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6年俄国一位新闻记者对纳博科夫的诗歌发表评论1至今，西方纳博科夫研究已经走过8O多个年头。80多年里，纳博科夫的文学声名在各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中经历了漫长的生长期。 2O世纪2O、3O年代，纳博科夫的作品一般是在巴黎等地俄侨编辑的杂志上刊载，因此早期的评论也在这些刊物上出现。纳博科夫的传记作家安德鲁•费尔得曾列出此类文章150篇。但是，由于这些杂志只是在俄国流亡者中间发行流布，影响力受到严重制约，所以在俄侨文学圈之外，纳博科夫仍然鲜为人知。这个时期俄侨评论家经常争论纳博科夫小说中的“俄国性”问题，对该问题的不同答案就意味着对作家的肯定或否定。那些认为纳博科夫背离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人如格奥尔吉•伊凡诺夫等就说他的小说“庸俗无奇”。而斯特罗威和安德列耶夫则极力为作家辩护，前者说他代表了侨民对俄国文学最珍贵的贡献，后者说在纳博科夫作品夺目的光辉下蕴藏着人道的同情。2 1940年去美国后，纳博科夫主要用英语创作，但英语评论界仍没有给他以应有的注意。我们可以从下面一个事实得到证明：1946年，沃尔特•艾伦为英国杂志旁观者》写了一篇有关《塞•奈持的真实生活的书评，为了让读者了解该书，他花了不少笔墨来介绍纳博科夫的生平。纳博科夫引起世人的瞩目是1958年。1955年，《洛丽塔》在先后遭到美国5家出版社的拒绝4后最终由巴黎的奥林匹亚出版社出暇。随着禁书风波和批评家的不断介入，《洛丽塔》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注目，该小说1958年由美国的普特南出版社重新出版，并在以后的六个月里一直高居畅销书排行榜首位，一场纳博科夫所说的“洛丽塔飓风”席卷了欧美，并进而波及整个世界。此后，纳博科夫不断有新作问世，出版社又热衷于他的俄文小说的翻译出版，评论界关于他创作的各种争论毁誉也与日俱增，这个时候的纳博科夫真正进入名利双收的季节。纳博科夫声名的建立与爱德蒙•威尔逊、格雷厄姆•格林、玛丽•麦卡锡等人的推崇密不可分。纳博科夫来到美国后，威尔逊对他在生活和事业上给予很大帮助。人们说：“如果没有威尔逊的帮助、建议和文学交往，纳博科夫第二次文学生涯(作为一个用英语写作的美国作家)的开端就是不可想象的。”遗憾的是，这两位文坛密友却因为纳博科夫《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注释本问题在1965到1966年问发激烈争吵，最后绝交，两人至死也没能和好。英国小说家格林1958年撰文称《洛丽塔》为当年最优秀的三部小说之一6，这一评价某种程度上奠定了纳博科夫扬名天下的基石。《微暗的火》出版之初，玛丽•麦锡发表题为《晴天霹雳》的文章，称它是“本世纪非常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7，进一步确立了纳博科夫的文学地位。尽管有不少人坚定地站在纳博科夫的对立面（金斯利•艾米斯等差不多对纳博科夫的每一部作品都作了否定性的评价8)，但持肯定态度的人却不断提高纳博科夫的文学地位，他的俄文小说《天资》（дар）译成英文后受到的评价更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他作为20世纪伟大作家的内在特点，论述中经常把他与乔伊斯相提并论，这标志着纳博科夫评论进入了新阶段。比如，布拉德伯里就称《微暗的火》“整个就是一个虚构的幻想世界......一部反小说，是自乔伊斯《尤利西斯》以来最重要的作品。”厄普代克说纳博科夫是“当今拥有美国国籍的最优秀的英语散文作家”。60年代，纳博科夫的文学声誉可以从以下两个事实获得明：著名的企鹅出版公司从1960到1964 年先后出板《普宁》、《黑暗中的笑声》、《斩首的邀请》、《塞•奈特的真实生活》，几家畅销川物《花花公子》、《纽约客》等也经常选载纳博科夫的小说片断。以后一直到他出版最后一个短篇小说集《黄昏小景及其他》（1976)，纳博科夫总会引起不同的批评。总体上看，70年代纳博科夫的声誉比50年代末、60年代要黯淡得多。1977年纳博科夫在瑞士逝世，一段时间里，纪念、评价性的文章大量地出现在各种报刊上。除了一些为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鸣不平的评论外，理查德•博伊斯的总结更值得注意，他说：“毫无疑问，纳博科夫是自成一家的。像他热爱的普希金一样，他不傍前人，也无可模仿。”11博伊斯的这一概括既揭示了纳博科夫个性化的文学品格，同时也暗示了阅读纳博科夫的困难。 博伊德曾分析70年代纳博科夫不再辉煌的原因：一方面，他的新作和旧译很少像《洛丽塔》、《微暗的火》、《天资》那样激动人心，出版商因为获利甚微也就不再热情；另一方面，女权主义运动广泛兴起，相比之下，纳博科夫这种把女子仅仅看作是缪斯(创作的灵感)的作法使他的作品显得像个陈年古董；此外，人们开始逐步认识到欧洲中心论的局限，进而把阅读兴趣和眼光转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非洲文学，纳博科夫则是个彻底的欧洲人，对什么民族心理、民间艺术、原始艺术都不感兴趣，诸如此类的原因就必然导致纳博科夫从中心走向边缘。