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闽南语有一套完整的语音符号系统，蕴涵着一个地区特有的思想观念、地区特征、生活习惯等，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外，东南亚的大部分华人社群平时也用闽南语等方言进行交流。本文按照时空的顺序梳理海上丝绸之路的闽南语出版物，探寻中华文化与海外文化在我国东南沿海以及东南亚等地交汇融合的历史，思考如何运用语言工具在海上丝绸之路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中华文化  闽南语  方言出版物  华侨华人  侨批

　　中图分类号：G237

　　闽南语在学术上泛指闽南语系的集合，台湾地区及西方学者多认为是一种语言，属汉语语族。闽南语分布在我国闽南地区、台湾地区、广东潮汕等地以及浙东南区、闽东北区等地区，[1]在海外，东南亚的大部分华人社群平时也用闽南话等方言进行交流。[2]

　　闽南语有一套完整的语音符号系统，蕴涵着一个地区特有的思想观念、地区特征、生活习惯等。闽南语不仅是海峡两岸民众交往的重要工具，更是联结海内外华侨华人的重要纽带。在海外，福建移民组成的社区往往具有较强的族群意识，除了创办华校、兴建商会、举办民俗活动等，在交往过程中使用闽南语成为了族群认同的标志与纽带。闽南语在海外的传播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有助于探寻中华语言文字和中华文化在海外的流播与发展。

　　从时间与空间的广阔视域看，海外华人移民历经了艰难讨生、自强发展、打击压迫、发展腾飞等多个复杂阶段，仍然保留了较多民族的记忆与文化的传承。作为文化符号和民族记忆承载的闽南语，伴随着我国闽南、潮汕、海南、台湾等地移民向海外的迁徙，跨越了东南亚等国的封建王朝、殖民地时期以及民族独立时代，至今在东南亚等国家广为流传。海上丝绸之路关于闽南语的研究也伴随着闽南语的传播与传承绵延不绝。对“海上丝绸之路的闽南语出版物”的共时、历时等对比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

　　本研究的重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闽南语出版物，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国外研究，即由国外人员编撰，在海外出版发行或在国内出版发行的闽南语书籍；第二部分为国内研究，即由我国学者编撰，在海内外出版发行的关于闽南语在海外传播的书籍。

　　东南亚对华人的籍贯区分与我国不一样，籍贯不是严格的地理概念，也不是以方言进行区分，而是一种对传统文化认同而形成的民系集合体。当“福建”与福建省其他城市（例如：福州）并列时，指的是福建省闽南地区，闽南语在东南亚被称为“福建话”。“潮州”指的是广东东部一带通行闽方言的区域，东南亚国家用潮州话来代指由潮州人所讲的方言。[3]东南亚国家俗称的：福建话、潮州话、海南话、汕头话等属于闽南语系，笔者把其纳入“闽南语在海外传播”的研究范畴，把上述闽南语系的著作也纳入本文讨论范畴。目前，还未有学者专门系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闽南语出版物”，以下按时空顺序梳理该类书籍。

　　一、国外研究

　　自唐宋以来，闽南人就陆续远渡重洋，定居于东南亚等国。西方殖民者入侵东南亚后，各种西方教会就利用闽南语等方言向华人传教。

　　从1575年到20世纪，伴随着西方人的入侵，大量由西方传教士编写的闽南语出版物涌现。这些出版物的特点是西文释义、罗马字注音，主要面向读者为西方传教士，是学者研究闽南语时空变迁的珍贵学术资料；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闽南语与东南亚语言互译教材，大多由华人或当地政府编写，为了满足东南亚华人与其他族群交流需要；20世纪下半叶至今的闽南语出版物主要以学术研究为目的，多以跨文化传播的视野下对闽南语传播进行观察。

　　（一）西方传教士编写闽南语出版物（1575—20世纪初）

　　从16世纪到19世纪，传教士就在东南亚调查闽南语，编写了许多辞典、教材。1575年西班牙传教士M.D.de.Rada（1533—1578）编于菲律宾的闽南话词汇集《华语韵编》是最早的闽南语图书，现已佚失。现存的最早图书之一是17世纪初西班牙耶稣会教士Pedro Chirino（1557—1635）编写的《闽南方言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语对照字典》，书稿现存于罗马Angelica图书馆。[4]

