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教授是新中国第一代女性文学批评家，是国内著名的英美文学研究专家，也是致力于把中国当代文学推介给英语世界的知名翻译家。她的译作深受海内外读者的推崇与赞誉。朱虹教授与海外多家出版社进行深度合作，成功地将自己的译作打入了海外主流商业图书市场，从而成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范例。为了深入了解这位“文化输出”的早期探路人和成功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报》特约笔者对朱虹教授进行了专访。

　　采访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有一定的时间跨度。最近一次和朱虹教授见面是在4月27日。繁华之外，与87岁的老人谈过往，抚摸那些唏嘘不已的岁月，漫长的不再是岁月悠悠，而是悠悠之后的人性闪光。

　　蜿蜒求学路：从教会学校到北京大学

　　孙继成：朱老师好，您是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又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与推介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请问您是如何走上翻译之路的？早年又是如何学习英语的？

　　朱虹：这事还得从我的童年和少女时代谈起。20世纪40年代初的天津是日本占领区，学校一律开设日文课。我的生父曾留学美国，他要我学英语，于是把我放在天主教圣芳济会修道院附设的圣若瑟女子寄宿学校，该校的生活和教学语言都是英语，“外语”是法语和拉丁语。我在天津读了6年，后来转到北京的圣心学校，即圣若瑟的姊妹校，老师也是圣芳济会的修女。修女老师不懂数理化，数理化就全免修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学校急急忙忙宣布在校生毕业，修女给了我们每人一张纸（毕业证），然后就撤离了中国。

　　当时我才15岁，正值高校招生。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我连想都不敢想，因为物理、化学我都没有学过，只会英语。想来想去，我决定和同学们一道报考辅仁大学，因为该校也是天主教会办的，英语系的系主任是位美国人，是耶稣会神甫（Jesuit），也许他们会接收我。考试时，我在数理化的试卷上用英语哗哗地写满了自己读过的书，使劲表现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还说我反正要读您的英语专业，数理化不好也不妨碍我学习英文。辅仁大学英语系果然接收了我，录取榜上，我的名字居然还排在了第一名。多年后，我的老同事董衡巽对我开玩笑说：“朱虹啊，你才是中国第一个交白卷的‘张铁生’！”

　　孙继成：后来您又是如何从辅仁大学转学到北京大学的？

　　朱虹：有一天，一个叫杨登彪的男生对我说：“朱虹啊，您干吗在这里混啊？你不如考到北大去。”我说：“我哪能考进北大啊！”他说：“你考转学生，只考英语，不考数理化。”结果，我就参加了转学考试，还真考上了北大西语系。

　　孙继成：看来教会学校的全英语教学，为您日后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本功。进入北大西语系后，又开始接受专业的翻译训练，您对哪些老师的课程印象比较深刻？他们对您日后的工作又有怎样的影响？

　　朱虹：我印象最深的是潘家洵和朱光潜先生的翻译课，一共两个学期。可以说，这两位先生的翻译课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特别是朱先生的课。

　　孙继成：潘家洵和朱光潜先生的翻译课程有何特点？

　　朱虹：两位老师的上课方法基本一样，都是给学生一个text（文本），一个星期是英翻中，一个星期是中翻英，然后就讨论同学们的作业。我们班上只有20多人。记得潘家洵老师让我们翻译《红楼梦》中的一段，文中有晴雯“撂手绢”的一个“撂”字，同学们用了好多词来翻译，如throw， cast等，我用了“toss it over”来翻译“撂”字，结果得到了潘先生的肯定。

　　朱先生对学生的翻译讨论更为严格。在我印象中，自己得到的批评较多。记得朱先生当时从《人民日报》上选过一篇报道《与冰的斗争》让我们翻译。文章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破冰前进的艰难。我当时受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小说《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的启发，就套用并译成“Of Ice and Men”，对此，自己当时还比较得意，我以为朱先生会表扬我。结果，朱先生批评我说，我的译文没有反映出struggle（奋斗；斗争）之意，没有反映出ice（冰）和men（男人；人类）之间的关系。这种严谨的教学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孙继成：听说卞之琳先生也给你们上过课？

　　朱虹：卞先生在三年级的第二学期给我们开的课程是Great English Writers （伟大的英国作家）。课上，卞先生对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讲得很多，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衣修午德是当代最伟大的英国作家。我们精读过《紫罗兰姑娘》（Prater Violet）、《告别柏林》（Goodbye to Berlin）等，欣赏得比较细致。卞先生指出，萨利（Sally），即 《紫罗兰姑娘》中的女主人公，跟男人打交道总是吃亏，可还自以为很精明。后来我们才知道，卞先生在英国时见过衣修午德，《紫罗兰姑娘》就是卞先生翻译的。记得卞先生还通过16—17世纪的一首诗歌《心的交流》（Exchange of Hearts）给我们分析了当时的等价交换观念，他对文本分析得比较细致。那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卞先生，他为人潇洒，很有风度。 