12 70年代末以后，纳博科夫研究从冷热不均的读者反应状态走向更为冷静严肃的学术思考，并进人体制化阶段。1978年，美国的国际纳博科夫学会在堪萨斯大学成立，并出版半年刊《纳博科夫研究者》。1993年由著名的纳博科夫研究专家D．巴顿•约翰逊主持的电子论坛NAB0KV—L开通，1994 年他又发起创办《纳博科夫研究》年刊。1995年由爱德蒙斯(Jeff Edmunds)提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赞助的赞巴拉网站(Zembla，http：／／www．1ibraries．psu．edu／iasweb／nabokov／zembla．htm)开通。这些媒介和组织为全球范围内的纳博科夫研究提供了快捷的交流方式，推动了纳博科夫研究广度、深度的发展。纳博科夫的小说还先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音乐剧、歌剧等艺术形式。《洛丽塔》、《黑暗中的笑声》、《斩首的邀请》、《绝望》、《玛丽》、《防守》等作品分别在1962和1997年、1969和1999年、1973年、1978年、1986年、2000年搬上银幕。另外《洛丽塔》、《斩首的邀请》等经常以音乐剧、歌剧、戏剧的形式与观众见面，这分反映了纳博科夫作品的强大生命力。纳博科夫的作品在苏联及俄罗斯的命运与苏俄的政治气候变化相关。作家在世时，其作品在苏联是被禁的，如《洛丽塔》就成了一部“色情文学”最好的口实，只是在1965年的《简明文学百科全书》有关于纳博科夫的一些介绍。60、70年代，美国出版的纳博科夫俄文作品在苏联的地下书市悄然流通。自1988年以后，纳博科夫的小说开始在苏联广为刊行，两三年里，其俄语作品差不多全部在苏联面世。比之于俄文小说，纳博科夫的英文作品则相对姗姗迟出。这一时期苏俄出版的纳博科夫作品，其质量并不能令人满意，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删减，利益驱动导致的不少印刷错误等，都有悖于作家生前对自己作品近乎苛刻的要求。90 年代中期以前，苏俄学者对纳博科夫的评价大体上分为三种：彻底的否定，高度的赞扬，以及折衷性的态度。在讨论《玛丽》时，德米特里•尤诺夫极其坦率地表明了他的反感，他认为纳博科夫的所有作品只是一种圣化了的夸张现象，一种反文学，一个彻头彻尾的“欺骗”。尤诺夫的观点与30年代流亡作家及评论家伊凡诺夫如出一辙，他们认为纳博科夫的小说都是编造出来的，缺少俄国文学所固有的“有机性”，他的技法痕迹十分明显，所以严格地说，纳博科夫不是一个作家，他所写的一切不过是对文学的模仿，他是一个由评论家炒作出来的“虚假的文学偶像”，这注定了他的短命。奥列格•米哈依洛夫被认为是苏联研究流亡文学的一个主要学者，他很早就关注纳博科夫，但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样对他作了否定的评价。安德烈•贝托夫则认为，在契诃夫、勃洛克与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之间，苏联文学和流亡文学都未能提供优秀的过渡性的或在精神上相一致的作家，纳博科夫则在俄国文学与20世纪西欧文学进行衔接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1992年，尼古拉•阿纳斯塔斯耶夫出版专著《纳博科夫现象》，这是俄罗斯出版的第一部纳博科夫研究著作，受当时风气的影响，他出言非常谨慎，说“对纳博科夫的任何一种解读都只是一家之言，因此要有准备，它可以被接受，也可以遭拒绝。”这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折衷立场。13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纳博科夫越来越受到他祖国读者的重视，据赞巴拉网站提供的书目，俄罗斯关于纳博科夫的研究著作逐年增多，1997年还曾出版一部近千页的纳博科夫研究资料汇编，大大促进了俄罗斯的纳博科夫研究。1999年作家诞辰100周年时，俄罗斯还召开了一次题为“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纳博科夫”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二