　　19世纪“五口通商”后，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闽南语书报刊出版颇具规模。根据黄典诚1955年调查，用闽南罗马字拼注或拼写的各种圣经、教会故事、教会刊物、启蒙科普读物、字词典等，100多年间出版了298种，其中图书120多万册，报刊110多万份。[5]

　　这一时期的出版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基本由传教士编写

　　（1）作者大多具有较强的语言天赋，例如在鼓浪屿传教的Carstairs Douglas精通闽南语，并在《厦英大辞典》书中指出了泉州话、漳州话与厦门话的差别。[6]

　　（2）作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19世纪语言科学在欧洲诞生和发展，受过良好教育的传教士参考了大量已有文献、韵书，能够熟练运用语言学的编注方法，并注重实地调查法的运用。例如英国传教士William Campbell到台湾后，参阅了《厦门音的字典》《康熙字典》《雅俗通十五音》等，编著了《厦门音新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Spoken Throughout the Prefectures of Chin-Chiu Chiang-Chiu and Formosa）。[7]

　　2. 多使用罗马字拼音，英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等释义

　　1605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编写的《西字奇迹》中用罗马字给汉字注音的方案为字典编写提供便利，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多直接用罗马字给汉字注音，用西方语言释义。

　　3. 出版年份与西方国家的国运正相关

　　西班牙传教士撰写的闽南话辞典主要集中在 17 世纪初；荷兰传教士编写的辞典集中在19 世纪后半叶的 30 多年里。英国的新教传教士编写的英华闽方言学著作最晚产生，种类却最多，从1831年延展至今。[8]世纪西班牙一度称为“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说“朕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1639年在唐斯战争中，逐渐疲乏的西班牙被荷兰海军打败，使得西班牙国力在17世纪中叶开始下滑。19世纪英国取得了工业革命、拿破仑战争等的胜利，逐渐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日不落帝国”。

　　（二）闽南语与东南亚语言互译教材（19世纪末—20世纪中期）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迁移到东南亚的华人在当地扎根、生存、发展，为了与定居国家的其他居民交流，有了编撰词语对照手册的需求。这些书籍用汉字所标注的方言词语立目，译为马来语后也用闽南语音拼读。列举以下几部著作：

　　1877年出版的《通夷新语》、1883年出版的《华夷通语》是华人林衡南编写的最早的两部马来语词典，“爰取巫来由语，注以漳、泉、潮音，辑成一书，名曰《华夷通语》……是书初名《通夷新语》，刻于光绪三年……”[9]

　　此外，还有1925年出版的《琼南音谙摩赖幼话义》（海南话）、1926年出版的《巫来油通话》（福建话）等。

　　20世纪50年代初，马来亚联合邦为了满足非华人学习闽南语的需求，邀请耶鲁大学博士、康奈尔大学教授Nicholas C. Bodman（包拟古）编写《福建厦门话口语》（Spoken Amoy Hokkien），上册出版于1955年，下册出版于1958年。

　　（三）跨文化传播视野下的闽南语出版物（20世纪下半叶至今）

　　1. 华人学者撰写的闽南语学术研究专著

　　20世纪下半叶，东南亚国家纷纷获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东南亚华人身处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以及动荡巨变的国情之中，对自身精神家园的找寻意识愈加强烈。

　　较早见到的中文版的东南亚汉语方言著作是哈玛宛的《印度尼西亚西爪哇客家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994年，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者周清海和云惟利筹办的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在南洋理工大学成立。1996年，周清海在该校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发起“南洋方言与方言文化研究”。[10]周清海著有《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新加坡：玲子传媒，2002）、《全球化环境下的华语文与华语文教学》（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等。云惟利编著有《新加坡社会和语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1996）、《方言人文丛考》（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等，也发表了《一种方言在两地三代间的变异：文昌话和漳州话在本土与海外的时地差异》等学术论文。值得提出的是，由云惟利主编的《南大语言文化学报》有多篇关于闽南语的学术论文，例如云惟利的《从历史看闽语与吴语的关系》《海南闽语语词的来源及闽语和吴语的关系》、张屏生的《台湾闽南话部分次方言的语音和词汇差异》等。

