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曾说“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向另一个世界伸出触角，每个人对那个世界都有不同看法，但是他们都一致称此世界为中国。既有许多带有优越感或是轻慢意味的文字；同时也有许多充满尊敬、热情、敬畏的文字。从两组文字中，读者均可追溯文化与历史的根源”。历史上中国文化与域外文明的交流、碰撞与会通，也正是其他国家、民族从不同渠道认识中国、研究中国和理解中国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包含有中外文化从初识接触到彼此互动的方向、规模与程度，也引发了跨文化交往中国文化形象的生成、接受与解读。从学术上来看，自近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域外各国汉学研究的萌芽、生长、发展历史相互勾连彼此影响，这使得中国的思想、知识和文化开始呈现出一种世界性学问的形态。

张西平教授主编的19卷《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由大象出版社付梓刊印。丛书包含27种语言，涉及43个国家，第一次从汉学文献编目的角度在世界范围内囊括了北美、西欧、东欧、东南亚、日韩等地的研究成果，又从传统的典籍传播编年延展到中国文化在对象国的影响研究，进一步扩宽了研究的主体与空间。范存忠先生曾指出“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历来谈两国文化的关系时，往往难于具体。对关系和影响研究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什么？二是怎样？三是为什么？譬如谈关系，不光是谈关系，也要谈关系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把所研究的东西讲清楚”。可以说这套大部头的书系正充分体现了这样的研究风格，在探讨中国与各国文化交流和互相影响的历史时，不仅做好导论研究、编年研究这样的基础性工作，还做了一些深入的专题研究，从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为读者展开了一幅中外文化交流的宏大历史画卷。

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学》主编张西平

一部英国汉学史其实也是一部中英文学文化交流史，书系中有关中国文化在英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有三部作品，分别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英国的传播编年》《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在英国的传播与影响》《中国古典文学的英国之旅——英国三大汉学家年谱：翟理斯、韦利、霍克思》。从梳理典籍传播的纵向时间轴和大事记，到深入分析中国文学文化逐渐融入英国社会的过程，最后集中在英国汉学史的三位代表性人物身上，以点带面，整理其年谱，重点论述其学术成就。由此编排可见主编及各位作者的良苦用心，就是力图在汉学视阈下打破原有中英文化交流史、英国汉学史与典籍外译史之间的藩篱，梳理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典籍在英国译介、传播、接受和影响的过程，并将其纳入到英国汉学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希望给读者呈现一种知识迁移和文化交织的历史叙事。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

回溯中英文化之接触往来，会发现近代中国文化在英国的传播恰与英国汉学的肇兴交织在一起。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一样，英国对于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也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性格亦造成了英国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接受有别于欧洲的大陆国家，形成了自成一家的特征。

若从中世纪游记汉学时代开始，跨越了传教士、外交官汉学阶段、学院式汉学和专业汉学阶段，英国汉学的发展迄今也有六百多年历史。地理大发现以前，13、14世纪的英国主要通过他者的视角来远眺这个东方大国，辗转从欧陆的东方游记中获取有关鞑靼和契丹的传奇故事。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克里奇利（John Critchley）曾说：“任何中世纪的旅行家都是消息传递者。”确实如此，无论是充满着冒险精神的旅行者，或是寻找一切机会赚取财富的商人，抑或是身负使命踽踽独行的传教士，都把从古希腊罗马时期沿袭下来的赛里斯传奇与自己的个人游历混杂起来，从不同的观察视角去展示他们感知到的中国，甚至会下意识地夸大渲染某些与欧洲大相径庭之处，引领读者去领略他们所憧憬的那个东方世界。英国本土的文学家遂借助于当时航海家、探险家、传教士关于东方的记录，成为自己创作的素材来源，诞生了像《曼德维尔游记》（1357）这样风靡程度不亚于《马可波罗游记》的作品；在乔叟（Geoffrey Chau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里也杜撰了关于中国和大汗的有趣故事。这些文学作品把中国描述成一个神奇、富饶、高度文明的乌托邦式的国度，将传奇与历史交融，唤醒了西方对遥远丝国的记忆，让当时的英国人心驰神往，艳羡无比。