在早期的俄侨批评中，一个值得重视的论断来自符•霍达谢维奇和符•威得尔，他们都发现纳博科夫小说中反复出现艺术与艺术生产行为相伴随的问题。霍达谢维奇1937年说：“全面仔细的阅读之后可以证明，西林(纳博科夫的笔名，引者注)在极大程度上是一个形式艺术家”，“艺术家的生命和艺术家头脑里一个构思的生命——这便是西林的主题，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程度不等地展示着这个主题。”14威得尔也说：“西林的艺术主题是艺术本身——这是讨论他时首先要说的东西。”15 应该说，霍达谢维奇等人开创了纳博科夫研究中美学与元文学(meta—literature)的批评模式，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为形式批评模式。佩奇•斯特格纳的《逃入美学：纳博科夫艺术论》(1966)和朱莉亚•巴德的《水晶地：纳博科夫英语小说中的技巧》(1972)都是霍达谢维奇研究思路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展开。在此，我们以后一部著作为例，大致描述一下形式批评模式的基本思路。巴德认为，对“艺术”这一主题的检讨可以把纳博科夫小说的许多基本特征归纳到一起，他小说的意义始终与“艺术”主题相关，“映像，孪生，学究的乡愁，揶揄的认真，疯狂与堕落，死亡与永恒，所有这些虽然不能为艺术主题所涵盖，但都涉及到这个主题。”⑩具体地说，纳博科夫的那些看似再现真实生活的作品其实都是关于艺术创造的寓言，比如《洛丽塔》中亨伯特对洛丽塔的强烈情欲乃是强烈的艺术感受的比喻，《阿达》描绘的家族乱伦罗曼史实际是“文学与风格的演化史”17。巴德的结论是：“纳博科夫的大多数小说都涉及从事写作活动的艺术家。由于这个艺术家所描写的‘真实的’主体和客体已经是经过选择、形容的，它们经过剪裁，适应了一个虚构的形式，因此即使那些‘真实’也是通过镜子或棱镜被看到的。常常要通过将镜子放在一定距离外来观看这位艺术家，......在纳博科夫的作品中，不单是用镜子反映自我，而且是用镜子反映创造过程中的自我之镜。在想象性的创造行为中看到的是这种艺术家的多重特征，是纳博科夫作品的主要内容。”18可见，纳博科夫的作品关注的不是文学多棱镜折射出的社会历史内容，而是它折射出的艺术家形象以及相关的艺术创造主题，这些内容反过来又和多棱镜一体共生。纳博科夫的创作内容就是各种艺术创造过程，他小说的意义也正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应该说，巴德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对纳博科夫所作的概括是准确的，她的观点现在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和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但其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那就是过多地强调了作家的形式意义，从而存在着把纳博科夫丰富的艺术内容简单化的危险。实际上，安德鲁•费尔得的《符•纳博科夫的生活与艺术》(1986)等就是用这种简单化的批评模式去阅读纳博科夫的。在他看来，赫尔曼谋杀费利克斯，亨伯特对洛丽塔的欲望和占有，诸如此类的情节都不过是艺术过程、痛苦创造及其代价的象征而已。费尔得认为，如果批评家把纳博科夫的每一部小说看作是对艺术创造活动的解释，他就找到了“一把开启纳博科夫所有小说的万能钥匙”。19 形式批评从语词、技法、结构等方面人手，揭示了纳博科夫个性化的创作风格，但是，这样的研究思路常会把读者引向误区，仿佛纳博科夫就只是一个玩弄噱头和花招的魔术师，一个醉心于纯形式的作家，一旦他的欺骗手段被揭穿，小说的全部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有这种想法的不乏其人，厄普代克算得上是一个代表。厄普代克对纳博科夫评价甚高，但他还是认为：“从《阿达》及其他证据可以看出，纳博科夫是个神秘主义者......纳博科夫用狂热的卖弄学问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教堂。”“尽管他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以前语词从未提供的感觉，尽管他玩弄一些噱头让他从书中跳出来，但我们仍然更多地只是感到有趣，而不是信服。也许错在我们这边，我们还没有准备，我们的听觉迟钝，眼光迟缓，太留恋大地顽固的缄默，因而不能读懂他魔法背后的意义。”20但是，纳博科夫认为，风格不是一种工具，也不是一种方法，它是作家人格的内在组成部分或特性。于是，寻求纳博科夫小说在文本之外的意义成了研究者们的目标。 罗伯特•阿尔特在1970年发表一篇解读《斩首的邀请》的论文《<斩首的邀请>：纳博科夫与政治文学》中指出：“取之不尽的不是艺术，而是生活，艺术的自我创新、千变万化和无穷魅力都最终受制于它必然的不足，与它相比，人的精神生活则是永远的谜。21这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纳博科夫研究的另一种方向。在形式研究日渐受到指摘的时候，讨论纳博科夫与生活的著作便开始增多并逐步占据上风，其伦理的、形而上的理路也日渐明显。 L．L．