欢政治讽刺诗也舍弃了变雅，可见这种现象不在少数。与18、19世纪相比，20世纪的海外英译文本的完整度、全面度在质和量上都发生了飞跃，体现“求全”意识倾向。本文所说的“求全”有两层含义：一种为“量全”，主要指文本的全译本、比较全面的选集本（在编译或编辑文学选读译本时体现的时间跨度的完整、涉及作者群体规模的庞大等等）。典型的例子包括施友忠翻译的《文心雕龙》（1959）、余国藩教授的《西游记》（1977-1983）、马瑞志（R. B. Mather）译注的《世说新语》（1976）。倪豪士（W. H. Nienhauser）翻译团队正在完成的《史记》全译本（1995-）、柳无忌和罗郁正合编的《葵晔集：3000年中国诗选》（1975）、叶维廉编译的《中国诗：主要样式与体裁》（1976），以及1984年沃森（B. Watson）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诗集：上古至13世纪》等。另一种“求全”为“质全”，注重文本意义的细枝末节，力求巨细无遗。《金瓶梅》的译者芮效卫是典型代表。2012年，年近80岁的芮效卫完成《金瓶梅》最后一卷的翻译（第一卷发表于1993年）。至此，该小说首部英语全译本完整付梓。芮效卫版5卷本《金瓶梅》是30年智慧和辛劳的结晶。全版共3000多页，4400个注解。译者一丝不苟地考证了小说中的诗词、骈文、佛经、谚语、歌曲等晦涩难解之处，研读了海量文献，制作索引几万条。芮效卫版《金瓶梅》不同于许多删节版本，力求精雕细琢。对他而言，《金瓶梅》只有完整呈现才能绽放出不朽的魅力。此外，陈荣捷《近思录》（1967）的英译也很“较真”，除译文精益求精外，还附译中、日、韩三国的评论600余条，注释百余种，另附大量详细的选语来源考，做到“有词必释、有名必传、有引必溯其源”，不愧为“把东方哲学文化思想最为完备地介绍到西方的中国大儒”。事实上，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很多译者追求的是“两全”，既求质又要量，上文提到的施友忠版《文心雕龙》、余国藩版《西游记》、马瑞志版《世说新语》等就是“两全”的杰出代表。
20世纪海外译者的学术化转型致使汉学界出现很多科研与翻译或创作与翻译“双赢”的现象，即科研与翻译或创作与翻译双管齐下，相辅相成，力求双收的现象。第一种“双赢”的代表首推韩禄伯（R. G. Henrick）。他以道教与佛教研究为核心目标，对崇尚老庄的嵇康、禅僧寒山和道教的开山鼻祖老子的兴趣尤浓，学术和翻译成果蜚声美国汉学界。韩禄伯的“双赢”最可见于他对马王堆汉墓帛书的研究和翻译。在马王堆帛书《老子》的译本出炉之前，韩禄伯多年潜心研究，发表了《马王堆帛书〈老子〉考：与王弼本的比较研究》（1979）、《马王堆本〈老子〉的异体字》（1981）等数篇论文。该译本因注释详尽、考究严谨、阐释恰当、文笔优美而广为流传，曾在欧美创下五年连出七版的神话。西方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古代中国典籍导读》中共收入《道德经》译本七部，韩禄伯译本榜上有名。此外，出于撰写博士论文需要而英译汉学典籍的情况也是“双赢”的表现。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齐皎瀚（J. Chaves）可谓典型代表。齐皎瀚的译作《中国宋代诗人杨万里诗选》（1975）与博士论文《杨万里的诗》同时完成，之后又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传记《杨万里》（1976），是汉学研究与典籍英译当之无愧的双赢家。美国另一德高望重的汉学家海陶玮（J. R. Hightower）也是双赢的绝佳例证。海陶玮曾多年从事《韩诗外传》的研究，发表论文《<韩诗外传>与<三家诗>》等。1948年，海陶玮付梓《韩诗外传》注译本。1950年，他的博士论文《<韩诗外传>：韩婴对<诗经>教化应用的说明》出版，文后附上了《韩诗外传》的译文，同样获得了双赢成果。
创作与翻译的“双赢”的典范可举美国翻译家和作家赤松（Red Pine，真名Bill Porter），以翻译道家和佛家文本出名，主攻中国禅诗和佛经翻译，成就斐然。20世纪的译作包括《寒山诗歌集》（1983）、《丰干拾得诗集》（1984）、《拾梅导引：宋伯仁诗选》（1995）、《老子的道德经》（1996）、《宋伯仁禅诗：一位十四世纪隐士的诗与思》（1997）等。赤松在寒山诗英译方面贡献尤其卓著，他的《寒山诗歌集》是英语世界首部全译本。他“对于源语文本的细腻考证、散体化翻译策略的确定以及译本加注手段的运用为寒山诗在英语世界的传布、接受与经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赤松曾长期旅居台湾、香港，并游历中国大江南北，或寻访隐士，或考察诗僧故居，曾出版两部倾力之作—《天堂之路：中国隐士访谈》（1993）和《僧人的行囊：中国朝圣之旅》（2008），好评如潮。创作与翻译“双赢”的典范还可举上文提到的翻译家、诗人王红公和弟子汉米尔。除上述译作外，他们都发表过大量的诗歌作品。王红公的诗集有《龙与独角兽》（1952）、《新诗》（1974）、《心之花园，花园之心》（1967）、《晨星》（1979）等。汉米尔从中国的禅诗中汲取精华，20世纪发表了《零终点：1970-1995年诗歌》（1995）、《夜半笛声》（1994）等杰作。