　　哈佛燕京路：从女性主义研究到中译英

　　孙继成：您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社科院外文所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朱虹：1953年，我从北大西语系毕业时，在毕业分配表上填的第一志愿就是外文出版社，当时我就一心想去做中译英，但没有被外文出版社所接受。后来，我的材料转到了刚刚筹建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该所西方文学室即社科院外文所的前身。当时的我是“政治（家庭出身）不好，身体不好，英语好”，是何其芳所长拍板收留了我。1953年9月23日，我到文学所报到上班，何所长找我例行谈话，要我“学理论，读名著，积累资料，放长线，钓大鱼”，和我谈了整整四个小时，这使我终生难忘。

　　孙继成：您在外文所的研究方向是英国19世纪小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您就开始了女性主义研究，并选编了《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推动了国内的女性意识与性别研究，继而您又编译了The Chinese Westerns： Short 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中国西部小说选》），由美国兰登书屋巴兰坦分社（Ballantine Books）于1988年出版；后来这本书被英国买了版权，改名为Spring of Bitter Waters （《苦水泉》）得以再版。这是不是您的第一部中译英的作品，您自己当时有何感想？

　　朱虹：我研究思路的转向以及上述著作的出版都与哈佛燕京学社有着奇妙的关系。记得1979年末，我接待过美国第一个人文学科访华代表团，其中就有伯克利大学的汉学家白芝（Cyril Birch，系《牡丹亭》英译者）和哈佛大学的汉学家韩南（Patrick Hanan）。他们拜访诗人冯至和卞之琳时，让我担任了随行译员。谈话期间，韩南教授赞扬了我的英语口语，并问：“你怎么不去美国访问？”我当时听了还一愣，说：Is it up to me？（这能由得了我么？）没想到，这一问一答，就成了我去哈佛燕京学社的例行面试了。1980年初，我成了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中断联系30年后的第一批访问学者之一。尽管之后我也在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多个研究中心做过交流，但是哈佛燕京学社是我经历过的第一个，而且时间最长、印象最深。这一年的访学经历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为我打开了眼界，拓展了学术视野，在一个关键的时刻给了我新的动力、新的目标，尽管当时我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

　　孙继成：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期间，您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都有哪些？

　　朱虹：1980年秋，我选修了哈佛大学文学系最“叫座儿”的一门大课——艾伦（Daniel Allen）教授的《美国文学导论》，上百人挤在大教室里上课，讲课往往会在学生的掌声中结束。这一年为我打开了美国文学的纷繁世界，也为我研究19世纪英国文学提供了新的批评和理论视角，自己重读文本，居然有了一种重新发现的喜悦。哈佛燕京学社读书、听课、交流的收获对我十年后，也就是1990年，应邀为哈佛大学成人夜校和暑期班开设“英国19世纪小说”专题课埋下了伏笔。

　　这一年的访学收获还体现在我从英国文学研究中发现了“女性主义”。记得当时读过E. 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的《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尽管她谈的是英国女性文学的传统，但对我的启发不仅限于英国，也不仅限于文学，而是启发了我从性别角度而来的“女性意识”，这为我打开了新的研究空间。

　　孙继成：哈佛燕京学社的这次访学对您从事中译英的翻译工作起到了什么作用？

　　朱虹：这也是我要提及的一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同时也涌现了一批写作风格迥异的作家群体。但除了少数汉学家之外，西方读书界对中国作家知之甚少，出版商也不愿在中国文学上进行投资。不少中外作家都指出了这一奇怪现象，于是我自己就有了一种莫名的冲动，想做点中译英的尝试：把中国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去，实现我40年前未了的翻译夙愿。1986年，我恰好得到了哈佛大学英语系的邀请，参加他们的一个特别项目“美国文学——国际展望”，此项目专请美国之外的学者赴美举办三次讲座。我当时的题目是“美国文学在中国”，便趁机讲了一点自己对于当代中国小说的心得。为了帮助听众更好地理解，我还翻译了贾平凹的《人极》和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并复印在现场散发，赢得了听众的认可与欢迎。会后，有听众感叹说，最好能在美国出版它们。于是我就联系了王蒙、王家达、朱小平、唐栋、贾平凹和张贤亮，取得了他们的授权，赶译了八个短篇，凑成了我的第一本译著《中国西部小说选》。这次试译的成功，为我自己开发了一小片翻译园地，能让我细耕慢做。 