李是较早把形式与意义结合起来并全面解释纳博科夫的学者，他的《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976)试图通过揭示纳博科夫小说的“主题如何变成形式，形式如何变成主题来证明他的作品体现了人的意义”22，经过仔细的文本阅读，李得出如下结论：“V．纳博科夫全部作品的主题乃是艺术，但艺术本身并不是他创作的最终目的，他创造艺术是为了创造他、创造我们的生命。对纳博科夫来说，艺术创造行为是人类最具人性的行为，它使自身获得秩序，赋予自身以目的通过艺术活动，人认可又战胜必然，这种必然就是他在时空中存在着。纳博科夫将自已的生命化为他创造活动的一部分，以重新获得时间——去证明我们在时间之中，同时我们能再现过去，因而逃脱了时问的专制。”23李的结论凸显出纳博科夫创作的一个核心内容，即时间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在他的著作中还仅是悬而未决的。 埃伦•皮弗的《纳博科夫和小说》(1980)则属于小说伦理内容的研究。皮弗也对纳博科夫研究界偏重于探讨形式技巧感到不满，她说：“作为一个文体大师，纳博科夫的声誉无可争议，可是有关他小说内容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却被忽视或丢弃了”，24因此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阐明“纳博科夫不仅是一个艺术家和梦想家，而且是一个遵从道德律和约束力的伦理个体，即便是他那些最复杂的技巧构思，也反映了作家对人类的恒久兴趣”。通过对《王后杰克》、《斩首的邀请》、《从左边佩带的勋章》、《绝望》、《洛丽塔》、《微暗的火》、《阿达》等代表作品的解读，皮弗指出，纳博科夫的道德伦理内涵潜藏在人物的种种意识之下，无论是赫尔曼、亨伯特、金波特还是《阿达》中的范，都有超越自身的艺术活动去控制他人的企图，这与纳博科夫坚持个性主义并尊重他者的自由道德观背道而驰，过去的读者由于混淆了人物的观点和纳博科夫的观点，因而未能发现作家的道德意图。 朱利安•w．康纳利的《纳博科夫的早期小说：自我与他者的几种形态》(1992) 侧重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来分析纳博科夫的俄语小说。根据这一主题在作家艺术历程中的不断变化，他把纳博科夫的早期创作(1924—1939)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人公往往为某个缺席的他者所吸引(失去的爱，死去的孩子，失散的配偶等)，如《乔布的归来》、《玛丽》等；第二阶段，人物被内化了的他者形象搞得心力交瘁，他们体验到了与外在世界的疏离感，代表作品是《王后杰克》、《防守》等；第三阶段的作品则以《眼睛》、《绝望》等为代表，这一时期的主人公关心他者如何看待自已，并把自我视为他者，从而导致自我的分裂；第四阶段是第三阶段的进一步深化，人物发现有一个外在的作者控制着他们，他们便企图获得创作者的权力，以摆脱自己的角色身份，《斩首的邀请》、《天资》是其代表。康纳利对纳博科夫小说中这些主题的生成与发展的研究是和对霍达谢维奇、巴德所说的“艺术”主题的分析交织在一起的，他因而综合了形式批评和意义阐发两方面的优势。有学者希望能够揭示纳博科夫小说中的形而上学内容，即所谓的“彼岸世界”问题。“彼岸世界”是纳博科夫根据俄文词“potustoronnost”翻译的，它由形容词派生，指与生死分界线的“另一边”相关的特性或状态，还有人将它翻译成“来世”(the hereafter)和“来生”(the beyond)。早在1944年撰写《尼古拉•果戈理》时，纳博科夫就说：“在艺术超尘绝俗的层面，文学当然不关心同情弱者或谴责强者之类的事，它注意的是人类灵魂那隐秘的深处，彼岸世界(other worlds)的影子仿佛无名无声的航船的影子一样从那里驶过。”27但是，相当长的时间里，纳博科夫研究者都未能对纳博科夫的这一概念给予关注。直到1979年，他的遗孀薇拉在为纳博科夫俄语诗歌集撰写前言时才明确提出。在她简短而颇具影响的评述中，薇拉说，“彼岸世界”是纳博科夫的“首要主题”，虽然它“渗透于他所写的一切”，但看来谁也没有注意。她引用了几首诗及《天资》中的一段来说明，但薇拉并未比纳博科夫自己在作品中的暗示更明确地揭示此概念的意思。她只是说，这是“他灵魂中藏着的一个秘密，他不会也不能泄漏这个秘密”，正是这个概念“给了他对生活冷静的爱，给了他洞察力，即使在生活最困难的考验中也是如此”。28以后乔纳森•B．西松在他的博士论文《纳博科夫作品中的宇宙同步与彼岸世界》(1979)中较为集中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另外，D．巴顿•约翰逊的《后退的世界：纳博科夫的几部小说》(1985)、布里安•博伊德的《纳博科夫的(阿达)：意识之域》(1985)都有相关论述，而亚历山大罗夫的《纳博科夫的彼岸世界》(1991)则是关于此问题研究的集大成者。 亚历山大罗夫在薇拉等人阐述的基础上集中讨论了纳博科夫作品中的彼岸世界问题。