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黑龙江文学创作已经不再盲目地追逐文学时尚，转而日益贴近脚下的土地。本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不断地进入作家视野，在这样的思考中，再次站到了时代的前沿

　　黑龙江虽地处边缘，但一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版图中占有重要位置。早在20世纪20年代，“哈尔滨体验”就成为瞿秋白、冯至等作家的写作动力和写作资源。20世纪30年代，萧红、萧军、白朗、舒群、罗烽、骆宾基、金剑啸等一批文学青年在哈尔滨集结，使哈尔滨成为当时中国文学活动最为频繁的城市之一，而后来流亡到上海的部分作家，更是给上海文坛吹来了一股清风，参与了中国现代左翼文学风貌的塑造。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黑龙江区域内开展的各类文学活动（包括文学出版、文学教育、文学论争等），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创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黑龙江持续为社会主义文学创作输出先进经验，曲波的《林海雪原》、丛深的《千万不要忘记》、乌·白辛的《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林予的《雁飞塞北》等等，都是当时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都曾引起广泛的争鸣。20世纪80年代，张抗抗、梁晓声、陆星儿、肖复兴等从黑龙江走出去的“北大荒知青作家群”在改革开放的众声喧哗中独树一帜，坚持探讨理想、青春、集体、个人等文学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社会主义文学传统。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尽管作家数量和作品数量均呈递增趋势，但除了迟子建、阿成等少数作家外，鲜有作家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其原因与作家自囿于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纯文学”观念有关。在“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很多作家躲进了虚幻的“象牙塔”之中，沉迷于“人性”“自我”等抽象概念，无视脚下的土地与时代的风云，远离文化传统与在地经验。如此的写作姿态，一方面使黑龙江文学失去了与历史、现实对话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黑龙江文学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现代性危机的凸显，加之文学界对“纯文学”观念反思的深入，黑龙江作家的本土意识开始复苏，自我调整的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晚近几年，黑龙江文学界的动作不断：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2012年起推出《黑龙江省中青年作家“野草莓”丛书》，该丛书以每两年一辑、每辑5本的规模持续推进。每辑出版后，编者都邀请国内知名批评家对作品进行评论，以检视黑龙江文学创作的实绩，发现黑龙江文学创作的问题。哈尔滨文艺杂志社《小说林》编辑部联合省内外知名批评家于2016年发起“哈尔滨文学论坛”，该论坛旨在通过本土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对话，理清黑龙江文脉。该论坛不定期举办，每期选取一位本土实力作家进行研讨，研讨以提意见和建议为主，以驱动作家更深入的思考。在多方力量的参与下，黑龙江的文学创作逐渐走出了低迷状态，很多作家开始重新思考自我与历史、现实的关系，重新考量文化传统与在地经验。在新的写作理念的带动下，黑龙江的文学创作尽管还没有做到重启辉煌，但也呈现出了多个值得一提的亮点。

　　亮点一是迟子建的“边地”小说创作。迟子建虽然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但她的写作却与当时的文学时尚大异其趣。她一直执著于书写北国“边地”的别样人群与别样人生，她早年的写作清新自然，绝少有理论观念的干扰，这也使得她的作品很难被归入当时的某一个写作流派。但成名后的迟子建一度接受了评论界给她的标签，部分作品将“边地”风情他者化奇观化，有时甚至陷入了简单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认知模式。新世纪以来，迟子建先后发表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白雪乌鸦》《群山之巅》《候鸟的勇敢》等重要作品。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能够看到迟子建的突破与超越，她有意将“边地”意识、底层意识、性别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混杂在一起，使文本变得更加斑驳。尽管“边地”依然是迟子建关注的中心，但此时的“边地”已然超越了“地方”，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阐释自身的地方。

　　亮点二是阿成等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阿成是中国城市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阿成将视线转向了他所生活的城市哈尔滨，先后创作了《哈尔滨人》《哈尔滨的故事》《风流倜傥的哈尔滨》《城市笔记》《远东的背影》等作品。作为中国的工业重镇，哈尔滨是一座沉积着多元文化的城市，具有独特的政治内涵。书写这样一座城市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讲都非易事。但阿成还是以自己方式非常好地切入了这座城市，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这座城市的独特品质。阿成并不以特定的视角进入城市，他的视角是变动不居的，老妇人、妓女、萨满、诗人、暴发户、中俄混血儿等等，都曾被他用作观察城市的视角。在视角的流动中，那些被现代化叙事所省略或遮蔽的城市空间得以浮现。与阿成一样致力于书写哈尔滨的作家还有孙且。他的“偏脸子”系列小说力图恢复城市特定生活空间的正当性，重新发现了乡愁。

　　亮点三是张曙光等诗人的诗歌创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黑龙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其中张曙光、马永波、桑克尤受瞩目。张曙光是国内最早探索实践“叙事诗学”的诗人之一，先后出版诗集《小丑的花格外衣》《午后的降雪》《张曙光诗歌》《闹鬼的房子》等，多种文学史都将其列为20世纪90年代的代表诗人。新世纪以来，他的诗歌更加注重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提炼及对汉语活力的挖掘。马永波被很多批评家归为“中间代”代表诗人，先后出版诗集《以两种速度播放的夏天》《词语的旅行》《自我的地理学》等。马永波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语言才能，他的“伪叙述”实验为20世纪90年代汉语诗歌增添了一抹亮色。新世纪以来，他在保持卓越语感的同时，更加注重诗歌的哲学深度与宗教深度。桑克是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先后出版诗集《桑克诗选》《海岬上的缆车》《桑克诗歌》《拖拉机帝国》《冬天的早班飞机》等。在桑克的写作观念里，诗歌首先是一门技艺，因此他特别讲究诗歌写作的规范性和纪律性。新世纪以来，他更加注重将人类的微妙情感置于他熟悉的生活场景中加以展现。

　　亮点四是贾行家等的散文创作。晚近几年，以双雪涛、贾行家、班宇和郑执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异军突起，受到了评论界广泛关注。其中的贾行家来自哈尔滨，以散文写作见长。2016年以来，他先后出版了《尘土》《潦草》两部散文集，深受读者欢迎。这两部散文集均聚焦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底层空间与边缘人群，记录的是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哈尔滨是中国共产党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是“共和国长子”，有过辉煌的过往，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遭遇挫折，历史的荣光逐渐消逝，由此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贾行家出身于国企职工家庭，熟悉工厂生活，是东北国企改革的亲历者，改革给这座城市及民众所带来的阵痛一直让他耿耿于怀，并最终成为他的书写对象。贾行家笔下的那些深陷疾苦的人与事，既呈现了一个区域特有的难题，又呈现了它与现代化、全球化之间的动态关系，具有独特的质感。

　　除了以上亮点，何凯旋的先锋小说创作、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儿童文学创作、袁炳发与陈力娇的小小说创作也颇具特色，深得国内同行推重。总体而言，新世纪的黑龙江文学创作已经不再盲目地追逐文学时尚，转而日益贴近脚下的土地。本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不断地进入作家的视野，作家已经开始尝试将“地方”问题与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关联起来思考。在这样的思考中，黑龙江文学不但沉淀了自己的特质，而且也再次站到了时代的前沿。

　　（作者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