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雅各的三版《诗经》译本体现了其宗教观在不同阶段所发生的变化。在第一版译本中，理雅各试图通过对孔子及儒教的批判来达到基督教替代儒教的目的；后来受环境变化、自身认识以及比较宗教思想的影响，理雅各在第二、三版译本中摒弃了对孔子及儒教进行严肃批评的做法，并逐渐认可了中国三大宗教的重要地位。本文在分析理雅各宗教观的基础上，探讨了理雅各宗教观在《诗经》三版译本中的转变及其原因。

　　关键词：理雅各 《诗经》译本 宗教观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儒家经书浩如烟海，它们在我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位居儒家“五经”之首，它诞生于周朝礼乐文明之下，多角度、多层次地书写了周代人的宗教观念、生活习俗、伦理道德、思想意识等，是对华夏文化的集中颂扬。正因如此，《诗经》被后来者反复研究、挖掘，这其中也包括近代的一些来华传教士。“耶稣不是西方的耶稣，是天下人的耶稣。”那些虔诚的西方传教士为了将基督教理念传播到中国这片神秘的国土上，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奔走布道，甚至不惜费尽心力去学习中国文化、翻译中国经书。以至于到后来，翻译中国经书竟然成了一种传统，在来华传教士中流传下来。与以往那些只能译出《诗经》片段的传教士不同的是，英格兰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首次系统地完成了《诗经》的翻译，并且三易其稿，分别是1871年的无韵体译本、1876年的韵体译本、1879年的选译本。由于受到译者的历史背景、翻译目的以及宗教视野变化的影响，理雅各《诗经》三个译本所体现的宗教观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时至今日，译界同仁对理雅各《诗经》三译本的对比研究已屡见不鲜，但从宗教观的转变这一视角来进行分析的却不多见。本文以此为立足点，对理雅各《诗经》三译本进行比较，剖析理雅各在不同阶段所体现出来的宗教观，并探索其转变的原因所在。

　　理雅各

　　一、理雅各宗教观探究

　　宗教是指“有所宗而以为教者也”，其要素包括“宗教信仰、宗教情感，以及与这种信仰和情感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理雅各对中国宗教的兴趣，源于新教传教士的“译名之争”。起初，他对中国经书尚无深入研究，主张“上帝”乃“God”的最佳对应，但并不否认中国宗教存在多神崇拜。而理雅各认为中国纯粹一神信仰的根源，实际来自于《圣经》的传说。正因受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影响，才有了理雅各关于一神论的判定之说。

　　理雅各价值取向离不开其宗教哲学观点。哲学与宗教乃西方文明史上两颗灿烂的明珠，两者光彩四溢、交相辉映。理雅各以宗教哲学的视角，解读出《诗经》中儒家伦理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的相通之处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理雅各译本在充分保留《诗经》原著中的伦理、道德、宗教、政治等方面的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渗入了西方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从而实现了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的有效融合。综合考察和比较理雅各《诗经》三译本，我们能够发现理雅各的学术理念日趋成熟，宗教思想更加开放。他在早期的译作中将基督教思想贯穿其中并通过译文流畅地表达出来，这有力地证明了他向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初衷。理雅各在传教事业中付出高度热情，对中国传统典籍的翻译研究更是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1840年，理雅各受伦敦会的派遣，远渡重洋来到东方传播基督教。来华之初，理雅各最感兴趣的即是中国的宗教。1848年，理雅各停止了“走街串巷”式的传经布道，开始致力于翻译中国“十三经”，试图以翻译中国经典的方式改变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并最终皈依基督教。“中国远古以来有没有值得探究的宗教呢？儒教、道教说的是什么？”为使自己的地位和职责相称，理雅各认为除了要翻译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经书如《诗经》等之外，还要彻底掌握中国圣贤在经书中所建立的宗教、政治、道德等思想精髓，即《诗经》等经书中所蕴含的政教功能与伦理道德价值体系，都有必要亲自去实地考察。事实上，理雅各是希望通过考察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从而找出破绽加以批判，进而改变中国人的尊孔、尊儒思想。

　　在翻译之初，理雅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孔子所提出的道德标准，但是却难以容忍孔子在中国的权威远远超过基督，他曾表示，中国人对孔子“不仅是崇敬，简直就是顶礼膜拜”，而这种顶礼膜拜令统治者“混淆是非，去亵渎God”，“这是这个古老帝国的不幸”。然而在第二次翻译《诗经》的过程中，理雅各对孔子及其儒学思想的态度逐步改变，从最初对孔子及其儒学思想的排斥与批判转变为后来的友好与尊敬，这也为他之后接受缪勒（Friedrich Max Mu ller， 1823—1900）的比较宗教思想提供了重要推动。后来，在缪勒比较宗教观的影响下，理雅各的宗教观变得更为宽容，不仅承认了儒教的崇高地位，而且还认可了中国的佛教与道教，并把它们称为中国优秀的三大宗教。