　　2004年6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成立十周年之际，举办了“国家疆界与文化图像”国际会议，以会议为主题出版了谭慧敏编的《汉语文走向世界》（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6）和《语言的多视角考察》（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6）。涉及闽南语研究的文章有周长楫《从四地七点闽南语的边角看语言超越疆界后的变化》、马晓梅《马来西亚华语与方言的竞争》等。

　　此外，《槟城福建话（闽南话）》（槟城：槟榔州福建会馆，2010）由谢清祥编撰，他是第四代马来西亚华人，曾祖父来自于今厦门市海沧区。谢清祥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精通英文与闽南话。该书以汉字索引，以闽南话注音，以汉语和英文释义，体现了东南亚华人后代对家族记忆的传承。

　　2018年，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学者邱克威的《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论集》（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8）出版。

　　2. 英文书写的闽南语学术研究和闽南语词典

　　英文著作中，东南亚国家出版的有闽南语-英文对照词典，例如：Penang Hokkien-English Dictionary》（吉隆坡：Sunway Education Group，2016）、《Penang Hokkien Dictionary（English-Hokkien）（槟城：Areca Books，2013）。还有研究文化产业中闽南语现象的著作，如Jeremy E. Taylor，Rethinking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the Amoy-dialect Film Industry in Cold War Asia（纽约：Routledge， 2011）。

　　由于东南亚是全球视野下族群认同研究和跨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观察点，研究东南亚的福建人与“福建话”的有：Picus Sizhi Ding，Southern Min（Hokkien）as a Migrating Languag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anguage Shift and Maintenance Across National Borders（新加坡：Springer Singapore，2016）、Maria N. Ng & Philip Holden Reading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s Society，Literature，Film（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6）、Yen Ching-hwang，Transnational memory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amnesia，nostalgia and heritage（新加坡：Times Academic Press，2002）。Chua Beng Huat，Structure， Audience and Soft Power in East Asian Pop Culture（香港： 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

　　二、国内研究  

　　在以雅言为中心的古代，方言的研究是没有地位的，传统的汉语方言学并不发达，闽南语的研究也不例外。闽南语的研究从编写韵书开始，编写最早、影响最大的是《汇音妙悟》，该书编纂于1800年，是泉州音韵辞典。

　　我国关于东南亚闽南语的学术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我国台湾地区率先发展，90年代逐步在我国大陆、香港等地发展并且形成一定规模。

　　（一）台湾地区

　　1895年至1945年“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为了统治需要，组织了对台湾闽南语研究，这阶段以辞典居多。例如：1907年，“台湾总督府”《日台大辞典》，1932年“台湾总督府”《台日大辞典》等。此外，连横著有《台湾词典》一书，书中自序云：“余‘台湾人’也……余惧夫台湾之语，日就消灭，民族精神因之萎靡，则余之责乃娄大矣。”[11]表明了他借由闽南语承载民族大义的深情。

　　在我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自1961年开始接受“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的支持，开始从事“华侨社会”的研究，编写“海外华人社会研究”系列丛书，丛书收有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的郭振羽编写《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台北：正中书局，1985）等多部关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书籍，涉及华人社会的方言等问题。

　　（二）内地及香港地区

　　现代语言学建立以来，闽南地区生长的语言学者周辨明、林语堂等的著作对闽南语的研究有很大影响。有关东南亚闽南语的研究按以下几类梳理。

　　1. 知名研究中心主办会议论文辑刊

　　我国闽南语等方言的学者、特别是针对方言在台湾及东南亚传播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在暨南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闽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14届会议论文关于闽南语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有《东南亚潮州话词语的借出与借入》《马来西亚仁加隆福建话初探》等。[12]

　　1994年，暨南大学李如龙教授对东南亚华人语言调研，于1996年2月在暨南大学举行“东南亚华人语言研讨会”，2000年会议论文集出版。2008年7月，暨南大学举办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于2009年11月发表，其中多篇文章涉及闽南语在东南亚的传播。

　　21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张双庆教授牵头组织“大闽语”研究计划，先后调查了菲律宾、马来西亚的闽南语和泰国、柬埔寨的潮州话。

