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中国出版“走出去”，作为一个新的阶段，目前还处于开局之初。“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国际合作过程，其中的文化交流，包括中国出版“走出去”在内，也将是一个需要长期实施的过程，需要有久久为功的思想准备和切实具体的安排。可以展望，只要“一带一路”倡议长期坚持下去，我国出版业“走出去”的规模必将得到更大的扩展，出版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必将得到明显的增强，而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必将不断地得到提升。

　　关键词：出版“走出去”； “一带一路”版权输出

　　回顾新时期我国出版“走出去”的历程，我们根据每一阶段的特点，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我国出版业自发“走出去”阶段。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实施“引进来”“走出去”的开放战略，我国出版业根据对国家开放战略的理解和出版业自身发展的需要，自觉迈出“走出去”的步伐。由于当时行业的整体实力较弱和经验不足，迈出的步伐并不大。20世纪80年代，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和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组团参加国际上最具规模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参展规模较小，却也让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出版物有所了解。1986年9月，由国家科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承办的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举办，当时参展图书和交易版权的主要是科技类图书。1996年8月30日至9月6日，第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改由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署、国家科委、文化部及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仍由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承办，参展的图书品种和交易的版权内容极大扩展，充分显示了我国政府对国际文化交流和出版“走出去”的重视。不过，当时我国出版机构参展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出版物的国际化程度还不高，因而参展规模不大，相比较2018年第二十五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盛大规模，自然是无法同日而语。21世纪以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规模迅速扩大，已经成为世界三大国际书展之一。

　　在这一阶段，版权输出和国际合作出版逐步开展起来。1979年3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日本讲谈社就共同出版《中国的旅行》达成协议。这是改革开放的一件新生事物。笔者所在的漓江出版社，在1985年成为实体并迁址桂林后，与日本濑田社开始合作，启动《名家画桂林》的出版选题和组稿。

　　我们之所以称这一阶段的出版“走出去”为自发阶段，主要在于当时出版业并没有把“走出去”提升到国家文化发展的高度来提出要求，出版业的国际交流基本上停留在版权贸易的一般业务层面上，中国内容输出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国外的出版物市场需求。这一时期的版权输出，大都是旅行、艺术、中医、养生等选题，输出地区集中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输出到我国台湾、香港地区数量最多。

　　出版“走出去”的第一个阶段一直延续到2002年。我国图书实物年出口总额接近2 000万美金，可是与总价4亿多美金的进口图书相比，进出口贸易逆差比例为20∶1；版权交易引进输出比例为15∶1。尽管逆差如此之大，我国出版业毕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国际贸易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为其后提速“走出去”打下了基础。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从2003年6月起，中央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一直到十八大前，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二、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我国出版业提速“走出去”阶段，第三个阶段则是我国出版业资本“走出去”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我国出版业提速“走出去”阶段。在提速“走出去”阶段，从2003年到2013年，我国图书实物出口增加了4.62倍，突破1亿美金，进出口贸易逆差比例缩小到4∶1；版权贸易引进输出比例缩小到1.7∶1。在扩大版权输出规模的同时，出版业着力促进版权输出区域、内容、语种和形态结构的优化。尤其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版权贸易逆差有了巨大变化。我国从美、英、德各国年度引进版权数量通常在300种左右，2001年输出到美国的版权只有6种，2006年即增长到196种；2001年输出英国的版权仅1种，2010年则达到178种；输出德国的版权2001年为9种，2006年即增至104种，逆差明显缩小。

　　在这一阶段，国家出台了三个重要政策，有力推动了出版物版权“走出去”。第一个政策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原新闻出版总署于2005年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这一计划引起国内外出版界的关注，有效激励了跨语种版权贸易，标志着对中华文化、学术著作进行跨语种翻译出版的更多支持。第二个政策是2009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这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升级版”“加强版”，是加快中国图书“走出去”步伐的重要举措。该工程以资助系列产品为主，不仅可资助翻译费，还可资助图书的出版及推广费用。第三个政策是“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由原新闻出版总署主导，到2015年共资助了2 929种图书的海外翻译出版。出版业“走出去”的提速之所以得以实现，与启动出版体制改革分不开，与许多出版机构热烈响应中央关于推动文化“走出去”的号召分不开，与出版业内容创新和整体能力的提高分不开，也与国家专项政策的有力支持和帮助分不开。