　　理雅各译《诗经》

　　二、《诗经》三译本分别体现的宗教观

　　1. 1871年无韵体译本的宗教观：狭隘偏见

　　1862年，在出版中国经典中的“四书”之后，理雅各立即开始着手“五经”的翻译。对于“五经”之首的《诗经》，理雅各非常重视，他说：“我非常希望了解中国的语言、历史、文学、伦理与社会”，“我的目标是把《诗经》当作中国经典的一部分来翻译”。事实上，理雅各选择翻译《诗经》，不仅仅是为了要了解中国，其更根本的目的是利用这种方式在中国传播基督教。

　　在首次翻译《诗经》时，为使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找到充分的理论支持，理雅各在《诗经》中不断寻找基督教的“God”。他按基督教思维对《诗经》进行解读，并在其中探寻和解释“上帝”的概念。1871年，理雅各的第一版《诗经》译本出版，很快便因其厚重的学术性在西方汉学界引起轰动，被誉为研究中国经典著作的标准译本。在这一版译本中，理雅各对书中包含的政治、社会、宗教、文化等的阐释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色彩、基督教倾向和西方中心意识。作为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的确无法摆脱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更无法摆脱西方文化的偏见。欧阳桢（Eugene Eoyang）对此曾指出：“不是理雅各本人的狭隘，而是他无法逃避也无法感知的基督教思想的偏见，致使他对儒家经典作出肆意的、前后矛盾的批评。”他认为理雅各的译本是一种以基督教为中心、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

　　毋庸置疑，理雅各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批评实际上意在批判孔子。他对孔子的儒教与西方的基督教的比较，明显揭示了这位传教士汉学家的宗教态度。理雅各意识到并承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权威性的地位，但却无法容忍孔子被后人当作神圣一般地去顶礼膜拜。因此，在1871版的《诗经》译本中，理雅各针对孔子及儒教进行了大量苛刻的批评，如“并非反宗教而是非宗教的”，“缺少对古代圣贤们的虔诚”等等。他认为孔子没有继承古代圣贤们对宗教的理解，虽然孔子对古代圣贤进行极力颂扬，但其实是缺乏尊重的。而孔子对宗教的这种态度又直接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宗教观，以致形成了中国人的无神论，从而令基督教里的“God”难以进入中国人的观念之中。

　　2. 1876年韵体译本的宗教观：理解包容

　　1873年4月，理雅各在回国之前曾在中国北方进行了一次旅行，先去了北京天坛，之后又去了西方人眼中的圣山泰山和曲阜孔林中的孔子墓。此次旅行可谓理雅各对孔子态度逐渐转变的重要标志。回国后的理雅各经常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在此期间，他越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汉学家的身份，他甚至认为自己就是“一位译者、学者、教师、东方学家、汉学家，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曾从事过传教士工作”。由此可见，理雅各的宗教观已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些因素也促成了1876年韵体《诗经》译本的诞生。

　　在1871年第一版《诗经》翻译中，理雅各坚定地认为中国的“上帝”没有其他的解释，就是西方基督教的“God”。因而在翻译过程中，只要文本中遇到“上帝”，理雅各自然而然会译为“God”。而这种情形在1876年《诗经》版本中发生了改变。理雅各既要实现中国的“上帝”与基督教唯一至高神的对等，又要避免亵渎至高神的权威，便把“上帝”译为“god”，此处的“g”是小写，而不再是永远大写的“God”。而在其他内容的翻译中，理雅各进一步弱化了原文的语气。

　　1876年韵体版《诗经》译本充满动感与活力，译文对宗教、政治方面的渗透明显减少，更加注重人文关怀，语言也变得生动、流畅。相对1871年的无韵体译本，韵体译本的翻译过程已不再是宗教信仰的纠结，因为此时的理雅各已经凭借对中国经典的翻译在西方汉学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所以他更在乎学术思想与美学观念在其译文中的进一步体现。在第一次翻译《诗经》时，理雅各认为并不值得将其译为韵体诗，但随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他一改初衷，将这部古老的中国诗集译成韵体。在此过程中，理雅各对比较宗教思想的初步接触使得其宗教观念更加包容，不仅承认了儒教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同时对佛教和道教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宽容。

　　3. 1879年选译本的宗教观：开放自由

　　第三个《诗经》译本则产生于比较宗教研究巨擘缪勒主编的《东方圣书》（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系列译著中。为配合缪勒的宗教主题，新译本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这也充分说明了理雅各进一步接受了缪勒的比较宗教思想。