他认为，有一种美学植根于纳博科夫对超验王国的直觉之中，这种美学乃是他艺术的基础，它与作家信奉的彼岸世界相关。他认为：“‘彼岸世界’看来可能包含主要是形而上的信仰，不过，纳博科夫的创作表明，他的形而上学与他的伦理学、美学密不可分。确实，不言而喻，所有这三者表达的是信仰的单个连续统一体，而非他关心的各个分散问题。”为了便于分析，他进而对三者作了界定：所谓形而上学，是指纳博科夫相信明显存在着一个超验的、非物质的、永恒的、善意安排着的和井井有条的生存境界，它似乎是为个人永生准备的，并对存在于尘世的一切产生影响；所谓伦理学，是指纳博科夫相信存在着善与恶；其美学则由两方面组成，一个是艺术创造的主题，另一个是他作品个性化的形态与风格——结构、技巧、句法、头韵、叙述节奏，这些都是他的独特之处。30接着亚历山大罗夫围绕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对《防守》、《斩首的邀请》、《天资》、《洛丽塔》和《微暗的火》等主要作品中的“彼岸世界”进行了分析。 当然，过分执著于寻求抽象的哲学内容也会走向极端。w．w．罗的《纳博科夫的幽灵之维》(1981)给人的印象是，纳博科夫是一个鬼话连篇的作家。在他看来，摇摇欲坠的夕阳是幽灵出现的时刻，旋转的灰尘是幽灵上场的标志(《塞•奈特的真实生活》)，水流的声音宣告鬼魂存在(《光荣》)，为了阻止范与阿达的乱伦，死去的阿克娃(名义上是范的母亲)在女仆布兰奇身上显灵，让她勾引范以转移他对阿达的感情，失败后又通过揭露阿达的不忠来拆散他们；卢塞特的鬼魂在暗地里撮合范与阿达，借化身于阿达来实现与范结合的愿望等等。有趣的是，纳博科夫生前就曾因为罗的《纳博科夫的欺骗世界》(1971)心理分析倾向过强、以及随意在纳博科夫的语词里寻找象征内容进行过抨击。31 从研究者的视界看，西方纳博科夫研究可以说是沿着细化和泛化两个方向发展。所谓细化，是指对纳博科夫单篇著作进行研究的学术著作逐渐增多，泛化则是指学者们的视野不断扩大，纳博科夫与俄罗斯及其他民族文学、与各种艺术门类和文化传统的关系日渐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 早在1970年，阿佩尔就出版了以解释《洛丽塔》中晦涩难懂的词句和各种文学典故为主要内容的注释本，以后他又在1991 年出了修订本(1993年英国威登费尔德与尼科尔逊出版社再版)。这个注释本包括大约900条长短不等的注释，十分有助于对小说进行深度的理解。1985年，博伊德的•《纳博科夫的(阿达)：意识之域》出版；1999年他又撰写了另一部著作《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艺术发现的魔力》。这不仅是读者准确阅读纳博科夫的津梁，也是纳博科夫研究走向深入的标志性成果。斯蒂芬• H、布来克威尔研究《天资》的专著《齐娜的悖论》(1999)也是细化研究的代表作品。 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因其与长篇小说的内在关联而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成为专题研究的内容。玛丽娜•T•诺曼的《蓝色的柏林之夜：纳博科夫20年代的短篇小说》(1978)是较早研究纳博科夫俄文短篇小说的著作。20、30年代的批评家发现，纳博科夫作品的艺术风格是双重的，一种是写实主义的，另一种则在表述上各各不同，有人说是精巧的设计(artifice)*有人说是回忆，还有人说是幻想。诺曼将这种非写实主义的成分界定为象征主义的，并认为与果戈理存在着师承关系，因为后者也同时用写实和象征主义的眼光去看待整个世界。诺曼因此将纳博科夫20年代的短篇小说分为三类：写实的(《乔布的归来》、《柏林向导》等)，写实与象征并存的(《门铃》、《圣诞故事》等)和全然象征的(《巴克曼》、《黄昏小景》等)，并且认为这些类型及其蕴涵的主题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得到丰富与发展。 马克西姆•D．什拉耶的《纳博科夫短篇小说的世界》(1999)则进一步研究了纳博科夫对俄国文学传统、短篇小说和现代主义的贡献，认为纳博科夫的短篇创作与福楼拜的《三故事》、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一样记录了作家成长的经历，同时也与契诃夫、蒲宁等人代表的俄国文学传统有着血源联系。这些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纳博科夫短篇小说的认识，对我们进一步理解他的长篇小说、他的总体文学品貌很有借鉴意义。 纳博科夫及其文学文化背景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相关的成果更加丰硕。自20、30年代开始，人们就开始争论纳博科夫的文学出身问题，多数观点倾向于认为他是一个非俄化的作家。纳博科夫从1938年改用英语写作后，这种意见更加成*主流。针对这种情况，c．M．