五、从“无”到“有”——翻译环境的蜕变
20世纪之后英语文化圈的翻译环境随着汉学的产生、兴起与发展而渐优渐进。不可否认，20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的殖民野心是他们制定对外文化政策的主导动因。当时的英语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鼓励建立汉学研究机构的初衷不乏出于殖民扩张的需要，带有鲜明的政治和功利倾向。但随着国际关系的改善以及交流环境的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对话的频繁和深入，及其在国际舞台上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提升，西人不再盲目地对中国进行“文化去魅”和“病理剖析”，欧洲中心化的倾向渐弱，与汉学相关的图书馆、研究机构和团体、出版机构、报刊杂志等逐渐增多，从多方面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蜕变，为海外汉学典籍翻译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英美诸多高等学府是海外汉学翻译和研究的主要集散地，英国起步早于美国二百年多年，著名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贡献最为突出，理雅各、苏慧廉、翟里斯、霍克思、葛瑞汉、道格拉斯等翻译家兼学者都曾在三所之一担任教职，培养的博士如杜德桥(G. Dudbridge)、白芝(C. Birch)、韩南等都已成为国际知名翻译家和汉学家。据汪榕培教授所述，“英国对中国典籍的研究集中于伦敦，近代以来，伦敦共有100余家出版机构印行过中国古典文学的书籍，总数达200余种。牛津和剑桥分别出版过约40种、20种中国古典文学的书籍。近400年来，英国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书籍出版了300余种，博士论文30余篇。”。然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汉学发展突飞猛进，成就惊人。就二十世纪而言，不论是翻译家、译著还是汉学论著的数量都已傲踞世界之首，拥有的书籍和博士论文达1000多种。因此，本文主要以美国为例管窥20世纪英语国家翻译环境发生的巨变。190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丁龙中文讲座”的开设是海外汉学从“无”到“有”的开端。自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福特基金会等多家机构提供大量资金资助中国研究，“截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共有90个”，成功在各个领域培养了一批中国研究专家。此后，美国各种汉学研究机构迅速递增，“到50年代，已有30多所高校设立了亚洲或是中国研究中心，”而“到了60年代末，美国设有亚洲或是中国研究中心机构的大学，增加到50多所”。它们将招贤纳士、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三举并进，大大繁荣了汉学的发展。翻译的发展与汉学的研究紧密相连，美国汉学环境的蜕变为汉语文学典籍翻译提供可能。仅以位于塔尖的哈佛大学为例。其远东语言文学系师资力量雄厚，有毕晓普（J. L. Bishop）、海陶玮、韩南等顶级翻译家和汉学家，培养了芮效卫等享誉全球的翻译巨擘。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于1928年）在东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韩南和新儒学第三代代表杜维明都曾任社长。该社曾资助大批研究生到中国留学，魏鲁男（J. R. Ware）、海陶玮、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东亚藏书量位居西方榜首，单计馆藏的中国善本书，包括宋、元、明、清初诸种版本就达二千五百余种，为中国文学典籍翻译提供了一手研究材料和考证依据。此外，哈佛创办的重要刊物——《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和《中国文丛》——经常刊载中国文学典籍的论文，为翻译文本的研究、鉴赏以及选择等提供参考。除哈佛大学外，美国还有很多高校拥有优质的汉学典籍英译环境，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夏威夷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密西根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华盛顿大学等，皆拥有丰厚的汉学文献馆藏。