16、17世纪英国跟中国还没有发生直接往来，但随着文艺复兴冒险精神、国内商业经济发展、获利丰厚的东方贸易和实现个人利益与荣誉等多方面交织在一起所引发的强烈刺激，英国国内已有打通彼此接触通道的酝酿和尝试。虽然英国的几任君主如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都曾试图与中国建立官方联系，但因种种原因最终未果。钱锺书先生曾在《17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一文中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若纽伯里当时到达了北京并递上了伊丽莎白女王的信，那么汉学早就会在英国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中国对17、18世纪的英国作家来说也就不会因为距离遥远以及他们的无知而变得如此魅力十足了。”当时英国社会流传的一些航海地理丛书，比如理查德·哈克里特（Richard Hakluyt）那本被称为“散文史诗”的《英国航海、旅行和地理发现全书》（1589-1600）亦可看出英国人渴望开辟东方贸易的端倪，书中收录了有关中国的一些资料，积极提供相关信息，比如中国人对教育和文学的重视，中国以政绩取士的官吏选拔制度等等。周珏良先生认为该书是西方人著作中第一个对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做出比较准确叙述的作品，介绍了中国的幅员、疆土、首都、风俗习惯、教育制度以及皇权等情况，对16世纪末的英国社会和读者产生了影响。

随着英国海上力量的强大，更加希望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这些东方贸易的先驱者展开竞争。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开始和中国有了间接的贸易往来。1635年，英国军舰“伦敦号”抵达中国海岸，惜未能与中国官方取得直接接触。直到1637年，英国船只首次与中国地方政府发生联系，尽管以船员与本地人员的纠葛告终；到了1684年，英国在广州建立了商馆，与中国的商业贸易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当来华耶稣会士的各种报道风靡欧洲引发热议的时候，由于宗教独立的原因，英国作为新教国家尚未向中国派出传教士。这一阶段所获知的东方消息还需借助于从欧洲大陆辐射过来的二手材料，对中国的认知主要依据转译欧洲各国传教士的汉学著作。相较于法国自17世纪开始大量出版关于中国的书籍传播关于中国的消息，相对而言英国此时所获知和报道的亚洲知识还非常有限。据康世林教授（Nicholas Koss）所考，17世纪英国出版的10000余册书籍中，只有10本是专门介绍中国的，多为耶稣会士法文或拉丁文汉学著作的英译本。比如利玛窦（Matthieu Ricci）的《基督教远征中国记》（又名《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述了耶稣会在华传教初期筚路蓝缕的艰难过程，以亲身经历介绍了中国的国情，1622年出版英译本。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i Martin）的《鞑靼战纪》是第一部记述明清鼎革的西文著作，1654年拉丁文版出版当年就有了英译本。1655年，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ez Semedo）所撰《大中国志》英译本出版，亦有相当内容着墨于对中国的综合介绍，并附录了《鞑靼战纪》修订本。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s）的《中国新史》汇集了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知识最新最全面的认识成果，英文版于1688年出版。这批传教士的汉学著作英译本为17世纪英国社会了解整个中国概况提供了比较可靠的资料。此外，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在《中国哲学家孔子》（包括《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本）中将孔子描绘成一个自然理性的代表和传统文化的守护者，1691年出版英译本，对孔子及儒家思想在英国社会和思想界的传播起到了助推作用。1699年，白晋（Joachim Bouvet）的《康熙皇帝传》有了英译本，传递了一个英明睿智的中国帝王形象。这批汉学译作的特点是作者均为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持有肯定褒扬的态度，在描述中国国情基础上比较关注“当代史”，故明清易代的历史叙述成为其中一个焦点。

当时英国本土在汉学译著之外，真正用英语撰写专论中国的作品大约只有三部，第一部是建筑师约翰·韦伯（John Webb）1669年发表的一篇关于讨论汉语是人类原初语言的作品。第二部是对中国颇为景仰的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在1685年创作了一部有关中国文化的散文集。第三部是1676年塞特尔（Elkanah Settle）依据明清易代的资料撰写出版了《鞑靼人征服中国记》，这是第一部以中国为主题的英国想像文学作品。此外，还有一些涉及或评论中国事物，或以中国文明作为对比对象的文字散见于当时不少作家、学者的作品和文章中，如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re）、艾狄生（Joseph Addision）、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等人。这些原创性的作品体现了那个时代英国知识界对中国的态度，以仰慕和颂扬为主，但也不乏批评和排斥的声音。钱锺书先生评论说：“诚然，对中国的热情似乎在17世纪的英国文学里已达到顶点，以至18世纪的知识阶层和作家对中国的热情逐渐冷淡了下来。”

18世纪后半期，英国完成产业革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与此同时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通商和贸易，特别希望打开中国市场，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和经贸关系。1793年和1816年，英国分别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访华想要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期望扩大中英贸易规模；由于英使与清政府在觐见礼仪问题上争执不下等原因，两次使华均以失败告终。尽管出使未果，作为两百年前英国人对中国沿海口岸到内陆腹地广大疆域的首次访问，使团上下都留下了厚厚的记录，描述了当时中国地理环境、人文风貌、社会制度、宫廷生活，以及对两国迥异风俗的对比观察，较为忠实地记述了沿途见闻，这批材料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引起强烈反响，成为中国形象在西方社会进入一个修正阶段的起点。欧洲人突然发现，原来存在于中世纪东方游记和传教士笔下的那个“中国神话”被彻底打碎，“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黑暗”（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重庆出版集团，2016年）。