　　第三个阶段即为我国出版业资本“走出去”阶段。自党的十七大后我国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起，到党的十八大前，由于出版业实行转企改制，我国出版企业迅速加大跨国投资创办出版企业的力度。人民卫生出版社在较早时间就以500万美金投资在北美购买医药卫生出版业务机构，取得了一定的经营效果。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较快建立了15家海外合资出版机构和代表处，主要分布在英、美、法、德、日、澳等发达国家，十多年来，这些出版机构出版中国主题的外文图书500多种。2010年，中国出版集团与日本东贩株式会社在日本东京合资成立中国东贩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批中国版权的儿童书籍。安徽出版集团、湖南出版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等一批外向型骨干企业，通过参股、控股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国际资本运营和国际市场竞争。200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伦敦先是注册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英国）国际有限公司（CYPL PRESS），至今已经出版介绍中国文化、艺术和社会风貌的图书400多种，后又与英国布鲁姆斯伯利出版集团（即《哈利·波特》的出版商）合资成立伦敦中国国际出版传媒中心，主要为中国出版机构、作者和版权机构提供国际出版和营销服务平台。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十八大前夕，凤凰出版传媒股份公司投资8 500万美金收购美国出版国际公司（PIL）的童书业务及其在德国等海外子公司的全部股权和资产，不久即取得良好的效益，成为出版企业国际化发展业绩最为突出的成功案例。

　　原新闻出版总署还实施了“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中国书架工程”“国门书屋工程”。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在美国亚马逊网站设立网上“中国书店”，在线品种58.3万种，海外发货28.8万册。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与法国拉加代尔集团合作，形成全球3 100家书店的销售网络，销售图书40多万册，海外布局初具规模，本土化战略深入推进，传播力影响力上升。

　　在资本“走出去”阶段，我国出版企业通过并购、合资或独资等方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出版社、实体书店等分支机构300多家，内容生产和渠道销售覆盖更广，形成一批“走出去”业务的海外支点。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出版“走出去”的重点落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一阶段在海外设立的分支机构，绝大多数落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

　　如果说在上述第二、第三个阶段我国出版业“走出去”的重点明显指向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旨在让更多的中国内容出版物进入西方出版物主流市场，提高国际传播力，那么，自从我国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按照“一带一路”构想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愿，我国出版“走出去”正在进入以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的新阶段。

　　新阶段有以下几个明显标志：

　　一是我国出版业以更大的积极性参加在沿线国家举办的国际书展。国际书展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效应最为集中的平台。我国每年都要组织国内出版单位参加各类国际书展，近几年来，对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的国际书展尤其表现出了超常的热情。在伊朗、埃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斯里兰卡等沿线国家的国际书展，我国都以主宾国身份参展，引起了当地民众对中国内容出版物的浓厚兴趣。尤其是华人华侨比较集中的一些东南亚国家，书展增进了人际交流的亲和力和自由度，我国出版单位在参展过程中也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出版信息和持续发展的正能量。

　　2014年9月，中国首次参展斯里兰卡第16届科伦坡国际书展，即以主宾国身份组织了许多活动，在科伦坡掀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文化风”。书展开幕日正好是习近平主席飞抵斯里兰卡进行国事访问的当天，习主席即与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在总统府共同为科伦坡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揭幕。这是我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为国际重要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揭幕，充分肯定了出版文化活动对服务国家大政方针和外交大局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主宾国活动期间，中国出版业专门举办了中斯出版文化交流研讨会，两国出版人共同深入探讨了出版文化交流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中斯两国作家第一次面对面开展对话，就“文学——中斯文化交流的纽带”这一话题在中国主题馆进行了深入对话，增进了文学交流。我国出版业在展会上的活动不仅多角度、多方面地向斯里兰卡人民展示了中国传统文明与当代文化，而且拓展了中华文化在南亚的影响力。