　　沿着女性意识研究路向推介中国当代女作家

　　孙继成：请谈谈您第二部译著The Serenity of Whiteness： Stories by and about Women （《恬静的白色——中国当代女作家短篇小说选》，Ballantine Books，1991）的出版背景。

　　朱虹：1981年，我从哈佛燕京学社访学回来后，沿着自己女性意识的研究路向，更多关注了中国的女作家群，于是就边读边译，完成了《恬静的白色》和Festival of Flowers： Essays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花的节日——中国当代女作家散文选》，译林出版社，1995）。我的初衷是让外国读者听到中国女性的各种声音，让他们了解中国女性的状况。书中选的女作家中，比较知名的有杨绛、冰心、黄宗英等老一代作家，有当红的作家张洁、张抗抗、铁凝等，还有当时还不太知名的天津的谷应、江西的胡辛、四川的包川、甘肃的牛震环等。

　　孙继成：翻译女作家的作品，您有何不一样的收获与感想？

　　朱虹：译介女作家的作品，我感觉自己更能在感情、情绪上跟她们产生共鸣和认同。比如翻译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时，文中描写了捉襟见肘的生活，病痛给敏感的女性所造成的压迫，这些都不像有些西方古典小说里所描写的浪漫悲情，而是由猥琐卑下的小东西、小事情构成的精神压迫。这与西方女性作品中的某些高亢愤慨有所不同，我的这个集子偏重于“怨”和无声的坚毅。我选的陆星儿的《今天没有太阳》，文中描写几个女人在医院门口排队等待进入屈辱的人工流产的机械流程，如果不用心去体会，很难把这种坚毅、隐忍的“怨”情在英文里表达出来。我在译文中要表达的是，女性每日每时在灶前操劳、在排队中经历的磨炼，在20世纪60年代的饭桌上，她们咬紧牙关自我牺牲，在家庭琐碎的矛盾中习惯于放弃自己，在紧张忙碌中度过一生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在翻译中，同样一句话可以译成不同的语调，我尽量少用拉丁词根的大字，多用根植于盎格鲁-撒克逊原居民土语的小字，有些小字如果用得巧妙，就能够出彩。我在翻译《恬静的白色》时，就比较注重掌握一种隐忍、坚毅的基调。

　　孙继成：据说，《花的节日》是您为当时在京举行的第四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的献礼。您能详细谈一下这本散文译著吗？

　　朱虹：《花的节日》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做的一个翻译项目。这一散文选的英译篇名取自女作家宗璞的一篇散文的标题“花期节的纪念”（Festival of Flowers）。原本想收入宗璞、张抗抗等三五位作家，每人十多篇，后来入选的作家面更广了一些，每人的篇幅和字数就相对减少了许多。对我而言，《花的节日》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大家都知道，散文难译！我当时正在选编《英国散文选》，自己读遍英国散文，对散文体裁所要求的内在统一性有了较深的体会。我知道，散文正因为它短而精，比小说更难译，加上时间紧迫，我就请了一些朋友合作翻译，一共48篇散文，由28位译者分担。译者既有英美汉学家，又有国内的翻译家，我自己把译文通读了一遍，做了一些修订和删节，并且趁我在国外之际，还征求了一些外国文学专家的意见，力求译文读起来有英文味儿。

　　孙继成：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都应该关注哪些要点，才能有效避开其中的翻译陷阱？

　　朱虹：散文难译，把诸多散文编成一个集子，其中的问题就会更多，都需要译者细心处理，特别是要考虑到中外两种文化心理的差异、两种语言习惯的差异，必须做出若干变通、繁简的处理。

　　在《花的节日》翻译过程中，有的译者对文中许多难点的翻译处理，给了我很多启发。以标题翻译为例，译者张丽清女士把张抗抗的《出售与投资》一文的标题译为A Matter of Pride and Price，既保持了两个词的重叠与对称，再配上那透着一股蔑视的“a matter of…”这个标题的译法真是绝妙，它不失讽喻地点破了主题，这使我深感佩服。

　　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中译英翻译策略

　　孙继成：在您几十年的翻译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难以处理的翻译难题？

　　朱虹：我在做翻译时，时常会感到语言的挑战。我过去阅读19世纪英国小说时，阅读量比较大，一部小说就有几百页、上千页，那都是常有的事。有时候，我为了写一篇评论要看很多书，当时还觉得这是个烦恼；现在做起了翻译，就觉得自己的词汇储备量总算有点优势。但是，真正拿起笔来进行翻译时，这种词汇量的自信感就很快消失了，因为我总感到词汇不够用，深感自己语言的老化，跟不上当前词汇的发展。于是，我就会从影视、小说里面学习口语，也从生活中学习，向自己的学生学习，跟人聊天时，也注意搜集和更新词汇。语言这东西，说到底还在于长期的大量阅读形成的一种积累。只要你有了一定的语言库存，翻译的时候，它就会自己跳出来对号入座，我只能说是“有时”，因为有时候这些词句在你找它时，它还会跟你捉迷藏。