从英国国内来说，外交渠道的接连失利，让英国政府意识到他们长期以来对中国、对清政府的认识处于匮乏状态，甚至连基本的中文译员都少得可怜。受到这种实际需求的驱动，英国国内开始发展汉学研究，然与彼时欧洲大陆已转入专业的学术性研究所不同的是，此时英国本土的汉学很大程度上还等同于教习汉语培养译员，尚未真正进入学术层面。

1840年英国用炮舰强迫中国打开了大门，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朝被迫新开多个通商口岸，英国也占据了香港岛作为与中国往来的基地。从此，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和自由度大大增加，英国人得以大规模进入中国并深入内陆地区，加上英国人了解中国的意愿日益增强。这些都为英国本土汉学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出于外交、商业和文化的多种目的，中英双方交流激增，英国汉学有了长足进步，中英文化交流也开始向纵深拓展。这一阶段中国文化的传播在英伦三岛与远东两个不同地域同时展开，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方面英国国内继续译介欧陆传教士的汉学作品，比如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汉学巨著是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汇编的《中华帝国全志》。这部18世纪有关中国问题的百科全书分别在1736年和1741年推出了英文节译本和全译本，对中国社会、文化及儒家思想等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在英国国内引起较大反响。另一方面，随着入华英籍各类人士数量增多，英国来华传教士、外交官除了本职工作外，亦着手积极翻译中国文化典籍，全方位将中国介绍到英语世界。随着这批入华人士汉语能力的提高，不再满足于跟中国人的日常交流，开始阅读文学作品和典籍文献，开始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其中有一部分人就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熏陶，进而有意识地向英国国内传播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因此，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思想类典籍英译和以外交官为代表的文学类典籍英译两线并举，相互交织构成了这一阶段中英文化文学交流的概貌。其中，以理雅各（James Legge）、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等人为代表，成为推动19世纪中国文学文化走向英国的重要功臣。

理雅各是从传教士转变为汉学家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以基督教传教士身份入华，后担任英华书院院长，在华期间与包括王韬在内的多位中国学者合作，完成了中国古典经典的翻译工作。他翻译的典籍以儒家经典为主，兼及释、道两家，从1816年开始到1872年陆续推出五卷系列译著。这部《中国经典》的皇皇巨著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尚书》《竹书纪年》《诗经》《春秋》《左传》等；理雅各1873年返英后担任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除授课外，笔耕不辍，继续完成《东方圣书》中《中国圣书》的系列翻译，增加了《诗经》《孝经》《易经》《礼记》，以及《离骚》、道教文本、《佛国记》等译著，硕果累累。尽管之前也有其他人做了少数中国古代作品或者片段的翻译，但直到理雅各展开的完整译介工作才真正促进了中国典籍在英语世界的全面传播。理雅各的译文忠实于原著，以直译为主，尽量保留中文的表述特色，有时难免会牺牲一些英文的晓畅文雅。理氏译本的另一大特色是对所翻译的文本做了非常详尽的导论和评注，极大拓展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此，这两套英译的中国古代经典书系成为理雅各汉学生涯的两座丰碑，也为他赢得了欧洲汉学界的最高奖项“儒莲奖”。

德庇时则是以外交官身份踏入汉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因多年在东印度公司负责对华商贸事务，深谙中国国情，后担任过商务监督、香港总督和驻华公使等职。他写的《中国概览》一书，被公认为是19世纪对中国最全面的报道，有多国文字译本问世。德庇时在多年浸淫中国文化后，有了比同时代人士更为先进的体悟：他觉得与法国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努力相比，英国人在对中国研究方面关注不够，成效甚微，于是呼吁国人即使是从增强中英商业往来层面考虑，也要重视中国文学；这样才能透过文学作品去了解中国人的品质、情感和道德，从而使英国人能更精准地判断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性格。德庇时是较早从事中国戏剧英译的人士，他翻译了元杂剧《老生儿》（1817）、《汉宫秋》（1829），使得英语读者能有机会了解中国古代舞台艺术和传统戏剧；他还翻译了通俗小说《好逑传》。此外，德庇时在《汉文诗解》（1829）中专门介绍了中国诗歌的韵律、风格、分类、用典等，译介了从《诗经》、汉乐府到唐代、清代的不少古代诗歌，还有《三国演义》《好逑传》《红楼梦》《长生殿》中的部分诗词歌赋和唱词。其中有不少诗歌均为首次翻译成英文。可以说，英国汉学由德庇时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中国诗歌这一文体上，对后来的英国汉学家影响颇深。