海德撰写了《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美国的俄国作家》(1977)，旨在向人们表明，纳博科夫其实与俄国文学存在着血肉联系。海德发现，《天资》中经常地闪烁着普希金、果戈理的身影，《黑暗中的笑声》在情节上与托尔斯泰的《恶魔》相似，《眼睛》、《绝望》等作品中的分裂自我是“多余的人”形象的发展等等，这些足以证明纳博科夫实际上是一个俄国作家。亚历山大罗夫也在其《纳博科夫的彼岸世界》里，分析纳博科夫与俄国白银时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他大致勾勒了纳博科夫与勃洛克、别雷、古米廖夫、乌斯宾斯基、戏剧家尼古拉•叶夫雷洛夫等人在哲学思想、艺术观念上的渊源联系。J．B．福斯特的《纳博科夫的记忆艺术和欧洲现代主义》(1993)则从分析纳博科夫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记忆艺术入手，来阐释他的欧洲文学传统。福斯特集中讨论的是1925 到1950年间纳博科夫的创作，认为他的叙事方式不断地与20世纪早期日益国际化的现代主义运动相融合，尤其偏重于接受法国普鲁斯特、柏格森等人所代表的现代主义。可以说，这项研究将学者们关于纳博科夫西欧色彩的印象具体化了。 1995年，亚历山大罗夫编辑出版了《纳博科夫研究指南》。该书是来自9个国家的24位知名纳博科夫研究专家的智慧结晶*其涵盖的领域极为广阔，纳博科夫研究中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都以专题的形式进行列举，撰写者尤其注重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因此《指南》已经成为纳博科夫研究者的必读书。除了对作家的全部创作逐一进行分析介绍外，《指南》还分门别类地讨论了纳博科夫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勃洛克、古米廖夫、别雷、乌斯宾斯基、霍达谢维奇、夏多勃里昂、福楼拜、爱伦•坡、柏格森、弗洛伊德、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作家之间的关系。这些论述初步地描绘了纳博科夫开阔的文学视野和广大的写作语境，为人们认识和进一步研究纳博科夫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提供了有力帮助。1999年，又有两部重要的纳博科夫研究论文集出版，一本是康纳利主编的《纳博科夫与他的小说：新视角》，另一本是由利莎•尊舍因编辑的《纳博科夫在边缘：重绘批评的边界》。两个论文集的共同特色表现在对纳博科夫作品中的文化内涵以及作家与其他艺术门类联系的关注上。前者收录有论述纳博科夫与自传、纳博科夫作品中的犹太问题、纳博科夫的历史观和文化观的文章，后一本书中的11篇文章则分别讨论了纳博科夫与音乐、绘画以及l8世纪作家如蒲伯之间的关系。这些成果与西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大尘安晃薰亓*，同时也反映了纳博科夫研究者兴趣的转向。 关于纳博科夫的传记，最早的应该是安德鲁•费尔得的《纳博科夫：他艺术中的生活》(1967)和《纳博科夫：他的生活片断》(1977)，后来他又将这两部作品重新修订，以《符•纳博科夫的生活与艺术》为题出版(1986)。据纳博科夫的传记权威博伊德所说，费尔得的传记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里面存在着大量的知识错误和材料错误，纳博科夫本人也因为费尔得近乎愚顽的写作姿态而与他绝交。32相比之下，博伊德的传记《纳博科夫：俄罗斯时期》(1990) 和《纳博科夫：美国时期》(1991)就显得十分严谨。在传记写作过程中，博伊德除了对薇拉、德米特里等纳博科夫的亲人朋友作了无数次的采访外，还实地考察了纳博科夫的生活居住地，并接触到丁许多迄今未公开的作家私人档案材料，因此他的传屺资料翔实而丰富。在精确复制纳博科夫生活轨迹的同时，博伊德还详细地阐述了纳博科夫创作中所包含的哲学、道德、美学内容。博伊德对纳博科夫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十分熟悉，对作家的作品用力精深，所以他的论述既精细人微，又不乏宏大的观照视野。博伊德对纳博科夫推崇倍至，他坚持认为，纳博科夫的创作绝不仅仅具有文体意义，“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实际上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他是一个认识论者，一个形而上学家，一个道德哲学家，一个美学家。”33可以说，博伊德的传记和我们前面提到的《纳博科夫研究指南》是迄今纳博科夫研究领域中最具分量也最有参考价值的成果。 最后，我们要对中国的纳博科夫翻译与研究现状作一个概括性的评述。 