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在看书稿。记者 陈海波摄/光明图片

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他，已不想向别人证明什么。这位勤勤恳恳地做着“拾遗补阙”之事的老人，早已不关心市场和稿费，甚至“忘掉才华”，直面文学与文化，直击心灵与精神。他说：“70岁了，你还不抱着一种纯粹的态度去写作，从文化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写作，那太没出息了。”

长篇小说《人世间》出版并获茅盾文学奖后，梁晓声的手机响得更频繁了。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男有女，有远有近，但大多有着同样的词汇，比如“讲座”“发布”“分享”，等等。他觉得这个现象“很古怪”，因为他曾答应过这种邀请，但最终面对的多是并非真正爱读书的人。

梁晓声不愿再谈《人世间》，“出了一本书，你老谈它，自己也很烦”。他甚至对着电话“求饶”——“这种事对我很痛苦，你要理解我。”

获奖当然是一件高兴的事。“毕竟是一种勉励，即使是一位已经70岁的写作者。”梁晓声打了一个比喻：就像一位开面点铺的老师傅，回头客说，“师傅你辛苦，食材很安全，做的东西我们也很爱吃”，这对老师傅来说也是一种勉励，他也会高兴。

“人都需要这种勉励，但不能陷入自我陶醉。过去了，就不要谈了。”这位写了一辈子文字的“老师傅”说。

70岁的梁晓声，他已不想向别人证明什么。“想证明自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老头儿？”他皱眉，随之以很快的语速回应了四个字——“回过头来”，回到写作本身，“回到写作最纯粹的价值”。这种纯粹里或许也有沉浸于写作的陶醉成分，但远远不够。“那样的话，你会始终是想让别人认识自己，限制在一个自我的状态里。”

“要摆脱这一点，眼睛得望向更多他者。”他很诚恳。

那就让我们也“回过头来”，回首那个刚成为“写作者”不久的梁晓声。

20世纪80年代，北大荒知青梁晓声开始跻身文坛，写的多是时人时事，如八十年代的城市青年和农村生活等，与知青文学没有任何关系。一次，哈尔滨文学刊物《北方文学》准备组一期“北大荒知青”小说专号，向梁晓声约稿。于是，梁晓声写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反响不错，还获了奖。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开始。

不过，梁晓声如今再看，写《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时的他，“仅仅是为了写一篇小说而已”，写出北大荒的特点，写出兵团知青的特点。而且，还有一些“炫”的成分。为了形容一位女指导员的美，拿很多国外油画作比喻，被人批评“风雅何其多”。显然，那时的梁晓声，多少有些自我证明的想法。

真正的开始，是翌年创作《今夜有暴风雪》，因为梁晓声“有了代言的意识”。他认识很多知青，返回城市后找工作很不顺利，城市对他们缺乏了解和信任。“我想到代言，通过文学作品告诉城市：这一代青年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成熟了很多，变化了好多，大多数成长为好青年。”梁晓声以为这会是一厢情愿，但没想到真的起了作用。他将此视为莫大的光荣，比得奖、比任何称赞要好得多。此后，《年轮》《雪城》等知青文学作品，都是在这种“代言”的意识下创作出来的，梁晓声以知青文学蜚声文坛。

事实上，这种“代言”，早已从知青扩展到更多的群体，为底层小人物代言，为平民代言，为时代代言——“写更多的他者，给更多的人看。尤其要关注那些容易被社会忽视的人，此时的作家应代替更多人的眼，如同社会本身的眼。”

小区保安、送水小哥、家政女工、楼道清洁工……梁晓声遇到任何人，都愿意聊几句，以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目标，“要对自己的国家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当然，更大的责任是为他们写点什么，他觉得这是自己欠下的“债”。正如被誉为“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的《人世间》，创作初衷就是“欠下社会很多文学的债”，“要把这众多的人写出来”。

有时候，我们能从梁晓声的笔下感受到一种急切，甚至“听”到一种声音，近乎呐喊的嘶哑声。他倾心于那些有情有义的底层人物，为他们被生活所迫、被人性所折磨的现实感到无奈和愤怒。就如他在一篇文章里疾呼—— “我祈祷中国的人间，善待他这一个野草根阶层的精神贵族。凡欺辱他者，我咒他们八辈祖宗！”

有人说，文学是文化温度的延伸。梁晓声认为，这种延伸并非仅仅是向内的只温暖自己，而应该是向外的。“我写文章写书，更多是放在大文化的平台上，即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文化，这个大文化平台下哪些元素是缺失的，这种缺失如果时间久了，对于整个社会是一种遗憾。我恐怕要这样考虑，来决定我写什么、怎样去写。”

当他给孩子写绘本、写故事时，也是从大文化的背景出发，希望给孩子的心灵带去营养。“事实上也很简单，比如爱、友善、帮助他人而带来的愉快。”他将这些创作，称作“拾遗补阙”。

这位勤勤恳恳地做着“拾遗补阙”之事的老人，早已不关心市场和稿费，甚至“忘掉才华”，直面文学与文化，直击心灵与精神。“70岁了你还不抱着一种纯粹的态度去写作，从文化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写作，那太没出息了。”

（记者 陈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