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何谓科幻”的讨论似乎总绕不开C·P·斯诺所说的“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立。而刘慈欣的出现则让这些讨论变得更加复杂了。一方面，无论是在其作品还是在各类随笔访谈中，刘慈欣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科学理性”的立场上，对“人性”或“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提出挑战。譬如他曾提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不断边缘化，因此科幻小说不应该像主流文学那样以描写人为中心，如果承认“文学是人学”，那么科幻应该与这样的文学划清界限。[1]但另一方面，当我们谈到他作品中那种宏大的美感，那种人对于宇宙的敬畏，或者“仰望星空”的情怀时，就不得不追溯到“人文”的思想脉络中去。正如同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指出：“对自然中的崇高的情感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使命的敬重，这种敬重我们通过某种偷换而向一个自然客体表示出来（用对于客体的敬重替换了对我们主体中人性理念的敬重），这就仿佛把我们认识能力的理性使命对于感性的最大能力的优越性向我们直观呈现出来了。” [2]

　　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构成了本文的论述前提。在这里，笔者尝试提出一种新的论述框架，对刘慈欣作品的美学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这种美学特征背后的文化政治内涵。

　　一 、 “惊奇感”与“两个世界”

　　刘慈欣曾说过，“科幻之美”其实来自于一种很浅薄的，对科学、对未知、对宇宙的惊奇感。这种惊奇感不同于主流文学所营造的细腻美感，从而构成科幻文学的核心价值，而刘慈欣本人在多年科幻创作中致力去探索和表达的，也正是这种惊奇感。[3]

　　在他早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宇宙坍缩》[4]中，便充分展示了这种惊奇感。故事中的物理学家丁仪预测出了宇宙由膨胀转为坍缩的准确时间，但这一事件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在坍缩到来的最后一小时之内，丁仪与一位“省长”在国家天文台展开了一场对话。在省长看来，宇宙虽然宏大，却毕竟离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太遥远，不可能真正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对此丁仪无奈地叹息道：

　　我们的世界，小的尺度是亿亿分之一毫米，大的尺度是百亿光年。这是一个只能用想象来把握的世界；而你们的世界，有长江的洪水，有紧张的预算，有逝去的和还活着的父亲……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但可悲的是，人们总要把这两个世界分开。[5]

　　如刘慈欣自己所说，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刻画这样“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一个是现实世界，灰色的，充满着尘世的喧嚣，为我们所熟悉；另一个是空灵的科幻世界，在最遥远的远方和最微小的尺度中，是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 [6]惊奇感首先建立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视差”之上，正如在《宇宙坍缩》中，物理学家所看到的世界和“普通人”看到的世界截然不同，这种视差暴露出的是不同主体经验之间不可消解亦不可逾越的深刻鸿沟。

　　在小说结尾处，丁仪告诉省长，宇宙坍缩同时也是时间反演，这意味着人类的全部历史都将终结于这一刻，因此现实世界中的成败得失生老病死都不再有意义了。紧接着，作者跳脱出二人之间的争论，以一种近乎上帝的视角描绘出时间反演的奇观：

　　蓝移倒计时五秒，四，三，二，一，零。

　　宇宙中的星光由使人烦燥的红色变为空洞的白色……

　　……时间奇点……

　　……星光由白色变为宁静美丽的蓝色，蓝移开始了，坍缩开始了。

　　……

　　……了始开缩坍，了始开移蓝，色蓝的丽美静宁为变色白由光星……

　　……点奇间时……

　　……色白的洞空为变色红的烦燥人使由光星的中宙宇

　　。零，一，二，三，四，秒五时计倒移蓝[7]