纳博科夫在中国大陆的译介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就本人有限的资料搜集，梅绍武最初翻译了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过客》和长篇小说《普宁》(1981，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后龚文庠译过《黑暗中的笑声》(1988，漓江出版社)。1989年前后，中国大陆重演了30年前在美国掀起的“《洛丽塔》飓风”，先后出了至少4个《洛丽塔》中译本。1991年，申慧辉等人翻译的《文学讲稿》由三联书店出版；同年，纳博科夫的自传《讲吧，回忆》由陈东飙翻译、花城出版社出版。90年代后半期起，时代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重版纳博科夫小说集，至今共译出纳博科夫全部17部长篇中的l2部和一个短篇小说集，还有《光荣》、《天资》、《从左边佩带的勋章》、《阿达》、《瞧这些小丑》等5部长篇(大多都• ．是纳博科夫的重要作品)和大量短篇小说未翻译。与相对热闹的作品翻译相比，中国学者对纳博科夫的研究则显得颇为冷清，经本人粗略统计共有2O余篇论文，而且这些论文在质量也是鱼龙混杂。显然，中国的纳博科夫研究现状与作家所应该受到的重视是不相称的。 应该说，一个外国作家的研究与有关该作家的翻译之间存在着直接的互动关系，像纳博科夫这样博学的语言天才、文体大师尤其需要高水平翻译家严肃认真的译介工作，才能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但中国译者的翻译水平却明显的参差不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纳博科夫在中国的传播。较早就开始关注并介绍纳博科夫的梅绍武先生在翻译评介时的严谨踏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翻译的《普宁》、《微暗的火》和几则短篇小说属于纳博科夫翻译中的上乘之作；梅绍武撰写的《浅论纳博科夫》和《纳博科夫前半生的创作》是国内最早的纳博科夫专题研究论文，他对西方学者观点的提炼、对纳博科夫创作的概括都有助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这位风格独特的作家。申慧辉等人译出的《文学讲稿》为读者了解纳博科夫的文学观念、批评手法和他个性化的批评眼光提供了可信的文本依据。龚文庠等人的小说翻译也出色地传达了作家的文学风格。此外，国内一些文学史如董衡巽等撰写的《美国文学简史》等比较准确地介绍了纳博科夫，进一步促进了纳博科夫在中国的传播。 但是，圈内相当一部分关于纳博科夫的介绍、翻译和评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试以《20世纪美国文学史》(杨仁敬著，青岛出版社1999年12月版)为例，作者把纳博科夫的俄文小说与英文小说混为一谈，把评传《尼古拉•果戈理》说成是小说《戈果尔传》，把纳博科夫的妻子薇拉说成是“尼娜”，对《洛丽塔》的情节介绍颠三倒四，甚至说夏洛蒂是由于发现亨伯特的真实想法后“大发脾气，撞车而死”，洛丽塔以后成为女大学生等等。 无庸置疑，时代文艺出版社纳博科夫小说集的出版工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纳博科夫研究，但由于编辑者和不少译者缺乏科学严谨的态度和必要的文学语言知识，这项工作又在相当程度上限制、妨碍了了真正的学术研究。 本来，作者的访谈录是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可是中译本《固执己见》(即《坚决的意见》，潘小松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版)却充斥着大量的误译。人名错误比比皆是：别雷先后被译成贝里、贝利；罗伯一格里耶则先后被译为霍华•格希叶、罗比•格利叶、阿兰•霍比一格里叶和霍比•格立叶；博尔赫斯成了波吉斯，安徒生成了安德森，等等。有些误译，如将“triteness”(陈腐)译成“三一”(38页)、将“leg—puller”(愚弄者)译成“挑唆者”(38页)、将“underscore”(强调)译成“打了折扣”(78)，甚至一句只译半句(原文：Among the three pages listing the various titles of ALP’S letter，Joyce includes??译文：3页纸上列着安娜的信的各种抬头[80 页])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译者的语言能力。至于涉及纳博科夫的作品本身而译得驴唇不对马嘴的则更多了(如“在《洛丽塔》里，在《奎尔蒂的戏》里的第七猎手的人物中”[76页]这种莫名其妙的句子等)。此外，潘译本还有很多硬译、漏译。 