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于光明日报2021年1月18日13版）

时间：2020年11月7日

地点：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中文楼会议室

文艳蓉（主持人，中国矿业大学教授）：自上世纪初，以杨守敬、黎庶昌、罗振玉为代表的赴日学人大量介绍日藏汉籍以来，域外汉籍一直就是古典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近20年来，经过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域外汉籍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一方面，编纂出版了大量古逸书和珍本丛书，将域外流传的汉籍文献引入我国，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另一方面，学者们以宏阔的东亚汉文化圈视野，利用域外文献进行学术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为进一步促进域外汉籍研究的发展，我们有幸请到北京大学杜晓勤教授、复旦大学查屏球教授、南京大学卞东波教授就域外汉籍研究问题进行对话。首先，请各位老师结合自己所在高校的研究现状谈谈域外汉籍研究这些年取得的成果。

杜晓勤（北京大学教授）：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来说，域外汉籍研究主要关注文学典籍在东亚的流传与影响。以我熟悉的日藏汉籍研究为例，这一研究方向首先要关注我们中国的古典籍是怎么流传到日本的？在当地的传藏情况如何？这些典籍对日本语言、文化、文学诸方面又有哪些影响？其次，还要注意将中国原典与受到影响的日本古典籍进行横向比较，比如诗选、诗话、字书、类书，还有笔记、抄物等，以打破域外汉籍研究最初多关注汉籍存藏情况这种单一狭窄的格局。我们北大同人目前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以多学科融合的方式促进域外汉籍研究的交流与发展，联合北京各高校日语系学者，尤其是日本汉文学、国文学研究者，举办跨学科跨领域，甚至跨区域、跨国别的学术工作坊和中小型会议。我们近两年分别在早稻田大学、北京大学举办过两次学术会议，要求参会发表的中日论文均需提供另一语言的摘要，向外国同行充分表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会议发言采取双语同声传译，所以交流的效果很好。日本当代知名汉文学研究大家后藤昭雄教授来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系列讲座时，我们就特地聘请后藤先生的高足高兵兵教授做翻译，协助他进行学术交流。

目前，北京大学中文系涉及域外汉籍研究的学者人数不算多，且没有专攻此领域者。我们平时主要以读书会（“北京大学中国古典研究会”）、工作坊（“东亚汉籍研究工作坊”）等松散的方式开展活动，核心成员有刘玉才、傅刚、潘建国、程苏东等几位教授和我，系里涉及东亚汉籍研究的学者还有漆永祥、顾永新、杨海峥、顾歆艺、许红霞等教授。我们力求做小而精的学术，慢工出细活，也在根据自己的想法和自身的特点，来做比较精致的日藏汉籍影印整理，以及与自己主攻方向相关的问题研究。

查屏球（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的域外汉籍研究起步较早。上世纪80年代初，章培恒先生受教育部委托到日本任教，回来时买了很多日本汉籍书，从那时起就开始域外汉籍研究。章先生及随后的王水照先生在日本培养了一批学生，后来都成了日本汉学的领军人物。缘此我们和日本汉学界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如80年代中期召开的中日《文心雕龙》学术研讨会，应属第一批中外合作的学术会议。复旦学者也一直关注日韩藏汉籍文献。比如陈尚君教授与日本学人交流甚多。大阪大学后藤昭雄教授在东大寺佛像中发现一卷文书，里面有两首唐代的逸诗，他马上抄给尚君先生看。大阪市立大学斋滕茂教授发现《杂抄》的一首逸诗，也在第一时间告诉尚君先生。另外，黄霖、朱刚、陈正宏、陈广宏、邵一平教授等都曾长期在日本交流或任教，也收集了很多日韩汉籍文献。如朱刚教授在日本神户大学任教时，扫描了很多日藏稀见汉籍与相关的研究论著，放到网上，供学人使用，极大地推进了国内学界关于日本汉籍研究的进度。又如陈正弘教授与日本学人合作系统整理出版了日藏琉球文献，为琉球学的开展提供了一批基础性资料。前年陈尚君教授主持召开日藏汉籍中日学术对话会，并出版《梯航集》学术论文集，引起了中日学人的关注。

我在复旦的20多年里，近一半时间在韩国、日本任教，也较早涉猎两国汉籍，我比较关心跟唐代文学有关的域外文献。一是关注文献里佚存的唐人诗文，如2001年我在韩国访查比对了高丽刊本《十抄诗》以及朝鲜刊本《夹注名贤十抄诗》，发现了约百首唐人逸诗及现存最早的“梁祝故事”文本。二是发掘经日韩学人整理过的汉籍衍生出的文献价值。如元初裴庾《三体诗增注》明时已逸，但在日本室町时被翻刻，流传甚广，成为日本寺院僧人习诗教材，至今存有各种抄卷。又如我在万里集九的抄卷《晓风集》中发现一百多首南宋遗民严子安的诗作，为宋遗民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三是关注汉籍在中日韩三国的流传史，从中摸索近世以汉籍为基础的东亚文化共同体的特质。如南宋遗民胡次焱《赘笺唐诗绝句》是为纪念谢枋得而作，至明成化年间才由胡氏家族后人印刷，万历后，少见提及。但日本幕府却在清兵入关后印行了本书，此举应与当时流行的戏剧《国姓爷合战》一样，表达了反清复明的政治立场。四是关注日韩学人自己创作的汉籍。