　　在这一瞬间，读者被粗暴地拉出“普通人”的现实世界，进入一个宏大而超越的科幻世界，而惊奇感正是来自于这样一种跨越视差鸿沟的“飞跃”。在刘慈欣的很多作品中，都出现了对此种“飞跃”体验的描写，譬如在《球状闪电》中，当宏原子秘密被揭示之后，主人公表示：“我这时第一个感觉是可以呼吸了，我的思想已被窒息了十几年，这期间，我像是潜行在浑浊的水中，到处是一片迷蒙。现在突然浮出了水面，呼吸到了第一口空气，看到了广阔的天空，盲人复明亦不过是这个感觉。” [8]而在《三体II》中，当罗辑领悟黑暗森林法则的时候，“他看到了宇宙的真相”，“他知道，从这一刻起，星空在自己的眼里已经是另一个样子，他不敢再抬头看了。” [9]这些描写，实际上都非常类似于刘慈欣自己第一次阅读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时的感受：

　　记得二十年前的那个冬夜，我读完那本书后出门仰望夜空，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脚下的大地变成了无限伸延的雪白光滑的纯几何平面，在这无限广阔的二维平面上，在壮丽的星空下，就站着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从此以后，星空在我的眼中是另一个样子了，那感觉像离开了池塘看到了大海。这使我深深领略了科幻小说的力量。[10]

　　可以说，这种“离开池塘看到大海”的感觉，正是刘慈欣终其一生致力于在作品中表达的“惊奇感”。问题在于，支撑这种惊奇感的“两个世界”，与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郭凯曾在硕士论文《刘慈欣科幻作品中的科学形象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极富创见的观点：科幻小说的审美内核，实际上来自于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说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科幻作者通过虚构出一套新的科学范式，来挑战彼时绝大多数读者所普遍认可的旧范式，从而制造出一种类似于“哥白尼革命”那样，从新的视角看到新鲜世界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正是苏恩文在《科幻小说变形记》中所描述的“认知性陌生化”（cognitive estrangement）的审美效果。郭凯进一步指出，运用文学手法虚拟“科学革命”，正是刘慈欣作品的主要特色，也与他本人的科幻观念有关。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是，刘慈欣曾在一篇文章中，将科幻小说中的“硬伤”分为四种。前三种都是由于作者对于科学知识的疏忽、无知等原因造成的，应该尽量避免，而第四种“灵魂硬伤”则恰恰相反：“它幻想的是宇宙规律，并在其上建立一个新世界。这是最高级的科幻，因为没有比幻想宇宙规律本身更纯粹的科学幻想了。” [11]所谓“硬伤”，指的是科幻小说中明显违背科学原理的科技论述。显然，刘慈欣所说的前三种硬伤，对应于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研究中的错误，而“灵魂硬伤”则相当于“科学革命”中的新发现、新范式，其意义正在于挑战常规科学中的旧结论和旧范式。[12]

　　回到《宇宙坍缩》这篇作品，我们会发现，刘慈欣所说的“两个世界”，同样可以理解为“两种范式”。在旧范式中，宇宙坍缩只是空间尺度上的变化，而在新范式，也即狭义相对论的解释中，时间和空间是一体的，空间收缩同时是时间反演。当新范式颠覆旧范式的时候，惊奇感便产生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该把刘慈欣笔下的“科幻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直接对应于斯诺所说的“科学”与“人文”，恰恰相反，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浪漫主义文论中所讨论的“诗”与“科学或纯事实”。实际上，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人文艺术领域，都存在新旧范式之间的对抗与张力，都存在“常规的”和“革命的”这两种不同面向，或者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存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对立。[13]当人们将“科学”与“人文艺术”对立起来讨论时，往往突出的是前者中常规的一面和后者中革命的一面。而当刘慈欣站在科学立场批评“文学是人学”的陈规时，则是用前者中革命的一面来反对后者中常规的一面。通过下图，我们能更清楚地把握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如果将人类的知识都放在一个圆圈中的话，那么前一组概念聚焦于圆圈内部，而后一组概念则是要探索边疆。

　　常规的（旧范式） 革命的（新范式）

　　惊奇感： 现实世界 科幻世界

　　范式转移： 常规科学 科学革命

　　浪漫主义： 科学或纯事实 诗

　　知识社会学： 意识形态 乌托邦

　　二、“铁笼”与“希望的维度”

