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多年来，《孙子兵法》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截至2014年，已有英、俄、日、法、德、西班牙等40多种外文译本问世，其中应用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孙子兵法》的英译本。

翟林奈的《孙子兵法》译本于1910年由Luzac&Company首次出版。图为此译本由Forgotten Books 于2018年重印的版本。资料图片

译介历程历经四个时期

受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孙子兵法》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日本，而其英译的历程一直到近代才得以开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萌芽期：20世纪初期。1905年，由英国皇家野炮兵上尉卡尔斯·罗普翻译的首部英文版《孙子兵法》在日本东京出版，开创了《孙子兵法》英译的先河。罗普的译本是在日文译本“十三篇”的基础上二度翻译得来，所以不管是准确度还是完整度都有缺失，在风格上也偏向于“日式”。1908年，在吸取前作经验教训之后，罗普以《孙子兵法》的中文版本为原本对其进行了二次翻译，并将其命名为《兵书——远东兵学经典》。纵览全书，这部译作没有过多“日式风格”，并且增加了吴起兵法和英文索引，相较前作内容更加丰富。但由于语言和理解的障碍，罗普的译作仍有不少错误之处，所以不能算是成功的译作。

1910年，英国汉学家和翻译家翟林奈选择以清代《孙子十家注》为原本对其进行英译，书名为《孙子兵法——世界最古老的军事著作》。翟林奈的译本行文流畅，逻辑严谨，且比较准确地传递出原作的兵学理论和哲学思想，因而被后人奉为《孙子兵法》的经典译作，对促进《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发展期：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这是《孙子兵法》英译历程的快速发展期，先后共有6个英译本问世。第一部是由马切尔·考克斯于1943年出版的《孙子的战争原理》。跟随其后的是1944年萨德勒的英译本。由于质量欠佳，这两部作品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1945年，郑麐翻译的名为《孙子兵法——约写成于公元前510年的军事指南》在重庆发表，这也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行翻译的《孙子兵法》，对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大意义。1963年，葛振先翻译的《孙子兵法》在台湾出版。同年，塞缪尔·格里菲思的《孙子的战争艺术》在伦敦、牛津、纽约发售。格里菲思本身有着良好的汉语功底，且对《孙子兵法》有着透彻的研究，所以他的译本拥有极高的完整度，一经发行就获得极高赞誉。《孙子的战争艺术》在当年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中国代表作丛书》，并成为后来转译他国文字最多的英译本，多次出版发行，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孙子兵法》英译本。1969年，唐文长编译的《孙子重编：中英对照本》发表，这是第二部由中国人译著的《孙子兵法》英译本。

繁荣期：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新纪元。中美交流的增多使得《孙子兵法》的英译进入繁荣阶段，无论是研究人员、研究领域还是研究成果都有重大突破。1981年，美籍英国作家詹姆斯·克拉维尔重新编辑出版了翟译本，鉴于其对《孙子兵法》颇具人文色彩的通俗解释和精心编辑，使得该书一经问世即成为发行最为广泛的《孙子兵法》普及读物。1987年，纽约斯特林出版公司出版了陶汉章将军所著的《孙子兵法概论》英译本《孙子战争艺术》，被列为“20世纪80年代最为畅销的军事理论书籍”之一。1993年共有三部《孙子兵法》英译本问世。第一部是汉学家罗杰·埃姆斯（中文名为安乐哲）以我国西汉年间简本《孙子》为原本翻译，出版时名为《孙子兵法：第一个含有银雀山新发现竹简本的英译本》。值得一提的是，该译本是最早以汉简为原本进行翻译的译作之一。第二本是拉夫尔·索耶尔出版的《古代中国的七部军事经典》，该书的原本是《五经七书》，《孙子兵法》是其中一章。第三部是J. H. 黄翻译的《孙子兵法新译》。