　　2. 东南亚华人方言景观专著

　　东南亚的方言分布区域广阔，研究东南亚闽南语景观难度较大、耗费精力较多。这部分研究往往需要运用多点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对东南亚国家闽南语进行长期深入地研究，相关学者大多具有东南亚调研、学习、交流、合作等学术背景，且一般有系列成果发表。

　　厦门大学周长楫教授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周清海教授合作编写了《新加坡闽南话概说》（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新加坡闽南话词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以及《新加坡闽南话俗语歌谣选》（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等。

　　厦门大学李如龙教授的系列著作有《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李如龙、苏新春主编的《台湾及东南亚华语研究》（香港：香港蔼明出版社，2004），书中涉及东南亚华文的有吴英成的《海外华人圈华语变体切片》、陈荣岚的《关于菲律宾华校闽南话教学的若干问题》、黄炳辉的《菲律宾华文教育现状和对策》等。此外，还有詹伯慧、李如龙、张双庆主编的《第四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

　　2003年，暨南大学陈晓锦教授调查了马来西亚的广府话、客家话和潮汕闽南话，编写了《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之后出版了《泰国的三个汉语方言》（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2013年陈晓锦基于东南亚国家的实地调研编写了《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概要》（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4），阐述了东南亚十国华人社区流行的29个闽、粤、客方言。[13]陈晓锦还有《论海外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东南亚华人社区闽南方言的唇齿清擦音f声母》《马来半岛、马来群岛五国华人社区及华人语言现状》等论文发表。

　　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现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许小颖著有《语言政策和社群语言：新加坡福建社群社会语言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作者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新加坡的福建社群进行了语言技能退化研究、语码转换和混用研究以及方言移借变异研究等。

　　闽南语在东南亚的视听觉传播研究方面，暨南大学教授刘华著有《东南亚华文媒体用字用语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他的学术论文《面向东南亚华语语言规划的语言态度调查研究》（2018），通过对东南亚5国12地区华人社群开展问卷调查发现：东南亚华人普遍倾向使用语音和图像作为载体的华文媒体，如广播、电影、电视。[14]

　　此外，《新加坡社会和语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1996）第四章：大众传播和语言和《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台北：正中书局，1985）第六章等也有所涉及。

　　3. 全球华语辞典及学术研究

　　全球华人的词典当中涉及东南亚华语的有：邹嘉彦、游汝杰的《汉语与华人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全球华语新词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以及李宇明的《全球华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等。

　　梁丽娜、杨德权的《新加坡英语闽南语借词汇释》（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研究了闽南语对新加坡英语的影响，孔远志的《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等著作，涉及闽南方言语词与马来语中的闽南方言借词。[15]华侨大学的学者陈恒汉著有《语言的流播和变异：以东南亚为观察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四章提及闽南语下南洋等问题，他认为：“在浩瀚南洋的群岛上，从菲律宾到婆罗洲，从星马地区到印尼群岛，闽南话曾经是海外华人的‘普通话’，在缅甸、泰国和印度，闽南话也是主要方言之一。”[16]

　　研究东南亚华文教育的专著也涉及闽南语，例如：陈荣岚著《闽南方言与华语教学》（马尼拉：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1996）、陈恒汉《南洋纵横：文化接触和语言教育研究》（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马艳等编著《东南亚汉语教育概述》（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5）、天津外国语大学亚非语学院编委会编《东南亚语言文化与教学研究》（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7）等。

　　三、观察与思考

　　闽南语出版物在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跨越了欧亚版图，见证了东西方文明交流汇聚的历史；从传教士编撰到华人学者著述，历经了他者书写到自我构建的过程。然而，近几年闽南语出版物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并不匹配，对闽南语出版物的梳理者居多，研究者薄弱。针对现有研究不足，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以期得到学界的关注与延伸研究。

　　（一）方言出版物承载家国记忆、民族传承

　　研究方言辞典的词语，可以窥见当时的生产、生活场景，例如《华夷通语》当中码头、航运等方面的词语出现频率高，从侧面反映当时我国华人在东南亚艰苦创业的历史。

　　方言是一种语言工具，方言出版物在记载东南亚华人的家国记忆、民族传承中，往往比其他语言更加有力。“方言是身份的标志，并且与亲缘、乡缘相互交织。在历史上，中国移民之间基于方言和地缘的亲情，远比身为中国人的国族情感更为恒久炽热。方言也意味着共同的乡缘，因而一直是中国移民在海外形成帮群的基本纽带。”[17]

