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人文学术研究日益繁荣，并正在发生深刻变迁。为及时总结人文学术领域的新进展、新现象、新趋势，推动人文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步，提升公众对人文学术的认知度和关注度，《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手开展了“2018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这也是我们连续第五年举行这一评选。最终评出的2018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为：

　　1.人文社会科学界隆重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以“中国主体意识”为中心的学术转型成为学界自觉诉求

　　1949年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经历了两次范式转换，第一次是从1949年开始的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的巨大转型，从1978年开始的从“以阶级论为纲”到“以现代化为纲”的变迁则构成了第二次转型。后者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堪称共和国学术的第二次开国。基于这一共识，人文社会科学界以多种形式隆重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并藉此对四十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历程与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各高校及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纷纷召开相关主题的会议，多家学术期刊开设专栏，众多学者撰写专文，另有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联合推出“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社会科学”丛书，等等。

　　学界普遍认为，近四十年是中国学术开启现代历程以来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完备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逐步得以重建，中国学界以开放的姿态重新融入国际学界并逐渐与之并驾同行。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话语解释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的局限性也日渐凸显，以本土理论阐述本土事实的探索遂成为学界的自觉追求。此一以“中国主体意识”为中心的学术转型，是中国学术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必然选择，更可为中华文明的复兴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2.以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为契机，学界重新思考马克思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意义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以此为契机，国内学界发表大量研究成果，这些从新的维度和新的视野出发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做的病理学诊断，预言了人类历史解放的现实道路和前景，为我们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视域开辟了可能性。

　　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恶化带来的生态问题，贫富悬殊造成的严重不平等，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亘古未有的严峻挑战，如何看待并处理“资本权力”的二重性及其吊诡所带来的上述后果，仍然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尖锐而紧迫的时代问题。与此同时，当代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深刻地重塑了人的生存方式，并有可能引发历史上任何一次科技进步都无可比拟的空前深刻的变革，促使我们必须在一种全新的文明样态的基础上思考人类的未来命运。面对空前严峻的考验，学界认识到马克思的学说依然具有指导性意义：在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学说极大地介入了现当代世界历史进程，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既构成我们反思历史的锐利思想武器，也成为我们筹划未来的思想指南。

　　3.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争议再起，夏代有无成为焦点问题

　　2018年5月，国家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结论，提出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黄河、长江、西辽河等地区即陆续进入可称为“古国时代”的文明时期。与此同时，安徽凌家滩、浙江良渚、山西陶寺和陕西石峁等早期遗址的重要发现，也让考古和历史学界重新思考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些既有看法。夏代的有无，遂再度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

　　孙庆伟以“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为题出版专著，明确提出夏文化不是有没有发现的问题，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识别的问题，认为通过考古学文化的比较，我们无需出土文字材料亦能判断夏代的真实存在。此论一出，旋即在学界引起广泛争议。反对者依然认定，文字考古材料的阙如，只能让夏代的存在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甚至有学者提出，夏代信史说背后有太多的民族主义情结和强烈的古为今用理念，不是立场中立的科学研究。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西方学术界常用的文明起源的判断标准——文字和冶金技术，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对夏文化的探索是中国考古学当仁不让的职责，考古学家要做的是在“信古”的基础上结合中华远古文明的特质去“释古”。这一问题能否尽早取得共识，令人期待。

　　4.科技发展的伦理共识遭遇冲击，“基因编辑婴儿”引发人类命运忧思

　　2018年，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在深圳诞生。这则消息甫一披露，122位科学家随即联合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此项工作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指出基因编辑的人体实验存在“脱靶”风险，甚至会对人类社会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呼吁相关部门及研究单位迅速完善立法并严格实施监管。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等单位和组织也先后作出回应，表示明令禁止、坚决反对，将按照中国有关法律和条例进行处理。

　　该实验之所以广受质疑，是因为在技术存在缺陷的现状之下，任何针对人类遗传基因进行的所谓“改良”，都是极度危险和不负责任的。基因编辑具有不可撤销的特性，一旦出现“脱靶”等失误，将会在实验对象乃至整个人类基因池中埋下不可预知的隐患，严重威胁整个人类的存在。当飞速发展的新兴技术具有了改造人类自身、重塑人类文明的可能性时，只有强化和维护人文约束，保持对自然演化的足够敬畏，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科技造福人类的终极目的。

　　5.饶宗颐、谢和耐等汉学大家相继离世，欧陆汉学传统渐成绝响

　　2018年，著名汉学家饶宗颐、谢和耐相继离世：他们一位是中国古典学术硕果仅存的耆宿，与法国汉学界有着志趣相投的密切联系；另一位是当代法国最具权威的汉学家，曾长期主持整个法国汉学界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两位汉学大师的去世，代表了以法国为中心的欧陆汉学传统走向终点。

　　自1814年法兰西学院首开“汉学讲座”算起，二百年间法国汉学界群星璀璨，薪火相传。他们以语文学、文献学为基本工具，在内亚史、宗教史、敦煌学等诸多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世纪初期以沙畹、伯希和为代表的法国汉学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饶宗颐和谢和耐都上承沙畹弟子戴密微，继续将法国汉学研究广而大之。但自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欧洲汉学研究路数日渐式微，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逐渐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引领者，饶宗颐、谢和耐已成为博大精深的欧陆汉学的最后余晖。他们的离去，不仅是国际汉学界的重大损失，更意味着一度辉煌的欧陆汉学传统已渐行渐远。