　　1879年，由缪勒主编的《东方圣书》系列译著的第三卷成功问世，强调宗教内容的理雅各英译《书经》（The Shoo King）、《诗经》（The She King）皆被该卷收入其中。这一版本的《诗经》按宗教内容进行了重新排序。另外，理雅各的《中国宗教》（The Religions of China）一书在1880年出版，书中又一次对中国儒教和道教进行了宗教哲学角度的评价。理雅各认为：“中国真正的宗教信仰来源于中国人对神圣的敬拜，这是所有儒教传统中最古老宗教思想的延续，而其他宗教团体和社会阶层的所有形式都只是从属于这一高级信仰的次级宗教形式。”将比较宗教理论应用于儒教和基督教的比较研究，对传教士而言显然过于世俗，知识性也太强、太普世。1877年，理雅各的论文《儒教与基督教的对比》（“Confucianism in Relation to Christianity”）遭到众多读者的排斥，但这篇被冷落的论文被其朋友出版后影响深远，理雅各倡导的更自由化、世俗化的传教方向成了英国在华传教的方针。这篇小论文成为西方基督教传教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中国当时的传教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

　　长期以来，西方人认为中国古代经典并非宗教文本，更不可能被称为“圣书”。而1879年《东方圣书》的出版可以说是理雅各汉学研究历程的转折点，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经典的看法也受到了冲击，理雅各和缪勒实际上具有了一种近乎普世的宗教思想和道德观。1879年版《诗经》弥漫着浓厚的比较宗教意味，译者已把包括《诗经》在内的古代儒家经典视为真正的圣书。理雅各认为，中国的圣书表明了儒教的历史发展进程，书中的宗教礼仪、孝道观具有重要的道德、社会、宗教意义。此时的理雅各的学术视野较先前拓宽很多，能较为友善地评价孔子、儒教及儒家经典。

　　三、理雅各宗教观在《诗经》三译本之间转变的原因

　　理雅各对《诗经》里的诗篇的评价在不同的译本中各不相同。在1871年译本中，理雅各对其中大多数诗篇的评价都不佳，在1876年版本里，这种评价已不多，在1879年版本里，他索性不做任何评价。在前期，理雅各以为，抱着批判的姿态来译介异教经典，目的就是指出其问题，验证其缺点，并以此来证明在异国他乡开展基督教传播事业是很有意义的事情。1876年在理雅各将要当上牛津汉学教授之时，其对译介《诗经》作用的认知开始得到提升，到了1879年，他更是改变过往的态度，以适应其研究者的身份和比较宗教的相关研究准则。在1871年译本中，理雅各以基督教为中心，生硬地进行翻译，直接批判儒家经典、孔子以及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试图用这种形式来解剖儒教，实现用基督教来加以替换的目的。但到后来，理雅各的态度悄悄发生了改变。从1876年版本里可以看出，他开始接纳比较宗教理论，所以此版译文更为灵活。从1879年版本里，更可以看出理雅各全部接纳了这一理论，其译作更加具有同情心，充满象征性。在这两个版本中，理雅各一改以往随意批评孔子、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态度，相反，他尝试用较为和缓的形式来同情与认知中国的宗教。此时的他，对中国经典尽量用客观的展现来取代挑刺与批判，表现出东方学中的比较思想倾向。理雅各宗教观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批评者的批评促使他认真反思

　　1871年版《诗经》译本在受到诸多好评的同时，也招致了不少负面的评价。布切尔（Charles Henry Butcher，1830—1889） 在英国最著名的文学类期刊《爱丁堡周刊》（Edinburgh Review）上称赞理雅各“精湛细致的翻译”，称其有利于改变某些欧洲人对中国的冷漠。当然，布切尔同时也声称，理雅各在译介孔子时有不正确的地方。他认为，理雅各对中国圣人孔子的评论使人丧气，体现了非常不公平、不友善的姿态，他认为理雅各常常将孔子的理念同基督教开创者的说教进行对比，把孔子放在低劣的地位，甚至把孔子的一些缺憾放大，并加以细致入微地展现。布氏亦批判理雅各机械地将孔子的论点看作是“非宗教的与非精神的”，声称其评论过于草率和严苛。布氏的批判推动理雅各反思自己对中国圣人和中国经典的态度是否真的需要改变。理雅各后来的中国北方之行，也促进了他的思想转变。

　　哈勃（A. P. Happer，1818—1894）曾在给缪勒的信件里，公开批评理雅各在《东方圣书》译介方面的缺点。除此之外，英国当时派驻香港的主教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1826—1907）和24名在中国的欧洲传教人员一起写信给缪勒，指出理雅各《东方圣书》译介方面的不足。包尔腾声称，把上帝译成“God”出自于理雅各自己的片面认知。这些批判促使理雅各开始深刻反省。后来他给缪勒去信，着重指出，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同英国人“Heaven”的称呼是一样的。同时，他再次申明了他本人的看法，觉得将中国的“帝”译作基督教中的“God”一词是可行的。在批判声中，理雅各反省了自己对孔子及中国经典的评判，在反省中，对于孔子、中国的宗教习俗及相关信仰，理雅各开始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多方位的认知。

