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汉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兴起。自此，相关研究期刊、研究机构、学术会议勃兴，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的一道风景。30余年来，汉学研究热度不减，体现了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重要学术意义。汉学研究往往要打通文史哲，甚至将自然科学纳入研究范畴，形成跨学科研究平台。这是汉学的一个特点，在海外也是如此。但人们也会疑惑，汉学是一门“学科”吗？它在一般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如何？从事汉学研究的我们，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学术实践表明，汉学是一门知识，也是一种方法，还是一种理念。从这三个维度去理解汉学，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研究它。而要厘清这个问题，必须从学术史角度入手。

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完全没有想到，他们竟成为早期的“汉学家”。事实上，这些受过较好知识训练的传教士，一开始只是知识的“搬运工”。他们把自己熟悉的西方“天学”知识带到中国。而面对中国知识时，他们却极为震撼：这个民族的文化开端，竟早于耶稣诞生3000年！而且在这片古老而广袤的土地上，士农工商各安其业，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这片奇异的土地激发着他们的想象，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就像吸水的海绵，将中国文化精华源源不断搬运到欧洲。美国汉学家孟德卫曾说，“欧洲和中国在思想上首次伟大相遇的背景表明，这是一个欧洲人充满着求知欲，在精神上、学术上走向世界的时代”。这种“双向”性的知识搬运，一直持续到20世纪，我们将其称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这其中所包含的知识内容，正是汉学研究所要观照的第一个维度。但直到今天，我们对这个领域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例如，对传教士首次用拉丁文翻译的儒家经典“四书”的研究，我们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再如，对“西方早期汉学三大名著”《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和《中国杂纂》的研究：《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文版2005年才全部出版，《中华帝国全志》目前仅有一部介绍性的中文译著，《中国杂纂》尚无中文版。顺便也要指出，传教士在通过写作介绍中国情况的同时，还在中国购买各种图书文献运送到欧洲。欧洲各大图书馆基本都有这类收藏。其中有不少文献还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不为外人知晓。对上述知识性内容的研究，是从事汉学研究者的基础性工作。

汉学推动着中西文化双向交流。同时，当在西方学术环境训练下成长起来的传教士来到东方，他们必然带来另一种认识和思维方法。这对于中国人而言，不啻是思想上的一个刺激。由于传教士带来的是西方的天文历算（自然科技）和天主教知识（基督宗教神哲学），因而在中国被称作“天学”。晚明学者李之藻将西方传教士的著作裒辑为一部《天学初函》，包括“理编”（神哲学）、“器编”（科技）两大类，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天学”丛书。加上传教士用中文刊刻的西学著作，其中除神哲学外，还涉及地理学、机械学、水法、音韵学、美术学、几何学、教育学等多方面，其中蕴含的理论思维方法，对晚明以来的中国士人影响都很大。同理，中国文化的理论思维对传教士也产生了思想冲击。中国哲学经由传教士传到欧洲，引发了重大反响。东西方文化在理论思维方法上的对话与争论，几百年来绵延不绝，也成为汉学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

当传教士开始刊刻中文书籍，中国明代思想家方以智就注意到西人在理论思维上的特征。他说：“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质测”指科技，“通几”大体相当于哲学。方以智是一位具有开放精神的学者，他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代表性，说明中国人开始从思维方法角度思考中西文化特征。清人在这方面没有大的突破，反而采取回避的态度——《四库全书》没有收录《天学初函》“理编”。由于这代表了官方态度，使得清代刊刻家不敢问津。到民国初年，此类书籍在坊间竟不易寻得。

至于中国文化的哲学精神在域外之影响，无论是《老子》的有无之思，还是《周易》的阴阳之辨，都有待从汉学研究角度加以关注。最近有美国学者统计，《老子》的译本，仅英、德、法、意、西班牙五种语言的译本，就有854种之多。虽然难以置信，然而确有其事。这项研究统计成果的专著，已经由国际汉学杂志社出版，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理解汉学的第三个维度，在于“理念”。所谓理念，涉及对汉学本质的理解。对这个问题，我们仍需从汉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早期传教士来华，带着强烈的传教意识。但当利玛窦进入中国，他很快就发现，在中国文化中占核心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基督宗教观念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而且前者深入人心。于是他采用“调适路线”，试图用“合儒”“补儒”的方法化解矛盾，并企图把西方的“上帝”概念安插到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之中。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最终导致“礼仪之争”遗憾事件的发生。但这一事件间接带来了一个积极成果——欧洲的中国文化研究开始进入学术界，促成学院汉学（专门汉学）诞生。对类似这样的历史事件和利玛窦这样的早期汉学家，我们该作何评价？这就涉及对汉学的理解以及具体历史事件的理论解读。

在汉学研究中，上述例子颇多。如何在理念上理解汉学和汉学家之作为？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分析，最典型者莫过于巴勒斯坦裔美籍学者萨义德的“东方学”及其“后殖民主义”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东方学所塑造的东方形象是西方对东方的想象，东方学是为西方政治服务的学术。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不应忽视。而令人信服的做法应该是，在坚持理论问题意识前提下，进行具体研究，还原历史，让事实说话。因为“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汉学大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中曾使用“是西学还是新学”这样的标题，来分析耶稣会士在华时期的天文学与宗教之关系、传教士科学家的是非功过。在此之后，相关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中国、日本和欧洲的学者都参与进来，斩获不凡。其方法和态度值得借鉴。

总之，汉学是多维度的交叉学科，对它的研究，也应该是多学科、多角度的。其中，尊重历史的态度最为重要。因为只有正确地理解历史，才更有助于今天的文化建设。汉学研究，大有可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百年史（1807—1949）》”（17ZDA195）阶段性成果）

（作者任大援，北京外国语大学长青学者、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