　　6.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世界哲学研究或将进入“无问西东”的新境界

　　西方哲学可谓世界哲学舞台上的领舞者。17世纪，出于寻求精神同盟与榜样激励的需要，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家曾一度热捧中国文化；但此景不长，启蒙精神落地生根之后，康德、黑格尔转眼皆认为“东方无哲学”。19世纪中叶以降，在强劲的西学引介潮流中，汉语学界仿照西方哲学所草创的“中国哲学”学科，迅速覆盖了传统经学与子学，但质疑之声始终不绝于耳。21世纪首年迄今，汉语学界在中国本土文化之主体性意识抬头的大背景下，围绕“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兴起了一场惹人注目的反思与争鸣。为了维护中国传统思想的“特质”，一些论者甚至主张应该抛弃中国哲学学科建制。哲学与“中学”之间的联姻究竟何去何从，一时间成为国际学界的重要关切。

　　2018年8月13～20日，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哲学与“中学”迎来了难得的关系协调时机。本届大会尤其“强调哲学研究的全球化，囊括古往今来不同文化中各类思想家进行哲学思考的多重形式”。大会特别以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学以成人”主题设置，容摄包括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在内的哲学各主要板块，而在研讨过程中，这一主题亦不断被“多元文化和各类传统”注入新的内涵。这预示着世界哲学研究或将进入“无问西东”的新境界。

　　7.“墨子号”卫星量子试验引发墨学热，中国古代科技传统得以重新发掘

　　随着“墨子号”卫星圆满完成洲际量子密钥分发试验引发世界性关注，两千多年前在光学、声学、力学、几何学等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圣墨子，成为人们所热议的焦点。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墨子》新注本为代表，各家出版社年内推出墨学著述多达数十种，“墨子沙龙”的系列科普讲座广受好评。

　　墨学是中国古代科技传统的杰出展现，是中华文明所内蕴的科学基因的有力证明。然而，20世纪英国学者李约瑟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近代科技革命没有出现在中国？一直以来，“李约瑟之问”不断拷问着中国学人，由此引发了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和科学文化之间关系的深刻反思和尖锐批判。近四十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见证了一个创新型国家的崛起，这同时也是中华文化血脉中固有力量的迸发，以墨家思想为代表的科学精神及工匠精神因此得以重光，中国古代科技传统再度引起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

　　8.《狂人日记》发表百年，“政治鲁迅”重又站到世人面前

　　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鲁迅小说《狂人日记》，此文被认为深刻揭露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2018年，在《狂人日记》发表一百周年之际，学界举办多场学术活动，从多学科的不同视角，对鲁迅所开创的具有鲜明批判色彩的“文学政治”传统，进行了全新的解读。鲁迅的政治与思想价值遂得到重新认识和评价。

　　20世纪后半期，鲁迅的形象经历了由神圣化的“政治鲁迅”到世俗化的“人间鲁迅”的转变。新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学术开始发生方向性转折，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强势回归，在更新文化还是保守传统之争的大背景下，鲁迅研究不再只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对象。在“人间鲁迅”之外，学界又对鲁迅思想与现实社会的关系等多个面向构成的“政治鲁迅”，给予了强烈关注。这既是鲁迅研究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也是学界对当下社会转型中的问题的一种思想回应。“人间鲁迅”和“政治鲁迅”的这一对话，是在更为审慎与成熟的基础上对我们文学传统和政治传统的双重反思，为在新时代重新激活鲁迅思想遗产提供了一种可能。

　　9.侯旭东新著《宠》挑战既有范式，“新政治史”研究蔚然兴起

　　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是近四十年来国内古代史研究的中流砥柱。传统政治制度史研究着重于政治事件的解释和制度架构的复原，在取得巨大创获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刻板印象。时移势易，近年来随着新的史学热点的不断出现，传统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取向不断遭遇批评和质疑，甚至出现了“政治史还有未来吗？”的讨论。

　　2018年，侯旭东新著《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出版，该书秉承作者倡导的“日常统治”研究思路，借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尝试用“关系过程”的视角来重新解读西汉政治史。在序言中，作者明言要“告别线性史观”，指出此前的研究取向其实是历史目的论和线性历史观的改头换面，主张以研究人与制度的复杂互动来超越旧范式中的“规律”和“必然”，并借此跳出传统政治制度史研究框架。本书的出版，呼应了近年来蔚为风行的“活的制度史”“政治文化”“史料批判”等古代政治史研究新取向，为政治史研究对旧范式的突破提供了又一典型示范，预示着在新文化史研究的弥漫之下，“新政治史”研究的时代或将来临。

　　10.“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开局，梁漱溟“邹平实验”再受关注

　　2018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如何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社会组织，改良乡村习俗，成为各界关注的问题。本年适逢梁漱溟逝世三十周年，以其“邹平实验”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及相关理论构想，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人们希冀从梁漱溟的实践和理想中，为当代乡村振兴寻找到有益的思想资源。

　　梁漱溟认为，乡村社会的崩溃是中国文化衰败的缩影，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实为振兴中国文化，而振兴中国文化、重建中国社会必须“从乡村作工夫”，恢复乡村教化、礼俗。邹平实验虽因全面抗战的爆发而告终，其实践与思路却给后世学者带来了启发。有学者提出，梁漱溟乡建实验是传统社会濒临崩溃背景下的文化自救，当代乡村振兴则是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二者在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乡村建设的实质、乡村振兴的方式方法等方面有诸多共通之处。当然，梁漱溟的邹平实验距今已有八十余年的时间跨度，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巨变，其理论构想及实践对于今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借鉴价值，也还有待更多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