卞东波（南京大学教授）：域外汉籍现在是学术界的一个高频词，其实中国很早就有关注。宋代司马光《和君倚日本刀歌》就说：“徐福行时书示焚，逸书百篇今尚存。”18世纪时，日本学者市河宽斋发现日本汉籍《千载佳句》《大唐和尚东征传》等书有很多《全唐诗》逸诗，编成《全唐诗逸》，被鲍廷博刻入《知不足斋丛书》。《四库全书》也收录了山鼎井和物观利用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本与古钞本对孟子文献进行校刊编著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所以域外汉籍并非新生事物，早就对中国学术产生了影响。

上世纪，我国台湾《联合报》连续举办了10次域外汉籍学术研讨会，学者王三庆、陈庆浩编了《日本汉文小说丛刊》《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等基本文献，可谓嘉惠学林。2000年，张伯伟教授在大陆创办了第一所以东亚汉籍为中心的研究机构，即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经过20年的发展，研究所已经成为中国大陆高校中首屈一指的域外汉籍资料中心，收藏了大量日本、韩国、越南以及琉球的汉籍。这些年，我们域外汉籍研究所主要做了以下工作：首先，出版了“二书一刊”。“二书”指《域外汉籍研究丛书》和《域外汉籍资料丛书》。《域外汉籍研究丛书》已出版3辑，收录海内外学者的研究专著。《域外汉籍资料丛书》主要是做域外文献整理和影印工作，如张伯伟教授编的《朝鲜时代书目丛刊》、金程宇教授编的《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我们还出版了一系列古典文学相关研究资料，如张伯伟教授编的《日本世说新语注释集成》，我编的《寒山诗日本古注本丛刊》《朱子感兴诗中日韩古注本集成》《中国文集古注本丛刊》。“一刊”指的是张伯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从2005年至今出版了19辑，第20辑是域外汉籍研究所成立20周年的专刊。其次，我们积极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加强海外交流与合作。2007年，我们举办首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来出版了《风起云扬——首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年第二届研讨会除日韩学者外，还有来自越南、美国、加拿大等国学者与会。比起之前对海外所藏新文献的关注，第二届研讨会我们关注的是新视角、新方法、新理念、新思路等。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名为“缟纻风雅”，源于日本江户时代外交家雨森方洲所编的跟朝鲜通信使的唱和集《缟纻风雅集》，寓意经过我们的努力，汉籍能够成为东亚各国文化交流的纽带和桥梁。同时，我们也与海外高校共同举办研讨会。我们与日本立命馆大学、韩国高丽大学合作，每年轮流举办东亚汉籍国际交流学术研讨会，至今已举办6届；跟韩国成均馆大学合作举办了4届《燕行录》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还积极和欧美学者合作。2017年，张伯伟教授和美国莱斯大学钱南秀教授、司马富教授在莱斯大学召开了“重思汉文化圈”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欧美和东亚的学者第一次坐在一起就东亚汉籍这个话题进行交流。英文版会议论文集去年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标志着我们的域外汉籍研究走向了世界。

文艳蓉：这些年，在张伯伟等先生带领下，大家把研究做得更加规范，学术也有了更快的发展。那么，在这样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是也难免出现一些需要反思的问题或改进的方面呢？

杜晓勤：是的。第一就是学者自身的素质和能力问题，因为域外汉籍实际上是一个跨学科研究，要求学者具备多方面学术能力，包括语言能力、跨文化的视野，对域外文化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研究。原来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民族自卑心理，肯定都是要不得的。就我个人而言，就是日语水平难以达到进一步研究的要求，尤其是古日语比较难懂。恐怕这个任务要交给我们的学生，或者是像卞东波这样更年轻的学者，他们懂得英语、日语、汉语，具有得天独厚的语言条件。第二，我们在利用域外汉籍做研究的时候，要遵守学术规范。首先，利用文献资料的时候，要尊重文献收藏单位。现在网络资源很多，有些域外典籍是向全社会公开、全世界开放以供研究的，有些学者并未取得原收藏单位的授权，却擅自从网上下载高清图片直接印刷出版，在社会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其次，有些学者利用文化隔阂和语言隔阂，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直接翻译过来融入自己的文章中又未出注，也是我们应该坚决杜绝的现象。