此外，同哈佛一样，他们也大都创办了汉学刊物，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古代中国》、克多拉多大学的《唐学报》、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宋辽金元研究》、霍巴特和威廉姆史密斯学院的《明代研究》、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中国文学》等，为文学典籍翻译家们提供了解汉学动态、掌握汉学资料和寻求考据材料的便捷平台。同时，美国大学出版社为中国文学典籍的付梓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最为卓然。葛浩文在一次访谈中特别称赞了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不“唯利是图”，“一直在坚持出中国文学的翻译”。该社曾推出《亚洲经典翻译丛书》系列，单沃森一人就曾在此出版译著16种。《亚洲经典翻译丛书》系列含纳了著名翻译家韩禄伯、梅维恒（V. H. Mair）、伊维德（W. L. Idema）、林理彰（R. J. Lynn）、布鲁斯（B. E. Bruce）等多部汉语文学典籍译著。其它在中国文学典籍译本出版方面成就卓著的大学出版社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等。
当然，高等学府文化圈并不能完全满足中国文学典籍翻译的发展需求，很多社会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存在也为翻译的良性发展提供必然条件。首先，美国最大的藏书机构美国国会图书馆为翻译者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翻译文本和研究材料。1928年曾专门设立中国文学部（现为亚洲部），拥有西方最大的中文书库，馆藏资料包括同治皇帝赠予的古典和科学明清刻本九百余卷等，为汉语典籍翻译和研究提供了有力保障。其次，以中国为对象的社会研究团体也为翻译家们展开学术交流，分享翻译见地提供平台。亚洲研究协会是美国亚洲研究的最大协会，其余还有美国东方学会、中国文化研究会、北美中国研究会等。亚洲研究协会主办四种学术出版物，包括《亚洲研究通讯》《亚洲研究文献目录》《亚洲研究学刊》和《亚洲研究博士论文摘要》，美国东方学会创办《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其它学会的学刊包括《翻译中心通报》《民族文学评论》等。这些刊物为翻译家们发表译文、思想交流、材料查找、文本品鉴等提供宝贵资源。
海外文学典籍翻译的质与量的提升离不开翻译环境的影响。虽然政治、经济、宗教方面的大环境对翻译行为有所操控，但20世纪下半叶以来通过图书馆、汉学研究团体、出版机构、报刊杂志等建立的优质翻译环境逐渐使得汉语文学典籍翻译导向从“文化去魅”走向“文化认同”。英语世界翻译环境的改变为译作的生产、产生和传播创造机遇。各种汉学软硬件环境的充分保障为汉语文学典籍英译摆脱边缘化地位、不断发声提供可能。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典籍英译之所以飞跃发展与翻译环境从“无”到“有”的蜕变密不可分。
六、结语
综上所述，20世纪中国文学典籍的海外英译实现了译者到译文到环境的多重巨变。学者型和作家型译者的主流化、翻译取向的“非主流化”、翻译“求全”意识的凸显、翻译与学术和创作的强强联合以及翻译环境的提优等为海外汉语古典文学翻译“质”与“量”的腾飞铺平了道路。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走出去是一项涉及诸多方面的宏伟工程。海外汉学典籍翻译的深度化发展对于中国文化精神、文化形象与文化传统的海外传播和接受意义重大，也为如何制定和实施全方位、具体化和有效化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发展战略和传播途径提供省思。
本文来源：《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1期，注释略。
作者简介：刘晓晖 (1975—) , 女,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文学典籍翻译研究。
作者简介：朱源 (1962—) , 男,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汉语典籍英译研究。
基金：2016年度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从派屈克·韩南汉籍英译的价值建构看中国文学‘走出去’” (L16BYY014) 的阶段性成果。
202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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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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