　　据我有限的中译英经验，翻译中最考验语言功底的就是要掌握住叙述人的语气。如作家笔下所体现的那种隐忍、冷峻、夸张等。这些口气和语调都是翻译中难以把握的难点，这不仅仅是词汇量的问题，而是要准确地抓住其中的意味和联想，要使读者在眼睛读着文字的时候，仿佛耳朵就能辨出叙述人的声调。为了翻译某一作品，我无奈之中有时也会去阅读同一风格的英语文学作品，以进入其语流，从中得到借鉴。

　　另外，涉及中国当代生活中的词汇，也是汉英翻译中的难点。比如，汉语中的“离休”“退休”“劳动锻炼”“劳改劳教”“摘帽”“改正”“解脱”“平反”等，没有在中国生活经验的外国人很难把握其中的微妙，有人也许会觉得没有必要那么较真，但是作者若是讽刺某人纠缠于退休和离休的待遇，那么弄不清二者的区别，就没法翻译这部作品；再如，“贫下中农协会”“贫农”等字眼，在当代作品中有时还会出现，外国读者看到poor这个词，自然就会想到“贫穷”与“可怜”，但是，他哪里知道一个“贫”字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还会带来不少的政治优势与实惠。

　　孙继成：您能否进一步举例说明，如何把握翻译中的微妙之处？

　　朱虹：在翻译王蒙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时，我就感觉到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单从标题上看翻译就很麻烦，更不用说通篇那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语调，于是动手试着翻译这一标题时，我就想了好几天，严格说来，也许“粥”译为congee会最接近于原意。但西方读者会立刻联想起中餐馆的“皮蛋瘦肉粥”之类，而我就是要避免这种实感，因为坚硬的稀粥不是一个“实”的故事，我最后决定用porridge一词，觉得它更能表达原作所追求的普遍性。

　　至于“坚硬”的译法，我首先排除了hard一词，经过许久与英文字眼的较量，我抓住了stubborn这个词，觉得它可以使这个“粥”活起来，于是“坚硬的稀粥”就译为The Stubborn Porridge。另外，这部小说集通篇语调的掌握也是个难题。为了便于自己翻译，我还参考了18世纪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的《纽约外传》（A History of New York，1809），这是一部极端夸张而滑稽的伪历史作品。后来，我采用了不歇气的长句子和有失比例的大字眼，去表达原文中那种夸张、机巧和滑稽模仿的傻劲儿。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坚硬的稀粥》算是到现在为止，我翻译得最为吃力的一篇。

　　从翻译的角度看，The Stubborn Porridge and Other Stories by Wang Meng （《坚硬的稀粥及其他：王蒙短篇小说选》，George Braziller，1994）这个集子可以说处处有暗礁。其中一篇《冬天的话题》，关于“沐浴学”的辞藻撒野似的奔腾在纸页上，简直不可收拾，可是该篇的译者创造性地接受了作者的挑战，她套用了莎士比亚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活下去，还是不活），变成了“to bathe，or not to bathe”（洗澡呢，还是不洗），小题大做，获得了绝妙的喜剧效果。我读别人的翻译，也总能学到点东西。

　　孙继成：您近期又出版了哪些译作？在中译英时，您认为译者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您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何建议？

　　朱虹：做中译英翻译，我都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来选，近年出版的翻译作品有Wang Meng： A Life （《王蒙自传》，2018）、《温暖的荆棘：毕淑敏写给年轻人的心理学故事》（中英双语版，2017）、China 1927： Memoir of a Debacle （朱其华著《1927年的回忆》，2013）等。另外，也有一些作品还没有出版，比如作家李晓、张弦、刘庆邦的作品等。

　　在中译英时，我追求的是忠于原文，要让译文读起来更像英文，要地道，尽量避免中国式的句型，要学着用英语来思维。我翻译时用词会比较灵活，我关注更多的是译文的表达效果，还有就是文中的语调和情感，这都要拿捏到位；译文只要表达清楚，语言生动就好。要做好中译英，还要尽可能地多读英语原著，培养自己的语感。中国的文学作品在国外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在国际图书市场上也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只不过中译英是一种长期的投资，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要有长远的眼光，才能做得更好。

　　（特约撰稿人 孙继成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