　　让我们在这样的论述框架之下，进一步考察刘慈欣笔下的“两个世界”。其中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完全服从于“常理”的世界，这些常理即包括“物理”也包括“伦理”。这个世界中的“常人”们被常理所束缚，缺乏自由。这种不自由既是身体上的，也是思想上的，正如同《宇宙坍缩》中那些为日常琐事而奔波操劳的普通人。刘慈欣曾将这些常理比作“沉重的现实引力”，这种引力将人束缚在大地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个世界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铁笼”，铁笼中的人们被一套充分合理化的“现实原则”所限制，不知道自己身处笼中，也无法想象铁笼之外的另类可能性。

　　与此同时，“科幻世界”则位于铁笼之外，或者换用一种科幻式的比喻：后者位于一个更高的维度上，正如四维空间与三维空间的关系一样。一方面，当读者跟随刘慈欣的笔触，从现实世界进入科幻世界时，会得到一种感知经验的刷新，就像《三体III》中人类宇航员第一次进入四维空间，感受到“方寸之间，深不见底”。这种震撼体验会让人用一种全新的视野看待世界，就像“离开池塘看到大海”。另一方面，这种新的视野反衬出现实世界的局限性，它让人们看到，这个看似无所不在、自古皆如此的世界，其实是一座封闭而有限的铁笼，是可以被打破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更高的维度带来的不仅仅是感知经验层面的冲击，同时还承载了一种文化政治上的积极能动性，是一种“希望的维度”。[14]

　　在刘慈欣笔下，“希望”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乡村教师》[15]中，贫苦的农村孩子们凭借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微乎其微，但小说最后一句话却写道：“他们（孩子们）将活下去，以在这块古老贫瘠的土地上，收获虽然微薄、但确实存在的希望。”在长篇小说《球状闪电》[16]结尾处，丁仪告诉主人公，变成量子态的林云，其存在的概率会越来越小，“但存在态不管概率有多小，总还是存在的。就像希望。”而在《流浪地球》[17]中，全体人类离开了太阳系，在茫茫宇宙中流浪，许多人因为绝望而自杀或堕落。小说主人公的父亲却这样对家人说：

　　我们必须抱有希望，这并不是因为希望真的存在，而是因为我们要做高贵的人。在前太阳时代，做一个高贵的人必须拥有金钱、权力或才能，而在今天只要拥有希望，希望是这个时代的黄金和宝石，不管活多长，我们都要拥有它！[18]

　　实际上，在刘慈欣的许多作品中，主人公都不能确定希望是否真的存在，至少在现实世界中，按照“常理”推断，希望存在的可能性几近于无。然而，看不到希望并不能成为放弃希望的理由，相反，主人公必须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必须突破现实世界的边界，去遥远的、不可知的“别处”追寻希望。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中的人来说，“别处”是完全的未知，没有人能够证明那里一定存在希望；另一方面，在那样一个物理与伦理法则都完全迥异于常理的维度中，希望的不可能性亦被悬置了。正如同德里达对“幽灵之不对称性”的阐释，“希望的维度”对人类而言，同样具有这种不对称性。“要有希望”的道德律令，正建立在这种关于希望的辩证法之上。[19]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慈欣笔下的希望并不简单等同于技术乐观主义，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希望是反技术决定论的。譬如在长篇小说《中国2185》[20]中，未来中国由“电脑总网”全面管理，当总网被病毒入侵时，整个国家濒临崩溃。唯一的办法，是由“最高执政官”亲自前往一个位于京郊的秘密基地给电脑总网断电，然而由于交通系统已全面瘫痪，执政官被困在人民大会堂寸步难行。一筹莫展之际，执政官依旧相信“还有一个希望”。正在这时，一群骑着“飞摩托”的孩子们从天而降，载着执政官飞往基地，化解了危机。将孩子们引来这里的，不是任何一种通讯技术，而是22世纪的科学家们无法解释的“心灵感应”，这种科学世界之外的神秘之物，带来了技术手段无法实现的“希望”。作者这样写道：

