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一事，从小处着眼，可以是修身养性的消遣爱好、立身成名的个人事业；从大处来看，又如古人所言，可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华文明泱泱千载，文学始终是一轮高远的明月，标志着中国文化的卓越成就。如今，全球经济贸易互联共通，文明交流日渐深入，中国文学作品也顺应“共同”趋势，以全新的姿态走向了世界。

　　近日，《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报告（2018）》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报告”丛书的分册之一，《中国文学海外研究报告（2018）》是一次关于中国文学在海外发展情况的最新“普查”，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国内高校近20位专家学者组成了调研团队，对2015年至2016年度中国文学在不同国家的译介、传播、接受等情况进行动态跟踪调研，调查范围横跨欧亚、兼及北美，深入研究了中国文学在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印度等国家的发展现状。

　　本册《报告》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姚建彬关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十余年，这次为期两年的调研，让他看到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三大最新动向：其一，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地域疆界版图有了明显的拓展；其二，海外读者正日渐积极而主动地追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其三，互联网已经成为海外读者追踪中国当代文学热点的重要平台与手段。本期“书乡人物”专访姚建彬教授，深入探讨他对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敏锐观察……

　　一本杂志开启的旅程

　　“我以前出国的时候，总会下意识地在机场书店寻找中国文学的‘影子’，这多少有一点‘职业病’。可惜的是，我发现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书店的可见度很一般，即使有摆放，也是在比较不起眼的位置。”十多年前，姚建彬曾赴英国剑桥大学英语学院做访问学者，后又多次至新加坡等地讲学。作为一名比较文学领域的学者，他不无遗憾地发现，当时外国读者能接触到中国文学作品并不多，也因此对当代中国文化缺乏了解。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一开始并不是以学术课题的方式进入到姚建彬的视野中，而仅仅是一种出于兴趣的个人观察。真正让他开始“正视”这一问题的，是一本杂志的诞生——《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201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俄克拉荷马大学友好合作的背景下，主持创办了第一本在美国正式出版、以介绍中国当代文学最新状况为目的的英文刊物《今日中国文学》。这本杂志是由国家汉办资助、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承担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的另两项主要工作是翻译出版“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以及在中、美两国召开学术研讨会或论坛。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实施过程中，姚建彬承担了重要的行政协调任务。

　　如今，《今日中国文学》已经出到了第14期。“这本杂志由中、美两国编辑部共同组稿编辑，主编与最终定稿由北京师范大学负责。目前，这本杂志已经实现了盈利，说明它已经有了不错的影响力。”姚建彬自豪地说。在他看来，兼顾学术性、前沿性与可读性，是《今日中国文学》成功的秘密，“这本杂志不是纯粹的学术刊物，而是给所有对中国文学有兴趣的外国读者看的。”杂志每期都会有“特色作家”（Featured Author）及“杰出学者”（Featured Scholar）栏目，同时也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及电影等文化议题，为海外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窗口。

　　在组织、协调“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相关工作的过程中，姚建彬逐渐将“中国文学在海外”视作一个极具前景的学术课题。2012年起，姚建彬受聘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参与“中国文化走出去”项目。2017年5月，姚建彬受该中心聘请，担任“中国文学走出去年度报告”首席专家，组织学界同仁共同开展《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报告》的调研、编写工作。“为了能够更全面地展现中国文学在不同国家的接受现状，我决定以公开招募的形式来寻找各个领域的学者，这样能够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研究专长。”最终，在学界同仁的积极响应下，姚建彬组织了近20位专家学者参与到项目中，这些学者分别对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埃及、西班牙、法国、德国、荷兰等国家有深入研究，其中谢玉冰（Charassri Jiraphas）更是泰国籍学者。招募不同领域的研究专家，能够解决语言文字、文化背景等方面的隔阂，使得学术研究真正“跟上”中国文学在海外发展的步伐。

　　十多年过去，姚建彬已经能欣喜地看到，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影响版图越来越大，展现的面貌也越来越多样，“这背后的因素有很多，而中国地位的崛起自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类型文学受欢迎，科幻成为“新名片”

　　近年来，姚建彬尤为关注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一个新趋势，那就是越来越受到读者欢迎的类型文学。相较于更为复杂深刻的纯文学作品，推理、谍战、武侠、言情等类型文学作品更容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加之热门影视剧（如《延禧攻略》等）的助推，中国类型文学实际上已经突破了汉学家的圈层，触及到了更广大的海外读者群体。

　　提及类型文学，就不得不说一说那场著名的“麦旋风”。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启动、《今日中国文学》诞生的2010年，来自英国的汉学家米欧敏（Olivia Milburn）来上海参观世博会，在机场书店闲逛时，她无意间看到了麦家的《解密》。由于她的爷爷曾在二战时做过秘密情报工作，精通汉语的米欧敏便将这本书买了下来，译出一部分给爷爷看。后来，她的译稿被朋友推荐给了企鹅出版公司，2014年英译本出版，“麦旋风”由此席卷了海外出版市场。西班牙的行星出版公司（El Grupo Planeta）为西班牙语版的《解密》举行了浩大的造势活动，在18条公交线路上投放了广告、专门派团队来中国拍摄宣传片，而《解密》也在百余家书店里占据了中心位置。

