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由上海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高原学科、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主办的“当代文学七十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参会。

　　展开当代文学更为丰富复杂的面相

　　在研讨会现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作了题为《内部的反思：“完整旳人”的问题》的演讲。他提及法国学者罗杰·加洛蒂的著作《论无边的现实主义》：“这本书于1963年出版，但直到1986年才有了中译本，中间少了与这本书对话的过程，是有些可惜的。”

　　出生于工人家庭的加洛蒂于1933年参加法共，随后参与各种抵抗运动，和中国的丁玲、冯雪峰乃至周扬十分相似。从加洛蒂身上，洪子诚看到了信仰的力量。那一代人身上有着行动和写作之间的张力，他们试图将行动和写作结合起来，从而消除裂缝达到理想状态。

　　洪子诚说：“今天社会主义文学提出了和传统文学不同的问题，创造了很多经验，也遇到了很多难题及危机。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学经验比较关注，但是对其困境与失败研究还不够。”

　　纽约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旭东分享了他眼中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四大名著”，它们分别是余华的《兄弟》、莫言的《生死疲劳》、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王安忆的《天香》。

　　在张旭东看来，当代文学实际上创造了奥尔巴赫意义上的“历史世界”。他分别从“形象”、“混合风格”、“神性秩序（寓言）”、“事实性问题”谈论奥尔巴赫的理论四个维度，并利用这四个维度对上述四部作品进行批评实践。最后他提出当代文学是一种“史诗般的增长”，通过对其中的劳动及其社会组织的研究能够展开当代文学更为丰富复杂的面相。

　　在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主持的“重绘中国当代文学的概念版图”分会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用了“革命”“中国”“文明”“文学”这几个关键词概述她对当代文学的思考过程。

　　“所有研究都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只是回应历史的方式不一样。”贺桂梅最初对当代文学的兴趣是从阅读1980年代以后的文学作品开始的。

　　在《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一书中，贺桂梅选择了梁斌、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作家及其文本，重新看这些革命作家走过哪些路，写出怎样的作品，为什么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政治与社会如何在文学实践中呈现？

　　之后，随着知识界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问题讨论炽烈，贺桂梅开始关注“中国是什么？”她说：“当代中国文学有两个主导性的研究范式，即1940至70年代形成的革命范式与1980年代形成的现代化范式。虽然两种范式具有针锋相对的对抗性，不过在追求现代性这个面相上，它们却是一致的。但对于21世纪中国而言，与其说 ‘现代’是需要追逐的目标，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反思‘现代性’本身的西方特性，进而在一种真正的文明史与全球史视野中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

　　从这样的角度，重新思考“中国是什么”是探寻新范式的一种可能方式。贺桂梅认为，中国不是西方式的民族-国家，与其用民族主义知识意义上的“民族”，不如用具有长时段稳定性特质的“文明”来描述中国。

　　因此第三个关键词便是“文明”。“对当代中国及其文学表述的历史化，最终诉求应是中国经验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自觉， 而不是去印证某些抽象的价值观。”

　　最后一个词是“文学”。在贺桂梅看来，1980年代以来有关革命文学或当代文学的研究往往不是从文学实践自身的理论视野出发来分析问题。她的一个明确研究诉求是从当代中国革命与文学实践的内在理论视野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脉络出发，重新思考1940至70年代的文学实践。“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哲学视野中，文学不是一种封闭的作品或静观的对象，而是一种实践，是一种在整体性的社会历史视野中展开的既是文化也是政治的实践。”

　　“最后我想说，我们现在谈当代文学七十年，这七十年的统一性在哪里？也是我们要思考的。”

　　思考未来写作的可能性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斯炎伟提出，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围绕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问题，学界提出了那么多观念，出版了那么多著述，召开了那么多会议，发生了那么多争论，然而普遍性的标准、方法、范式等依然没有沉淀下来。

　　“1950年代以来一直到当下的文学居然可以同称‘当代’，并且还要‘当代’下去。”斯炎伟认为，“当代文学”应该成为一份历史遗产，应该被“历史化”，“当代文学”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

　　他从意识、话语与向度三个方面对当代文学史写作进行反思。“我理解学界对 ‘如何写作当代文学史’的专题讨论， 并不是为了寻找当代文学史书写 ‘理想’的标准、路径与范式，而在于把目前‘过渡状态’的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种种现象与问题充分摆出来，在此基础上去思考未来写作的可能性。”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鸿生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史肯定不是一个单一的形态。“我想不能把一个三十年和一个四十年对立起来，或者说不能用两套解码方式。从阶级的文学、人民的文学到人的文学，那是不是完全对立、不可逾越的关系？这几个概念之间是否存在通道，这是一个问题。”

　　研讨会设置了“重绘中国当代文学的概念版图”、“当代文学七十年：方法与批评”、“社会主义文艺的经验与难题”、“当代文学的起源批判与文类反思”、“（后）革命与文学叙事”、“当代文学叙述中的女性”、“重估 ‘改革/文学/八十年代’”、“历史交叠与视野更新”、“90年代以来的文学症候”、“当代文学新热点及其批评”几个分论坛。学者们将从各个侧面对中国当代文学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