　　“这是您说的‘希望’吗！？”有人在震耳的轰鸣声中伏在最高执政官耳边问。

　　“是的！我的心和这些孩子们的心好像是通着的，他们想干的事我早就感觉到了！ 怎么，这难道不是希望吗！？”

　　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短篇小说《混沌蝴蝶》。[21]小说开头写道：“混沌学的现代研究使人们渐渐明白，十分简单的数学方程完全可以模拟系统如瀑布一样剧烈的行为。输入端微小的差别能够迅速放大到输出端，变成压倒一切的差别。这种现象被称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例如，在天气系统中，这种现象以趣称为 ‘蝴蝶效应’而闻名。意思是说，今天一只蝴蝶在北京拍动一下空气，就足以使纽约产生一场暴雨。”这一科学原理在故事中被用于军事用途。小说主人公是一名南斯拉夫气象学家，在北约对南联盟发动军事袭击期间，他在一名前苏联科学家的协助下，利用超级量子计算机计算出全球大气敏感点。通过在敏感点制造微小的温湿压变化，从而为南斯拉夫送去了阴雨和大雾，以抵挡北约空军的轰炸。

　　实际上，混沌学中的“初始条件敏感性”恰恰是为了说明，无论输入端的改变多么精确，只要存在毫厘之差，结果都会谬以千里，所以不可能通过操纵一只蝴蝶而制造出一场风暴。也即是说，小说中的科幻设想其实正与混沌学基本原理相违背。然而，刘慈欣本人在网上贴出这篇小说时却加了这样一段前言：“这篇小说中所描写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不是人类能力的局限，而是从大自然的物理和数学本质上不可能。但科幻小说的魅力之一是：它可以对自然规律进行一些改变，然后展示在这种改变之后宇宙是如何带着硬伤运行的。”这意味着，小说中的“混沌蝴蝶”并不是作者的疏漏，而正是一种刻意违背已知科学原理的“灵魂硬伤”，一种以科学面目出现的“反科学”。在美军压倒性的技术优势面前，南斯拉夫科学家就像一位部落巫师，通过召唤空灵的“混沌蝴蝶”，将原本不可能存在的希望带给绝望中的祖国同胞。

　　在《全频带阻塞式干扰》[22]中，一位俄罗斯天体物理学家根据对太阳数学模型的精确计算，驾驶空间站去撞击太阳表面的敏感点。这一微小的扰动在太阳表面产生连锁反应，喷发出强烈的电磁辐射，造成地球上无线电通讯全面中断，最终帮助俄罗斯在与美军的军事对抗中赢得了胜利。与《混沌蝴蝶》一样，这样的计算其实同样违背了混沌学原理，但正是通过这种“灵魂硬伤”，令不可能变为可能。这一时期刘慈欣发表的多篇作品，如《光荣与梦想》《天使时代》《镜子》《乡村教师》《圆圆的肥皂泡》《赡养人类》《球状闪电》等，都刻画了这种仅仅存在于另一个维度中的微弱希望与现实世界的沉重引力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既是对现实的批判，也是对一种追寻正义的另类可能性的呼唤。

　　三、“常人”与“破壁人”

　　上文中对于“铁笼”和“希望”的分析，同时引出另一个重要议题，即刘慈欣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不少批评家都曾指出，刘慈欣笔下的人物形象单薄刻板，是其写作中的一块短板。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角色的塑造方式主要是由其承担的结构性功能决定的。在刘慈欣作品中，主要有两种类型的角色，一类是“常人”，另一类则是“英雄”。这些英雄是始终相信希望、追寻希望的“内心高贵的人”，是不甘被现实引力束缚，勇于打破游戏规则的反抗者，是与常人背道而驰、忤逆常理的“反常之人”。与此同时，这些角色的反常不仅仅停留在言说层面，而更是要通过一种大无畏的行动，通过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艰难道路，通过牺牲与苦难，在常人看来是铜墙铁壁的地方开启一道通往希望的门。这里不妨用“破壁人”这个词来命名这一类角色（这个词借用自《三体II》，但不同于原作中的意义）。通过打破铁笼之壁，“破壁人”将希望带回现实世界，而故事中最具戏剧张力，也最能带来惊奇感的时刻，正是“破壁”的瞬间。