鼎盛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迄今。20世纪90年代后，《孙子兵法》的英译达到高潮，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本翻译，人们还将其与军事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结合，用以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译作有这样几部：第一部是1999年加里·加利亚尔迪译著的《兵法：孙子之言》，因其译文之流畅、语言之精美，自出版后便成为各大网站的畅销书，并在2003年获得“独立出版商多元文化非小说类图书奖”。第二部是2002年著名汉学家约翰·闵福德出版的《孙子兵法》译作，由于其多年研究中国文化，所以这部译作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忠实于原文。第三部是2002年由美国丹玛翻译小组出版的《孙子兵法》英译本，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力求保存原文的韵律格调。为弥补其内容上的缺失，他们还在文后附上注释汇总以方便读者理解。此后，汉学家梅维恒、作家卡伦·麦克里迪等人也相继出版了其作品。

译介特点受时代影响

《孙子兵法》的英译历程跨越一个多世纪，从最开始鲜为人知到现在享誉海外，其翻译和传播历程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具体表现在译介主体、译介目的、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方法方面。

译介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美国军官以及汉学家是早期翻译《孙子兵法》的主要力量。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孙子兵法》的英译迎来小高潮，除了美国本土的军事将领和汉学家，一部分华人译者也参与进《孙子兵法》的译介过程，如郑麐、葛振先等人。此后，华人学者一直是推进《孙子兵法》对外传播的重要力量之一。70年代后，中美关系缓和促进了《孙子兵法》在美国的传播，作家如詹姆斯·克拉维尔以及一些专家学者也纷纷出版其译作。到21世纪，人们开始不断挖掘分析《孙子兵法》的当代价值，一部分探讨《孙子兵法》在非军事领域应用的著作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译者的身份也愈发多样，多人共译或不同领域人才合作翻译的现象不断出现。

译介目的因译者而异。不同的译者翻译同一作品想实现的目的各不相同。罗普发现《孙子兵法》在日俄战争中对日作战的指导作用，遂决定将其引进西方。翟林奈决定翻译《孙子兵法》，一是源于对中国文化本身的热爱，二是他认为罗普的译文有不少不足之处。格里菲思多年研究反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为此他对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作过深入研究，并发现其思想就来源于《孙子兵法》。又如托马斯·克里利在1988年出版的译作对《孙子兵法》与中国道家的关系做出了探讨，目的是传达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克里利一直热衷研究中国古代佛学和哲学，并陆续翻译了多部禅宗经典，他强调《孙子兵法》是一部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书籍，认为其不仅是一部军事著作，还是一部哲学书籍，因而他在书中也就对《孙子兵法》背后的哲学内涵作了诸多探讨。

译介内容各有特色却大同小异。尽管译者选择的原本各有千秋，但它们大多都可以归属《十家注》系统、《武经七书》本系统以及竹简本三大类，同一系统下的版本遣词造句上或相差万里，但内容大致相当，因而大同小异。

译介效果与大国关系和时代诉求相关。《孙子兵法》的几次翻译热潮都同当时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二战”结束后不久，美苏争霸期间，美国先后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但这两次战争都以美国失败而告终。战败的现实迫使美国人思考其军事理论的局限性。在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约翰·柯林斯等人分别引用《孙子兵法》分析战败原因，一股“孙子热潮”随之而来。塞缪尔·格里菲思的《孙子的战争艺术》是这一时期著名的译作。此后，中美交流的增多推动了《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进入21世纪，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随着西方世界对《孙子兵法》的解读、研究和应用逐步深入，人们不仅关注其军事价值，还将目光投向其背后蕴藏的哲学道理，很多《孙子兵法》与其他领域相结合的译著应运而生。

译介方法由“归化”转向“异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外的译者逐渐意识到凸显译文“中国”风味，并最大程度再现原文审美特质和文化意蕴的重要性，所以翻译的策略也逐渐从“归化”转向“异化”。最显著的例子是丹玛翻译小组的《孙子兵法》译本。在翻译时，作者采取逐字直译的策略，在语言风格上也尽力再现原文风格。正如序言中作者所言，其目的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读者在反复诵读之中将声、形、意都引入脑海，体会原文的优美绵长。简而言之，由“归化”向“异化”的转变体现出译者思想的变化，但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译者如何在保证可读性的前提下，使读者能够最大限度体会原文的文化精髓和文本特征是他们在翻译时应该考虑的重点。

（作者唐瑭、董晓波，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