在被译者严重删砍的论文《乱弹琴》(“Pounding the Clavichord”，潘小松译为“敲击古钢琴”)里，纳博科夫愤怒地批评了一个美国译者极不负责地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并获得以韦勒克等人组成的评委会评出的伯林根(Bollingen)翻译奖的闹剧，纳博科夫说：“为了捍卫无力自：的死去的诗人，为了让轻信的大学生们不上那残酷无情、草率从事的译者的当，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必须发出那孤单、嘶哑的叫喊声”34我们很难猜想，译者在翻译这样的字句时心中有什么样的感受。 《洛丽塔》同样存在严重的翻译问题。在众多的《洛丽塔》中译本中，于晓丹的译本似乎倍受青睐。于译本最初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1997年时代文艺出版社也选择了该本，不同之处是译者作了修订。以后，沈阳出版社在1999年9月重新出版《洛丽塔》35；译林出版社也于2000年3月出版于晓丹的修订本，到2001年7月，该版本已经4次印刷。比之于其他译本，于译本可谓是流传甚广，可是尽管是修订，于译本仍存在许多明显的错误。现以阿佩尔的《(洛丽塔)注释本》(Weidenfeld＆Nicolson，1993，即第三版)为底本，与译林版作一粗疏的对照。第一，小说中的人名、地名前后不统一。“引子”是对书中主要人物结局的交代，但作为全书的核心人物，洛丽塔(后称理查德•弗•希勒太太，273页)在第一次出现时就被错译为男子名“理查德•F•席勒”(2页)；48页学生名单中的“菲利斯•查特菲尔德”、“斯特拉•范塔西亚”在298 页正文和注释里分别变成“菲立斯”、“斯黛拉•范塔西娅”；洛丽塔的父亲“哈罗德”(54页)在255页变成“霍拉德”；第二部第19章中的“瓦斯”城在279页变为“韦斯”，等等。第二，严重的误译。在第一部第5章中，亨伯特因为误会，把对面楼上的一个男子当作他的宁芙了，于译本却说成是一个真实的性感少女，译者把“trans—formed into”(变为)误解为“投入”，从而把整个意思译错了(16页)；第8章中的“我只有这几句台词”(27页)应为“我只有玩弄语词”(I have only words to play with；第13章中，“后哈罗德•E•黑兹先生——上帝保佑这个好人——在午睡时间把我的爱人从一间蓝色屋里带上去委拉克路斯旅行，而且还在所有地方向多洛雷斯的家人送纪念品”(54页)让读者不知所云，原文是：“the late Mr．Harold E．Haze—God bless the good man——had engendered my dar—ling at the siesta hour in a blue—washed room，on a honeymoon trip to Vera Cruz，and memen—toes，among these Dolores，were all over the place．”应译为：“已故的哈罗德•E•黑兹先生——上帝保佑这个好人——曾去韦拉克鲁斯(巴西地名)度蜜月，一次午睡时分，他在一间刷成蓝色的房子里制造了我的爱人多洛雷斯，一路上他又买了各种纪念品。”第二部第31章的两句诗“人性中道德感是义务，／我们必须向灵魂付出美感”完全是译者的杜撰。原文是：“The moral sense in mortals is the duty／We have to pay on mortal sense of beauty．”应译为：“凡人的道德感是一笔税款，／为了致命的美感我们必须交纳。”像这样严重的错误还有很多。至于误译的字词短语就更多了，如将“tryst”(幽会)当成“尝试”(8页)、将“the king crying forjoy”(国王高兴得泪流满面)译成“国王乞求享受”(35页)、将“entries”(亨伯特的日记条目)译成“人口”(52 页)等等。第三，对纳博科夫所指涉的文学知识不甚了解，因而译、注艰涩或讹误。小说开头纳博科夫的“六翼天使”出自爱伦•坡的《安娜贝尔•李》第ll行，于的注释说是第2行(3页) ；73页注“阿瑟• 伦宝德”实即“阿瑟•兰波”；l24页注释三说弗洛伊德是心理学创始人，应是精神分析学说创始人；204页“古斯塔夫”不是《包法利夫人》中的人物，而是作者福楼拜，因此最好译为“居斯塔夫”，等等。 纳博科夫对翻译是十分认真的，他在写作《尼古拉•果戈理》时，对英译《钦差大臣》《死魂灵》十分不满，说这些译者是在对果戈理施行过去中国对付死囚犯的“凌迟”手段，并呼吁将这些糟糕的译本从大学及公共图书馆里清除出去。为使自己的作品免遭厄运，纳博科夫在可能的情况下都会对自己作品的外文译本仔细核查校阅。与纳博科夫的严谨相比，中国一些译者的翻译态度可以说是根本不能令人满意的。
由此看来，要真正提高中国纳博科夫的研究水平，必须首先在翻译上重新投人大量的精力。
文章来源《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二期。
作者：刘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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