　　二是我国出版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版权数量大幅增加。我国设立的“丝路书香工程”已经连续四年评审重点扶持项目，目前已有1 000多种图书的翻译出版获得资助。仅2016年就有439种图书翻译出版得到资助，版权输出国家49个，输出语种39个，主要为阿拉伯语、英语、阿尔巴尼亚语、波兰语、波斯语、罗马尼亚语、僧伽罗语等。此外，国家已经设立多年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资助项目还包含相当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版权输出项目，壮大了我国图书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规模。

　　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特别是2013年以来的大力推进，我国版权输出的内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大批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反映中国道路、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的贴近沿线国家受众文化需求和消费习惯的品牌产品成功进入许多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验汉语中小学系列项目（泰国版）》成功进入泰国教育部推广教材目录，累计销售200多万册，受到泰国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菲律宾华语课本》成功进入菲律宾国民教育体系，使用人数过万。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快乐汉语》等45个语种教材远销海外，并几乎覆盖东南亚、南亚所有国家。福建海潮摄影出版社将《走进马拉卡楠宫——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夫人传》一书在菲律宾销售近千册，得到菲律宾主流社会的高度关注。《新民晚报》《福建画报》与菲律宾杂志的合作不断加深。《中国日报亚洲版》发行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国家的决策和精英阶层。《今日中国》杂志社的《布达拉》在印度、尼泊尔发行量不断上升。云南的《占芭》在老挝的发行量超过1.1万份，成为老挝最具影响力的国外杂志。

　　一批在沿线国家版权输出和合作出版的标志性工程引起广泛关注。2014年6月30日，作为中印人文交流合作的主要成果之一的《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在北京举办出版首发式。江苏人民出版社与泰国合作出版的、由泰国公主诗琳通亲自担任翻译的《她的城》泰文版出版，成为中泰两国文化交流的典范。我国“丝路书香工程”的核心项目“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与36个国家签订互译出版经典作品协议，中外双方目前已完成100多种优秀图书的翻译出版。一批适宜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传播的中国出版物进一步加快了翻译出版的进度。

　　三是我国出版企业在境外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速度加快。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新闻出版企业已在境外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459家，其中有100多家机构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的，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丝路书香工程”付诸实施之后，这项工作的推进力度明显加大。

　　在巴基斯坦，中巴合作成立的友邻出版社和友邻图书发行公司运行良好。在尼泊尔，湖北出版外贸公司“尼泊尔·中国新闻出版城”顺利建成。西藏自治区在印度和尼泊尔开设的“中国西藏书店”受到当地藏胞的热烈欢迎。云南新知集团分别在柬埔寨金边、老挝万象等地区设立5家华文书局。五洲出版传播公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相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多家出版分支机构。由人民出版社和湖南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人民天舟国际出版公司，成为第一批获得海外出版资质的民营出版公司。该公司在非洲摩洛哥最大城市卡萨布兰卡建立了分公司——摩洛哥灯塔出版社，2017年4月正式运营，已经出版外文图书20余种。

　　四是围绕我国出版“走出去”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出版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中国文化译研网主要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丝路书香工程”的“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这显然是一项激动人心的出版创新。中华出版文化促进会主要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版从业人员，组织开展编辑出版研修班，传播我国出版文化和实务经验。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旨在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印刷业技术水平，正在组织编写相关业务培训教材，将主动开展相关培训。韬奋基金会就我国全民阅读的经验和做法，积极开展与斯里兰卡出版协会的交流，寻求合作发展的机会。

　　数字出版业务也开始寻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成都汉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倾城》（繁体中文版本、东南亚语言版本、俄语版本）等3款游戏成功实现对周边国家的输出，实现利润1200万元。云南普思公司开发的软件操作系统在南亚、东南亚实现销售收入9 000多万元。

　　此外，我国已经有印刷企业和印刷物资企业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和办厂。在我国，有些舆论一直在唱衰书刊印刷业，认为这是夕阳产业，可是在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印刷业却还处在亟待发展振兴的状态，相信这一信息为我国印刷业的产能调整提供了更多思路和机会。