　　2.缪勒比较宗教理论的影响

　　19世纪比较思想开始崛起，作为比较神话学、比较宗教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创始者之一，缪勒从事与印度宗教、神话、语言与哲学的相关研究。他认为，无论什么宗教，均发自相同的神圣之地，也就是人们的内心。不论宗教表面形态如何变化，人们只要保持本真，就能够一次次地设想达到无极限。

　　早在1875年，理雅各就已同缪勒展开信件交流，因为他看到了缪勒在比较宗教学及比较语言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同年，他辞去了伦敦会的工作，来到牛津，担任该大学首个汉学教授的职务。身份的变化、对孔子认知的变化、对中国儒家经典更为深刻的钻研，加之从缪勒那儿获得的一些思想——诸如此类的因素，均促使理雅各在翻译时可以对原著加以单独阐发解释，亦让其拥有比较豁达的比较宗教理念。在19世纪70年代，理雅各对基督教与儒教加以比较的理念确实并不保守，但事实上，先前已有很多像理雅各一样的传教士开始真正听取异教的呼声，探寻其他宗教同基督教过往的联系，这一交流的方式即是缪勒所提倡的比较法。

　　关于比较宗教观的意义，缪勒说过：“我相信，比较宗教研究必将产生以下三个结果：1.从宗教最古老的形式和创始者的思想出发，我们会发现，那些宗教通常并不像后世所认为的那么荒谬。2.我们将懂得，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包含一些重要的真理，足以使那些追寻者在需要时能够找到上帝。3.还能学会更好地欣赏我们自己的宗教。只有耐心、诚恳地学习其他宗教，才能真正了解我们的基督教，理解圣保罗所说的‘我不会对基督福音感到羞愧’的含义，赞同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真理和真诚。”《诗经》对宗教的介绍在不同的版本中出现在不同的位置，在1871年和1876年这两个版本中均放置于译本的总序言里，然而，到了1879年这一版本时则单独成文，以作《颂》序。出版同前两个版本明显区别的地方在于，理雅各在此版中将中国古代宗教详细划分成“普罗大众的祖先崇拜”“帝室的祖先崇拜”及“对上帝的崇拜”，而在以往的两个版本里，理雅各始终把中国人祭祀祖先的行为视为迷信，只把崇拜上帝的行为看作宗教信仰。通过比较不难发现，缪勒比较宗教思想对理雅各的《诗经》翻译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国宗教观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3.对孔子及其作品的认识不断深刻

　　由于孔子及其思想受到中国人的尊崇，而基督教在中国受到人们的抑制，理雅各于是将孔子列为批判的目标。然而，那些对他的批判却让他对孔子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并影响他对儒教、儒家经典的看法。在1861年《中国经典》第一版中，理雅各对孔子的批评贯穿前后，用词严厉刻薄。但理雅各后来亲自到中国内地游历几个月，来曲阜参访孔府，他对孔子的敌视渐渐减少。在1877年提交给上海传教士大会的论文《儒教与基督教的对比》中，理雅各对孔子的评价已经改变。

　　在1879年版的《东方圣书》第三卷里，人们发现，理雅各并没有苛责孔子。纵使进行学术批判，他也会随之说明孔子的奉献。这时候的理雅各对孔子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对中国人祭祀祖先和崇拜许多神仙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在1871年版《中国经典》系列的《诗经》译作里，理雅各还无法认同中国人的这些行为，以为此种风俗造成了迷信横行。可是，在1879年版的《东方圣书》里，受到比较宗教观念浸染的理雅各却指出，中国人的此类传统具备积极的社会价值。随着对孔子人格和思想研究的深入，理雅各更加崇拜孔子，视其为伟人，认为他是与穆罕默德、耶稣和释迦牟尼齐名的缔造世界文化的“四大圣人”。

　　结语

　　由《中国经典》的《诗经》译本至《东方圣书》第三卷里的《诗经》选译本，在认知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理雅各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从围绕基督教来严厉批判中国文化及社会，慢慢认同儒家典籍可以让人们有所启示。理雅各试图利用译介《诗经》让欧洲的人们意识到，这个世界不止有基督教，在遥远的亚洲，亦有其他的信仰存在。这些东方宗教同样有助于欧洲人更深入地认知基督教，理解其意旨。然而，理雅各虽然把《中国经典》看作圣书，但他并不认为儒学经典同《圣经》是平等的，他对儒教的宽容与同情，也不表示他提倡儒教同基督教是对等的。《诗经》三译本体现了理雅各不同的宗教观，但在他眼中“基督教依然是至高无上的，耶稣是天下人的耶稣”，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他始终未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