　　东南亚华人后代为中华文化著书往往具有强烈的使命感。2008年泰国国际邮票编辑部出版的《东南亚华人与侨批》是由泰国潮州华裔许茂春先生编著的。许先生把几十年来收集的东南亚所有国家有关侨批以及华侨移民史的各种图片资料结集出版，而萌生写作由头的是笔者小时候常见父母每月邮寄中国家乡的侨批。他说：“本人尽管生在泰国，但依然是华人血统，因此通过对侨批研究来抒发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是本人对中国家乡同胞和泰国各位前辈朋友同胞的以此情感表白。”[18]

　　（二）闽南语出版物数据库的共时与历时研究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可以进行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研究。闽南语的出版物历经四五百年的传承、流播、发展，在海内外的相关书籍、文章已经达到了一定可观的数量，可以建立丰富的数据库，是学界研究丰富的资料库。例如，包拟古编写的《福建厦门话口语》全书共628页，内容有课文、例句、练习、听力训练和会话。该书提供的20世纪50年代的语料十分丰富，可以作为70年来闽南语变迁的研究对象。[19]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认为数据库是一种话语，数据库的建设可以实现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的话语把控。[20]

　　闽南语是闽南文化的承载，是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东南亚传播的重要载体。建立闽南语数据库有助于闽南语的传承与传播，闽南语出版物数据库是闽南语数据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闽南语数据库建设还不完善，在东南亚的闽南语资料亟待挖掘、搜集、整理。厦门大学周长楫教授田野调查发现：在东南亚，闽南语诗歌、童谣等语言资料面临濒危风险，亟待抢救整理。笔者认为，东南亚的数据库建设不仅需要文字记载，更需要影像等视听觉手段进行记载。东南亚闽南语采样、东南亚华人口述历史纪录片、东南亚闽南语电影、电视、广播节目等音像出版物都是闽南语数据库的组成部分。如今我国推行“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做好话语建构，尤其应注重数据库建设。

　　（三）闽南语出版物是传递思想的重要媒介

　　闽南语拥有广泛的使用人群，是语言长期以来交往沉淀的结晶。语言本身是一种工具，使用工具的人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的，而编排并整理语言的人也是具有目的性的——传播一定的思想与价值。

　　19世纪，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至此，大批的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从19世纪西方传教士辞典罗马字注音、西方语言释义等编写方式便可看出，文本的潜在读者是西方人，而那个年代迫切想了解当地语言，与当地民众交流的大多数是想在中国传教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等。

　　如今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跨文化传播中，应注重选取恰当的传播方式，构建好话语体系。2018年11月19日，在习近平总书记即将对菲律宾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之际，“影像中国”——中国优秀电视剧菲律宾推介会在马尼拉举行，中国电视剧运用菲律宾官方语言——英语配译后向菲律宾政府和民众推介。语言是跨文化传播的工具，传播中国文化同样需要书写运用好语言工具。具有视听觉传播属性的音像出版物，同样可以运用好语言工具，构建话语体系。

　　（四）闽南语出版物体现海上丝绸之路文明的交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的传播、传承以及发展的流变。以闽南语为鲜明标识的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析海上丝绸之路的闽南语出版物，可以发现这些书报刊不仅是中国人民与海外民众交流的工具，也是西方人了解中华文化的窗口。通过研究西方人对闽南语的记录以及闽南语标注的外文书籍的历史，可以窥探中华文化与海外文化在我国东南沿海以及东南亚等地区交汇融合的历史。这段历史，不仅伴随了我国朝代的变迁、历史的更迭，反映了东南亚国家历经的复杂国情，映射了西方殖民国家兴衰史，更反映了世界各国文化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中极具个性又不断交融的发展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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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许茂春. 东南亚华人与侨批[M]. 泰国国际邮票编辑部，2008：8.

　　[20]马克·波斯特. 第二媒介时代[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85-93.

　　（作者单位：周秀杰，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读博士，厦门理工学院；彭雨晴，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文系2018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东南亚闽南语传播与族群认同研究”（FJ2018C074）；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东南亚华文视听觉传播与话语权建构研究”（19YJC760172）成果之一。

　　本文载于《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