翟理斯也是从外交官转为汉学家，学术生涯正好处于英国汉学专业化的转折期，他的中国文学译介工作上承理雅各，下启阿瑟·韦利（Aruher Waley），恰好反映了英国汉学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学术传承。翟理斯不仅根据自己的汉语研习经验，撰写了多部语言学习教材、工具书，包括《汉言无师自明》《字学举隅》《华英词典》等；还翻译了《聊斋志异选》《庄子》（选译本）《红楼梦》（节译）《古今诗选》《古文选珍》等译著，并且撰写了《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瑰宝》等作品，向英语读者介绍了中国文学的总体概貌、重要的作家作品，普及了有关中国文学的诸多知识；特别是《中国文学史》在英语世界第一次以通史的形式对中国文学进行整体观照，成为当时英国汉学中文学译介与研究成熟的产物。此外，翟理斯还因《古今姓氏族谱》一书获得了“儒莲奖”，并接任威妥玛（Thomas Wade）成为剑桥大学的第二任汉学教授。

19世纪中叶以后到20世纪，由于中英关系发生了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文化在英国的流播有了新的发展态势，英国对于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也随之有了比较大的转折。尽管英国汉学的发展处于曲折向前，但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却进入一个繁荣期，译介和研究队伍扩大，开始从世俗化翻译转向学术化翻译，更加注重文本的思想性、文学性和可读性，由此也进一步拓展了20世纪中英文化文学的交流深度。在这一时期，以阿瑟·韦利的中国诗歌翻译和霍克思（David Hawkes）的《红楼梦》《楚辞》翻译为重要的代表。

韦利被称为是第二代汉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虽然终生未曾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以对中国古代诗歌和文学的高超翻译成为英国20世纪最知名的东方学家。他曾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东方艺术和文化知识。他对李白、白居易等唐代诗人的译介取得了很高成就，翻译风格简约明快；还翻译了《西游记》的节译本《猴》，译文生动，多次再版，被译为多种欧洲语言，使得《西游记》这部古典名著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韦利一生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学文化的论著、译著多达27部，论文近60篇，研究范围涉猎广泛，包括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敦煌学、中印和中日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通过他的努力，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打开了一扇东方文化宝库的大门。

霍克思曾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热爱中国文学，以专研楚辞、杜甫诗歌著名，主编了“牛津东亚文学丛书”。他的学术生命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对《红楼梦》前80回的翻译，在他之前《红楼梦》的英译本都是节译本，从霍克思开始才将这部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完整地呈现在英语世界的读者面前。他的译本语言优美典雅，既注意贴合英文的语言风格，又力图保持中文的原汁原味，读起来颇能传原书之神，使得霍译在众多的《红楼梦》译本中独树一帜，备受褒扬，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通过这样一个简要的回溯，我们可以注意到英国汉学明显起步晚于欧洲大陆，在早期主要依靠转译欧洲其他语言的汉学著作获取中国知识，之后的发展又过于重视商业外交的实际使用，未能摆脱功利主义的影响，导致在较长时期内纯学术的研究落后于法、德、俄罗斯等汉学大国；到了19、20世纪才逐步改变了对汉学长久的忽视，拓展了研究领域，译介了大量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作品，推动了汉学研究进入一个相对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时期。

书系中收入的三部有关中英文化交流的专题编年和研究作品，展示了在跨文化视阈下中国文化在英国数百年来的传播与发展。以此为基点，可以看出张西平教授主编的这套书系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种未来的研究趋向，就是应从历史、文献、语言、知识、方法多个方面来展开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在域外的传播研究。当中国文化通过典籍翻译进入到异域文明中，开启了对象国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之旅，这种认知既有真实的知识传递，也必然包括文化的误读，尽管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不可否认已经构成了他们文化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能用中国自身文化的标准来看待被西方塑造过的中国文化，也不能以在西方学术体系中变了形的中国文化来判断真实发展中的自身文化。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张西平教授提出要谨慎接受建立在19世纪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兰克史学理论，同时应对20世纪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保持警觉，因为这两种理论都无法完全客观全面地阐释中国和世界之间复杂多变的文化关系。故而，中国学术界应该努力走出对西方学术顶礼膜拜的“学徒”心态，在坚守自身文化立场的基础上，努力寻找甚至可以说是去尽可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理论来说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以及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互动。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恰恰体现在中国学术与域外汉学的跨文化对话过程中。这个过程有认同，有批评，有碰撞，有反思，有理解，有调适，通过这样的国际接轨，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自身的学术与文化重建，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汇通与圆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