　　在一些作品中，破壁依靠的是天才科学家的灵感与创见，譬如在《宇宙坍缩》和《球状闪电》等多部作品中出现的理论物理学家丁仪。在另一些作品中，破壁的动力则纯粹来自于一种英雄气概，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拗姿态，而与角色的性别、年龄、种族、阶级地位、教育背景并没有绝对关系。譬如《光荣与梦想》中的辛妮，《乡村教师》中的李老师，《中国太阳》中的水娃，其实都承担着“破壁人”的叙事功能。

　　《光荣与梦想》[23]设想了一场异想天开的冷酷游戏：在联合国的调解下，“西亚共和国”和美国同意用一场奥林匹克运动会来代替战争，比赛结果将决定西亚共和国的命运。实际上，由于双方悬殊的实力对比，西亚人民面对的是一场没有胜算的、令人绝望的游戏。在“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之下，隐藏着“强者必胜”的潜规则。女主人公辛妮是一位出身贫苦、天生聋哑的长跑运动员，却在女子马拉松比赛中勇敢挑战美国名将。尽管辛妮最终输掉了比赛，并牺牲在终点，但她的表现却鼓舞了同胞。小说结尾处，曾一度接受了必败命运的西亚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保卫祖国。尽管这是一场必败的反抗，但这种行动的意义正在于挑战游戏规则本身。

　　在短篇小说《朝闻道》[24]中，刘慈欣则通过另一个戏剧化的极端情境，展现出破壁人那种近乎于悖论的行为逻辑。小说中，一个来自高级文明的外星使者降临地球，并告诉地球上的科学家们，为了维护宇宙安全，高级文明不能向低级文明传授知识，也不允许他们探索被誉为“宇宙终极真理”的“大统一场理论”。唯一的办法是，外星使者将终极真理告诉科学家，然后杀死他们，而选择权则在他们自己手中。上至各国领导人，下至科学家的亲人们，都尝试用各种办法劝阻他们，但科学家们依旧不为所动，义无反顾地走上“真理祭坛”。他们甚至承认，自己从事科学研究其实并不是为了全人类利益，而是只为了个人的精神满足，就好像“拿公款嫖娼”一样。

　　这篇小说发表之后引起了广泛争议，一部分读者认同于科学家们可歌可泣的选择，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种疯狂的举动不可理喻。实际上，与其说这是一个歌颂科学家为真理献身的故事，不如说刘慈欣是在刻意挑战读者的心理底线。因为按照常理，追求科学知识是为了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不能实现这一目标的知识既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为真理献身”的正当性其实建立在“真理有用”这一功利主义的前提之上。如果承认这个前提是唯一的游戏规则，那么只有选择不上祭坛才是合理的。然而，刘慈欣却偏偏要让这些科学家们以一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造反姿态去挑战常理，并通过科学家与“常人”们的争论，暴露出“两个世界”之间深刻的视差鸿沟。

　　富有意味的是，在小说结尾处，刘慈欣通过外星使者之口告诉人类，“真理有用”只是现阶段地球上通用的伦理法则，随着文明进化，最终宇宙中所有的文明都会认同另一种更普遍的法则，那就是非功利的、“对宇宙终极真理的追求”。因此，科学家们的选择在一个更高的维度里又是合理的。在这里，刘慈欣其实不自觉间回到了一种建立在进化/进步这一宏大叙事之上的阐释方案。科学家的牺牲，被理解为人类文明进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小的牺牲换取大的收获，使牺牲重新变得“有用”，这种处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破壁人”的激进性与革命性。[25]