　　另一个中国类型文学的“旋风级”案例，就是引爆中国科幻热潮的《三体》系列。姚建彬赴美国波士顿塔夫茨大学孔子学院担任中方院长时，曾到波士顿公共图书馆（该馆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公共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调研，发现多家图书馆内藏有多册《三体》，可见读者的借阅需求之大。《三体》英译本面世后，在1年之内就销售了3.5万册，“仅从销量说，这个成绩是中国纯文学作品外语译本难以企及的。”姚建彬坦言。在《三体》的带动下，科幻文学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学的“新名片”，韩松、郝景芳、刘宇坤、陈楸帆等科幻作家走进了广大海外科幻爱好者的视野，夏笳还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Nature）上发表了英文作品。

　　在韩国、泰国、越南等亚洲国家，基于中国古代历史背景的网络小说十分受欢迎，尤其被改编为热门影视剧的作品，如《步步惊心》《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延禧攻略》等。姚建彬注意到，此类网络文学作品的译介和传播，很多时候是海外读者“自发追踪”的结果，他们会成立相关的阅读小组，关注中国网络文学的最新进展，有时也会自发组织翻译（类似于影视剧民间字幕组的工作形式）。这种“主动拿来”的传播方式，其效果是最为可观的。

　　“类型文学的需求量大，容易获得认同，由此产生的传播效应也大。”在姚建彬看来，类型文学的流行能够带动关注，使得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能够快速了解中国，从而让中国文学走出汉学家的圈子，与纯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形成互补。

　　纯文学传播更需“把关人”

　　中国纯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起步比类型文学要早得多，而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文学更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关注。

　　近年来，除了中国当代小说在“莫言热”的带领下越走越好，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的传播情况也颇为喜人，吉狄马加、欧阳江河、王家新、杨炼等诗人的作品相继被译成多种语言，在数十个国家或地区发行。在儿童文学领域，曹文轩的作品被译成十余种外语在海外出版，并于2016年4月获“国际安徒生奖”，填补了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在海外市场的空白。

　　尽管近年来纯文学在海外的声势渐大，姚建彬坦言，推动纯文学作品“走出去”的难度，实际上比类型文学要高得多。这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文化背景的差异：“像日本、韩国这样处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由于有着同中国相似的文化背景，会更容易理解接受中国的纯文学作品。而在其他国家，普通读者很难理解中国文学作品的内涵。”文化背景的隔阂，一方面导致海外普通读者难以接近中国文学，另一方面也容易引起异见和误读。在汉学根基较为深厚的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学界始终有一批人对于中国文学保持关注，但即便是在这个有限的汉学圈子内，学者及评论家对于中国文学的作品也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以研究中国文学为己任的汉学家尚且对作品褒贬不一，普通读者就更难真正进入到中国文学独特的艺术世界了。

　　姚建彬以为，正是这些实际的困难，促使着他这样的学者加入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队伍中。“中国纯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克服困难‘走出去’，必须要感谢那些‘超级读者’——也就是身兼翻译、研究、批评等多重身份的学者。”

　　纯文学作品的传播，对翻译者、读者以及其他参与到译介过程中的人，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过程中，高校实际上起到了‘把关人’的作用，这也是北师大文学院多年来积极推进国内外学者、作家及译者之间交流的原因。”

　　姚建彬认为，这个“把关”并不是说单方面决定译介哪些作品、如何推广，而是在充分了解传入国读者需求的前提下，为中国文学走出国门提供更好的路线方案。“我们要了解海外市场的需求，但不能一味迎合外国读者所好，在保证推广效果的同时，更要将中国文学最好的面貌展现出来。”

　　展望：走出去需要“双向互动”

　　研究过往经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姚建彬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基础是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推广，如今，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孔子学院在全球的良好发展以及中外互译工程的成功开展，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喜欢中国、了解中国，从而积极主动地拥抱中国文学。

　　具体而言，纯文学的传播是一个“慢热”过程，需要学院与民间共生，保证长期持续、深度而有效的双向交流，例如定期举办中外文学交流活动，让国内外的学者、作者乃至读者形成思想交锋，从而实现“海外主动拿来，中国主动送出”的双向互动。

　　至于近年来势头良好的类型文学，其影响效应大、他者认同感强，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带动普通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帮助中国文学“出（汉学）圈”。因此，姚建彬认为应当要鼓励类型文学作品的译介，使之与纯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形成互补，从而扩大中国文学的海外读者范围。不过，他也指出，类型文学的生产方式是工业化的，需要保证作品质量和可持续的产量，这也是一个挑战。

　　最终，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基础仍是翻译。姚建彬认为，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还是要选择传入国的母语译者，因为母语译者更能把握当地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要照顾其他国家读者的体验，就难免会涉及译作准确性及风格的问题，这就需要翻译家与作者沟通协商，互相体谅——在这方面，美国译者葛浩文与莫言的合作堪称范本。此外，姚建彬也认为应当重视“推广”这一环节，尤其是专业版权代理人的培养。“一位优秀的版权代理人，需要有丰富的信息来源、交际能力，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还要有一定的文学敏感性和市场判断力，实际上是要求非常高的职业。”姚建彬认为，目前国内许多作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工作的价值，优秀的版权代理人能够减轻作者负担，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中，长远来看必然有助于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