　　在我国出版“走出去”近40年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积极主动走在前面且卓有成效的机构，他们创造出来的成功案例对全行业具有引领作用，这种主动担当使命、以国家构想为己任的精神任何时候都值得弘扬。

　　我们特别要介绍我国出版业在“一带一路”出版“走出去”中的两个突出案例。一个案例是“丝路书香工程”中的人民天舟国际出版公司取得初步成功，另一个案例是“丝路书香工程”中的“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已经引起广泛关注。

　　第一个案例中的人民天舟国际出版公司是人民出版社和湖南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跨所有制国际出版公司。人民天舟于2016年4月正式成立，目前已经出版、全球发行的书籍主要有《习近平思想基本问题解读》（阿语版）、《屠呦呦传》（阿语版）、《任正非的竞争智慧》（法语版）、《企业的智慧》（阿语版）、《装在口袋里的爸爸》（法语版）系列图书、《中国传统节日》（阿语版）系列图书、《漫画十万个为什么》（法语版）系列图书、《张旭光草书艺术巴黎展》（中英对照版）、《中国经典绘画选萃》（法语版）系列图书等50余种外文图书。在“丝路书香工程”的支持下，2017年9月和2018年6月，摩洛哥灯塔出版社（人民天舟摩洛哥分公司）和人民天舟阿联酋沙迦分社相继正式运营。为配合艺术类及少儿类图书的出版与推广，人民天舟在海外举办了多场以图书为依托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在摩洛哥哈桑二世清真寺举办“‘艺术中国’墨飘北非主题展览”，在新西兰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办中国艺术家主题展览，在摩洛哥国家图书馆举办“湖湘风华·湖南书画展”，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协助中少总社举办“我心中的物理世界”国际儿童绘画展。这些活动均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和民众的欢迎，中外媒体给予了广泛的报道，人民天舟通过活动也积累了海内外优秀的出版、艺术资源。

　　人民天舟积极主动参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书展，多次亮相卡萨布兰卡书展、阿布扎比书展、阿尔及利亚书展、阿联酋沙迦书展、新西兰读书文化节等国际性和地区性书展，举办了一系列推广活动。在第十届阿联酋沙迦儿童阅读节期间，人民天舟连续举办8场儿童阅读与手工能力培养工作坊活动，气氛活跃、互动热烈，受到沙迦图书管理局的表彰并被授予证书。由于公司员工的不懈努力，人民天舟已经实现单次书展销售收入过十万元、重点图书单品种销售过千册的业绩，在国际出版圈引起了热烈反响。

　　据悉，人民天舟还将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建立一家书店，命名为星空酒店，设计打造成为具有图书销售、文化体验、艺术品和艺术衍生品销售与展示的高端体验式书店。人民天舟正在加紧收购新西兰米莉茉莉儿童出版集团，邀约中少社加盟人民天舟国际出版公司，据悉中少社的入股计划已获上级批准，人民天舟将在中少社的密切合作下全新开发新西兰“米莉茉莉”儿童文化出版品牌。

　　第二个案例是“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初显成效。由于历史和地理，尤其是政治的原因，外国人写作中国的作品对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往往显得难能可贵，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纪实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在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曾予以高度评价：“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20世纪4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美国与中国》，推动毛泽东研究进入了规范化的学术殿堂。费正清之高足史华慈1952年在他的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中提出了“毛主义”的概念，凸显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独创性，成为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历史学家特里尔和索尔兹伯里分别写作的《毛泽东传》和《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都在欧美国家形成出版和阅读的持续性热潮。种种事实表明，外国人写作中国，值得我国出版业去努力推动和认真实施。

　　“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是“丝路书香工程”中的重点项目，2017年3月正式启动，秘书处设在北京语言大学，由中国文化译研网具体承担。一年多时间里，第一期资助清单中的38部作品，已有6部完成出版，成功落地目标国家出版的同时，在中国也已翻译出版；其余内容写作完成50%及以上的有13部，提交海外出版合同的11部，10部均为由大纲开始创作，只有1部计划未能执行而放弃，整体情况可谓良好。在2018年8月举行的第二十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秘书处给第一批出书并能到会的外国作者颁奖，其中有狄伯杰（《中印情缘》作者）、彼得·斯拉格尔（《你是一条龙》作者）、Hugh Peyman（《中国巨变》作者）、罗豹鹿（《古典中国：成语小故事中的千年智慧》作者）、穆罕默德·苏尔坦·哈利（《中国过去40年的成功故事》作者）。