　　以上这些分析，为我们理解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26]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三部作品可以说是一个“不断破壁”的过程，通过不断突破人类认知的局限，不断进入更高的维度，不断引入新的范式、新的游戏规则，从而像放焰火般一次又一次绽放出惊奇感。然而，在这些叙事层面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贯穿始终的严肃问题，那就是，除了弱肉强食这唯一的游戏规则之外，究竟还有没有其他的生存之道。“不断破壁”正是为了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三体II》中，“面壁人”罗辑通过参悟“黑暗森林法则”，将以弱胜强的希望带给了人类。就像《混沌蝴蝶》中的气象学家一样，罗辑同样是凭借一己之力迎战技术先进的强敌，而他的制敌法宝，同样是一组看似不起眼的坐标。这种四两拨千斤的“不对称战法”，在刘慈欣笔下并非第一次出现。然而，正如同在经典的“囚徒困境”中，抢先出卖同伴是唯一合理的博弈手段，在“黑暗森林”中，“一切人反对一切人”也变成了唯一的游戏策略。在《三体III》中，成为“执剑人”的罗辑，实际上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变成一个无力反抗常理的常人，一个囚笼中的囚徒。

　　与之相反，在《三体III》中，唯一一个自始至终都在反抗黑暗森林法则，并最终打破了囚徒困境的人，是女主角程心。尽管程心的每一次选择都极不合理，并因为这些不合理的选择而遭到广大读者的谩骂与嘲讽，然而，正是这些不合理的选择不断为故事带来新的转机，并不断提示读者，在看似没有选择的冷酷绝境面前，人类依然有做选择的自由。直到《三体III》的结尾处，程心决定保留那个小小的玻璃球时，都依然保留着这种可贵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程心其实是《三体》三部曲中最终极的“破壁人”。

　　结语：超越现实

　　在创作《三体》之前，刘慈欣曾发表过一篇名为《吞食者》[27]的短篇小说，这部作品可以被视作《三体》三部曲的雏形。小说中设想了一种靠不断吞食其他星球而维持自己生存的外星文明，而地球则不幸地沦为牺牲品。一个幸存下来的地球战士质问吞食者：“难道生存竞争是宇宙间生命和文明进化的惟一法则？难道不能建立起一个自给自足的、内省的、多种生命共生的文明吗？”对此，吞食者回答道：“关键是谁先走出第一步呢？自己生存是以征服和消灭别人为基础的，这是这个宇宙中生命和文明生存的铁的法则，谁要首先不遵从它而自省起来，就必死无疑。”显然，“黑暗森林法则”正是从这一“铁的法则”脱胎而来。

　　然而，这个冷酷的回答其实并没有真正说服地球人。吞食者离开之后，满目疮痍的地球上只剩下了最后几个地球战士和一窝蚂蚁，此时地球战士们竟决定自我牺牲，让蚂蚁吃掉自己。这一看似没有意义的选择，正是为了向“铁的法则”宣战，通过主动迈出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去争取那尽管微不足道，却未必不存在的希望。这样一种“抵抗绝望”式的行动，正是刘慈欣笔下所有“破壁人”们共同的道德立场。小说结尾处写道：“夜晚降临了，残海平静如镜，毫不走样地映着横天而过的银河。这是这个行星有史以来最宁静的一个夜晚。在这宁静中，地球重生了。”我们可以将这“重生”视作某种一厢情愿的许诺，正如《三体III》结尾处的“归零者”们试图通过“回归运动”让宇宙重返“田园时代”一样。但另一方面，“重生”也体现出一种“不破不立”的乌托邦冲动。面对“黑暗森林”式的文明绝境，“破壁人”们依旧相信，一种更好的整体性的生存方案有可能存在。

　　可以说，刘慈欣作品的魅力正来自于，他在一个消弭了另类可能性的后革命时代，尝试重新创造出一种想象激进变革的文学空间。这种文学空间的构建虽然借用了科学的语言，但很多时候却以挑战和颠覆作为意识形态霸权话语构成的“科学”为目标。尽管刘慈欣本人在创作时未必有明确的政治自觉（甚至多次否认自己的小说有任何政治诉求），也未必能够在理论或形式上自圆其说，但他对于“惊奇感”的营造，对于希望的执着，毫无疑问与一种渴望超越当下现实的高强度的精神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来看，刘慈欣虽然与韩松在创作形式上大相径庭，但二者却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如果说韩松是从一种“向下超越”的“鬼视角”，来反观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28]，那么刘慈欣则是从另一种“向上超越”的、希望的维度来否定现实世界。无论是刘慈欣笔下的“破壁人”，还是韩松笔下的墓碑、废墟和鬼魅，二者都为我们审视自己今时今日的境况提供了别样视角，而这恰正是科幻小说作为苏恩文所说的“认知性陌生化”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刘慈欣：《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刘慈欣谈科幻》，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111-121页。

