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文学潮水般被介绍引进中国，白话文运动兴起，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被彻底改写。

　　“我们是在用汉字写西方小说吗?”这是中国台湾作家张大春长久以来的疑问，也是当今很多作家思考过的问题。

　　8月13日，作家金宇澄、张大春做客上海图书馆“书香·上海之夏”名家新作讲坛，漫谈中国小说传统，为8月17日即将开幕的上海书展提前预热。

张大春(中)、金宇澄(右)在讲座现场。

　　中国现在的小说大部分是用汉字写成的西方小说

　　“我们这辈人，哪怕是上辈人开始写小说，往往是我们读了小说，就觉得‘我也可以’，很想跟着学。”张大春提到，此前科班出身的写作者并不多见，大部分作家都是经由模仿走上创作的道路，彼时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传统已被打断，“至少在台湾，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在文本教育和美学欣赏上，绝大多数人是直接看了翻译小说，就放在自己的作品里。”

　　这也就造成了近代当代人写小说，好多都是模仿西方小说中的传统，长篇长不过堂吉诃德，短篇也不像中国传统小说中的那么短。

　　这一“用汉字写西方小说”的潮流开始得远比想象得早。张大春认为，早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小说中，就绝大多数都是用汉字写成的西方小说。甚至，更早的晚清时期，西方小说在中国的影响已经十分显著，刘鹗的《老残游记》中，每当主角老残解开一个悬案，他的朋友就会称赞他，“你真是我们的福尔摩斯啊。”

　　“我们很难想象刘鹗那时候已经读过《福尔摩斯探案集》，但事实是，这部小说在当时影响很大。”

张大春(中)、金宇澄(右)对谈中国小说传统。

　　中国的小说脱胎于谈天说书的传统

　　西方文学的叙事方式和中国传统文学差别巨大，有倒叙、插叙等打乱时间的叙述方式，有严整规划好的结构。

　　而中国小说中，写一个人，向来是开篇就写清楚他是何方人士、家世背景如何，写历史，向来是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的最早源头展开话题，几乎没有打乱时间的叙述。

　　张大春认为，中国的小说脱胎于谈天说书的传统，一段故事会被不断讲述，在重复使用过程中不断被加进内容，“当一个故事不断被叙述而不会引起侵权纠纷的时候，这个民族就会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聊天圈子。久而久之敷演出越来越完善的文本。”在这种闲话式的叙述中，严整的结构，反而并不是最重要的。

　　张大春自己很喜欢这种“说书人”式的传统叙事。他1957年生，山东人，属于“台湾外省人第二代”。还没上小学，父亲就把《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一路对他说下来。

　　后来，开始写书的张大春也把自己定义为“说书人”，钟爱传统，喜欢在小说中“炫技”。他的《城邦暴力团》中各种典故信手拈来，兴致上来，笔触常常荡出很远。

　　有读者现场谈到读这本书的感受，说一气读下来觉得酣畅淋漓，但中间一旦断掉了，过几天想捡起来就无法续上，要翻回去看十几页才能想起之前讲了什么。

　　张大春很得意于自己的叙述，但也不无遗憾地承认，并不是兴致所发，想写到哪里就写到哪里，“骨子里还是西方文学的写法，一切结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对谈现场坐满观众。

　　金宇澄：写《繁花》是“想向传统靠近一点”

　　张大春认为如今真正在写中国小说的人也还有，其中一个是金庸，一个是金宇澄。

　　“金庸的作品，每一部都是道地的中国小说，他描述事物的方法是非常传统的。在他14部小说中，只有《笑傲江湖》是在令狐冲出场之前，就通过倒叙、通过他人之口累积了大量关于男主角的期待的，这不是中国小说里的常用手法。”

　　而金宇澄的《繁花》，在张大春看来，正是“说书人”聊天式的叙述方式写成，“金宇澄很会发挥这种闲聊荡开一笔、而且越荡越远的写法。我认为这是充分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学本质的叙述方法。不断渲染增补填充一些文本内容。”

　　金宇澄把写《繁花》的过程比作一个重拾中国传统文学价值的过程。他特别提到，自己是有意在接续民国时期言情小说流派“鸳鸯蝴蝶派”的旧式风格，在写作中把鸳鸯蝴蝶派的句子搜罗进去，放在小说之中，“味道马上就不同了。”

　　文学需要识别度，金宇澄认为，从这一点上看，曾经被我们抛弃的旧式文学，在当今的中国文学中依旧有重要价值，接续这一传统，是中国文学走出自己特色的一种方式。

　　提到中国小说传统，金宇澄认为中国文学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有很多局限性。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底子是不一样的，而‘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断裂。提及他的代表作《繁花》，他指出现在有些小说就像是西方小说翻译过来的，而他写《繁花》是“想向传统靠近一点，想做没人做的事，没有想要改变什么，只是想要特别一点”。

　　当天下午，金宇澄手绘文学插画展也在上海图书馆开展。插画展将于8月13日至8月19日期间，在上海图书馆一楼目录大厅向广大市民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