　　据悉，第二期申报的计划已经完成评审。第二期情况愈发良好，得到了海内外社会各界的积极回应。目前所征集的内容涵盖中国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和艺术等多个学科角度，申报计划有百余位海外作者，覆盖汉学家、翻译家、教授、政治领域专业人士、专职作家、出版人、编辑、医生、记者和外交使节等职业，涵盖写作语言18种，写作主题包括哲学、思想、政治、文学、人物传记、电影、游记、地域文化、国际关系、文化交流、时事、绘本、童书等多个门类。其中25个选题已提交全部书稿，43部作品已提交部分样章，36部已提交写作大纲，拟定了写作计划，整体状况要好于第一期。在今年8月举行的颁奖会上，秘书处又郑重发布了第三期的写作指导意见。

　　“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由“丝路书香工程”发起，但并不局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许多欧美国家的作家、学者都踊跃报送选题和写作计划。外国人写作中国故事，由于作品所具有的客观性、新颖感和传奇性，比较容易为那些与作者同一母语的读者所接受，也较易于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因而可以相信，这项计划将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大格局中开出新的生面。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中国出版“走出去”，作为一个新的阶段，目前还处于开局之初。“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国际合作过程，其中的文化交流，包括中国出版“走出去”在内，也将是一个需要长期实施的过程，需要有久久为功的思想准备和切实具体的安排。通过几年来的初步实践，我们认为，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新的举措。

　　一是要做好顶层设计。目前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版“走出去”，其中的主要内容设计和组织、多媒体出版开发、境外投资以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我国出版业主管部门还没有做出相应规划，因而各家企业在“走出去”上存在一定的随机性和盲目性，长此以往，将会造成不必要的重复投资和浪费。

　　二是要加强相关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版“走出去”，必须以语言为桥梁，可是现在我国小语种翻译人才极度匮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语种52个。除英、法、俄、西、阿等联合国工作语言外，还有46个为非通用语种，我国小语种翻译人才尤其匮乏，许多交流只好借用第三方语言英语，很不利于双方的深度合作，急需我国高等教育界加强多语种和小语种翻译人才的培养。

　　三是要及时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化出版合作。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出版交流合作应当高度重视数字技术的应用。在这方面，我国启动得比较早，应当利用先发优势，用较低成本与相关国家形成更好的出版合作。

　　四是要循序渐进地实施好“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目前只是走出了第一步。也许，不可能短期内再度出现斯诺、费正清、史华慈、特里尔、索尔兹伯里等这样的大家和划时代的著作，然而，有关部门还是要坚持按照文化交流的原则和文学、学术写作的规律去推进计划实施，既要坚守我们的文化立场，又要尊重写作者的主体性，并且能长期坚持下去，相信终究会在国际出版物市场和阅读界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五是要组织更多出版专业人才“走出去”。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些国家出版业目前还处于欠发达甚至待开发状态，我国出版业应当组织更多国际化专业人才“走出去”，开展本土化出版经营。这些国际化专业人才应当对传播中华文化具有很大热情，具有为当地民众服务的奉献精神。国际化专业人才应当具有锲而不舍、吃苦耐劳的精神，通过出版发行业务的开展，在出版“走出去”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精神，体现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巨大热情和为人类共同发展而献身的精神。做出版，没有这种精神，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出版人；而要真正实现出版“走出去”，没有这种精神，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国际出版人才了。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我国出版“走出去”进入新的阶段，采取了一系列的新举措，有的已经初具规模，有的则有待进一步的实践和创新。可以展望，只要“一带一路”倡议长期坚持下去，我国出版业“走出去”的规模必将得到更大的扩展，出版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必将得到明显的增强，而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必将不断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