　　[2]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6页。引文中黑体字为笔者所加。下同。

　　[3]王瑶：《我依然想写出能让自己激动的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访谈录》，《文艺研究》，2015年第12期，70-78页。

　　[4]载《科幻世界》，1999年第7期，第60-63页。

　　[5]同上，第62页。

　　[6]刘慈欣：《重返伊甸园——科幻创作十年回顾》，《刘慈欣谈科幻》，第107页。

　　[7]同上，第63页。

　　[8]刘慈欣：《球状闪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118页。

　　[9]刘慈欣：《三体 II·黑暗森林》，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200页。

　　[10]刘慈欣：《SF教——论科幻小说对宇宙的描写》，《刘慈欣谈科幻》，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88页。

　　[11]刘慈欣：《无奈的和美丽的错误——科幻硬伤概论》，《刘慈欣谈科幻》，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74-77页。标题中“无奈的错误”指的是前三种硬伤，而“美丽的错误”则指“灵魂硬伤”。

　　[12]郭凯：《刘慈欣科幻作品中的科学形象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10年，第26-31页。

　　[13]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

　　[14]在后革命时代的批判理论中，“希望”是一个重要概念。本文中对“希望的维度”的命名与思考，参考了布洛赫、詹姆逊、德里达、汪晖等人的相关论述。

　　[15]载《科幻世界》，2001年第1期，第16-30页。

　　[16]刘慈欣：《球状闪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275页。

　　[17]载《科幻世界》，2000年第7期，第12-26页。

　　[18]同上，第18页。

　　[19]汪晖结合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对于“幽灵之不对称性”的阐述，将鲁迅“反抗绝望”的哲学与其笔下的“鬼世界”联系在一起。鬼与幽灵的世界外在于个人所熟悉的现实世界，从而无法被看到和感知到，无法被证实，却也因此无法被证伪。既然无法否认那个鬼世界所包含的各种可能性，也就不能够否认希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对鬼世界所蕴含希望的承认同时构成了对绝望的反抗。参见汪晖：《鲁迅文学的诞生——读《〈呐喊〉自序》》，《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6期，第20-41页。

　　[20]该作完稿于1989年2月，迄今尚未正式发表。此处参照的是作者本人提供的电子版。

　　[21]载《科幻大王》，2002年第1期。

　　[22]载《科幻世界》，2001年第8期，第6-24页。小说原稿中的交战双方是北约与中国，正式发表时改为北约与俄罗斯。

　　[23]载《科幻世界》，2003年第8期，第16-28页。

　　[24]载《科幻世界》，2002年第1期，第30-44页。

　　[25]在《地火》《地球大炮》《乡村教师》等作品中，主人公对于当下现实的抗争及个人牺牲，最终都通过“文明进步”和“明天会更好”的发展主义逻辑而被赋予意义，这不仅暴露出刘慈欣个人的意识形态局限，同时亦联系着20世纪中国现代性方案所遗留下来的历史债务。

　　[26]刘慈欣：《三体》，重庆出版社，2008年。

　　刘慈欣：《三体 II·黑暗森林》，重庆出版社，2008年。

　　刘慈欣：《三体 III·死神永生》，重庆出版社，2010年。

　　[27]载《科幻世界》，2002年第11期，第18-29页。

　　[28]这里引用了汪晖对鲁迅笔下“鬼世界”的解读。参见汪晖：《鲁迅与“向下超越”（三联版跋）》，《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三联书店，2008年，第448-4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