查屏球：我非常同意杜教授说的，但这些问题大多是可以克服的，最大的问题还是我们研究者的自身素质、自身研究能力的提升。

卞东波：我觉得域外汉籍研究还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碎片化。我们要克服唯资料的倾向。新资料很重要，但是也没有必要无限夸大其价值，应该把它放到合适位置中予以阐释。陈寅恪重视新材料，但他最后还是落实到解决新问题上。每个时代都有新问题出现，所以新材料是为新问题、新理念服务的，最后要提炼出回应时代和历史需要的问题。第二，学科还需要凝炼和统一。关于“域外汉籍”的定义，学者们众说纷纭。如有日本学者就认为日本的和刻本不叫汉籍，而称之为“准汉籍”，还有学者认为域外所藏的宋元版古籍才叫域外汉籍。第三，还要加强对他国文化的研究。譬如，日本的汉学研究一直很发达，而中国的日本学、韩国学、越南学则比较落后，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养成认真学习他国文化的心态。中国研究日本的学者大部分是学习日语出身的，他们研究当代日本，很少去关注五山时代、江户时代；而研究古代日本，汉籍与汉学是绕不过去的。所以要加强中国的日本学、韩国学建设，中国学者应该沉下心来学习东亚国家的语言，读汉文化圈的古典文本。

文艳蓉：关于域外汉籍概念尚未统一的问题，我们在此呼吁学者能开放讨论、形成共识，以便今后集中资源合力研究。对东亚他国文化的研究也确实亟待加强。在日韩有过留学经历的人，都会深刻意识到我们与他们的相互了解程度是很不对等的。比如仅我访学的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藏有大量汉文图书，有可供随意借出的明清古籍，包括我国的县志，也有近几年学者的最新成果，中文学科藏书不亚于我国重点大学的图书馆。而我们对日本文化的了解和研究，则薄弱得多。目前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在努力改变，像卞教授就在做东亚汉文学的研究工作。除此之外，对域外汉籍未来的研究方向，各位老师还有哪些意见或建议？

杜晓勤：域外文献的原始资料影印整理，目前做的工作已经很多，以后要研究这些资料本身的文献价值以及它和国内传世典籍文献之间的关系。这要求先对传世文献了解透彻，才能恰当地认识域外汉籍的价值。它虽然是一门学科，但我们还是要认识到它在整个东亚古典学领域中的位置。有部分学者可能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要回到利用域外汉籍来进一步深入认识传世文献的价值以及研究原来亟待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当然，有一个国际视野，把东亚汉籍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也是个不错的尝试。

查屏球：我对日后的研究有如下思考：一是应着重观念上的更新，突出域外汉籍的文化意义。古代东亚不同国家长期使用着同样的书面语言，阅读相同的经典，如《论语》、《史记》、唐诗等。这些共同经典，共同遵守的东西，正是我们东亚文化共同体与西方价值观不同的地方，亟待我们去梳理。而同一经典，在韩国、日本、越南也有不同的接受方式，不同的阐释也值得研究。如唐诗选本教材在明清两朝是替代式的，新选本流行后，老的就被淘汰了，而对日韩学人来说，都是上国宝物，故多留存。二是要越过“礼失而求诸野”的偏见，不能仅将域外文献当作本土文献的补充，而应认识到它们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如日本从平安时代开始，宫廷就设有“讲四史”之职，类似的这种教育机构所使用的教材、教学方法诸事，与汉籍流传关系甚大，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三是还须关注古代日韩学人对汉籍使用、征引、摘录、评论留存的有价值信息。如近期有学者从日本平安时代屏风贴纸上发现了《史记》异文，对认识抄写时代的《史记》形态甚有意义。又如江户初以来，日本学者利用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及当时所存宫廷传本对那波道圆本进行了校刊，文艳蓉教授利用这些校录信息，探索白集原初面貌，也有所发现。

卞东波：中国学者如果要撰写《东亚古代汉文学史》的话，既要承认日韩汉文学的民族独特性，也要看到中国古典文学题材、体裁、意象、创作程式、抒情范式对其的滋养。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有优势，能看到这种联系与变化。同时既然是东亚汉文学史，就要用东亚视角去看它，不能写成一个单一国别的文学史。要加强文学交流史的研究，比如中国文人与朝鲜使者、朝鲜通信使与日本文人僧侣之间的唱和、笔谈。要注意东亚同一作家、同一题材、同一意象在东亚汉文学中的不同流变。这是我现在的初步想法，以后还要跟各位学者合作，共同推进这项事业的发展。

文艳蓉：感谢各位教授的倾囊相授。通过这次对话，我们既认识了域外汉籍发展的历史概貌、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还了解了具体的研究路径与发展动向，这种回顾与总结对域外汉籍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我们相信，未来的域外汉籍研究会更加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