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巴金115周年诞辰，在巴金故居的策划下，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小开本《巴金译文集》，包括屠格涅夫、高尔基、迦尔洵、赫尔岑、斯托姆、克鲁泡特金等人的作品。

　　更多时候，巴金是以作家的身份为现代文学史所树碑、为公众所熟知的，尤其是其被称作“激流三部曲”的《家》《春》《秋》，那一种对爱情自由、思想觉醒的追求和抗争影响了数代青年人。

　　然而在创作的光芒之下，巴金也是一位实绩卓著的翻译家，一生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创作和翻译犹如两翼，对巴金译作的重新整理出版，不仅完整了巴金的文学图景，也可从中觅得这位百岁老人的人生经历和特色鲜明的思想轨迹。

　　贯穿一生的翻译事业

　　巴金原名李尧棠，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世代官宦大家庭，从小家庭环境优越，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0年，考入成都外国语专科学校，直接攻读英美原著，打下了很好的外语基础。这期间，受五四运动影响，巴金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

　　在扑面涌来的新思潮中，巴金最为克鲁泡特金及其无政府主义思想（又音译为“安那其主义”）所感触到。他后来在《我的幼年》中写道：“后来我得到了本小册子，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是节译本），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

　　克鲁泡特金是俄国著名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家，他的《告少年》（后巴金重译为《告青年》），节选自其作品《一个反抗者的话》，全文洋溢着强烈的反抗压迫、奉献社会、服务劳苦大众的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那一种平等、互助、自我牺牲的精神理念，给了少年巴金“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并在日后贯穿了他的一生。其笔名“巴金”中的“金”，即来自于克鲁泡特金的汉译，从处女作《灭亡》起一直沿用。

　　1922年，巴金就曾尝试翻译了俄国作家迦尔洵的短篇小说《信号》（发表时署名“佩竿”），这是他的第一篇翻译作品。1923年，他离开封建大家庭，到南京、上海等处求学，不满20岁的他已经开始有些吃力地尝试翻译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著作《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1927年，巴金赴法国留学，在法国继续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以及另一位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1928年他回国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可见，巴金从事翻译工作的时间乃早于他的创作生涯。

　　上世纪30年代到1949年，是巴金创作的黄金期，也是他翻译的黄金期，先后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及其《散文诗》、尤利·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集《草原故事》、斯托姆的短篇小说集《迟开的蔷薇》、普希金的诗集《叛逆者之歌》、柏克曼的《狱中记》（节译）、王尔德的《快乐王子集》等。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继续从事翻译工作，译作包括迦尔洵的短篇小说集《红花》、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木木》、高尔基的《文学写照》等。“文革”期间，巴金受到“四人帮”的迫害，被完全剥夺了写作的权利，翻译更是成为他在极端困难境遇下的一种庇护与寄托。七十多岁高龄的他开始着手翻译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是他终生喜爱的一部大书，从赫尔岑对“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的诅咒中汲取面对现实的力量。虽然因年老体衰，他只译毕前两卷（后在巴金的倡导和支持下，项星耀和臧仲伦分别完成了各自的译本），但《往事和随想》启发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

　　可以说，翻译工作并非巴金的副业，而是贯穿了巴金的一生，和创作并行，甚至影响了创作，比创作更绵长。他的翻译对象也涉猎极广，包括英语、俄语、法语、德语、世界语等多个语种。其早年的翻译多以英译本为底本，并参照其他语种译本，后来则几乎都根据原语种原著予以重译，尤其是占比例最大的俄文作品。特别值得敬佩的是，巴金对自己的译本总是反复修订，不断打磨完善，完全称得上当行本色的翻译家精神。如唐弢在其《晦庵书话》里所指出的，巴金翻译的特点正是“屡印屡改”：“巴金对自己译作极认真，又诚恳地向读者负责，所以重版一次，即思修改一次，作家中对自己译作屡印屡改者，当推此公为第一名。”

　　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巴金的翻译工作也备受学界关注和推崇。有学者对比原著研究过巴金的译文品质，认为其信实、自然、“不隔”，“他的翻译舞虽披枷戴锁，也能跳得如行云流水，有如神助”（王友贵《巴金翻译文学初探》）。值得一提的是，巴金除从事一线翻译工作外，由他所担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出版重镇，据统计共出版43部译作；他主编的“译文丛书”出版57种，包括福楼拜、雷马克、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一系列作家选集，在中国影响甚大，多次再版，其中不少成为经典译本。

　　《巴金译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

　　用“拣来的武器”战斗

　　巴金的译作和其创作一样，这些年多次再版。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一套《巴金译文选集》（共十种，内地版于次年面世）。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金译文全集》，共十卷，囊括了巴金所有结集出版过的译作。巴金亲自参与了编辑和校订，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文学工作。此外，还有北方文艺出版社于巴金去世后的2008年出版的五卷本《巴金译丛》。

　　在三联版《选集》开篇，巴金写了一篇小序，可以看作他一生翻译思想的重要总结。巴金写道：

　　我常说我不是文学家，这并非违心之论。同样，我也不是翻译家。我写文章，发表作品，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希望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起一点作用。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借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里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打动更多人的心。不用说，我的努力始终达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

　　“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是巴金选择翻译作品的一个标准；而“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则是他从事翻译的冀望与目的。他接下来写道：“我记得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么我和我的一些前辈却花费不少时间做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巴金，如他在“激流三部曲”中所写，亲眼目睹了太多旧制度镣铐下的惨剧，这让他终其一生都在厉声控诉黑暗的、压抑人性的制度。他用笔战斗，既用“自己的武器”，也向外求索着“拣来的别人的武器”。

　　以此翻译观去观照巴金的翻译实践，可以明显地印证这一点。巴金说“我平常最爱看一般人不爱看的书，因此我也爱译一般人不愿译的书”，他选择翻译的作品，很多并不是人们熟悉的所谓“名家名著”，而是打动了他自己，能够与他气质相契合、思想相共鸣的作品。早期巴金翻译了大量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如美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柏克曼的回忆录《狱中记》，巴金早年曾与柏克曼有过交往，翻译这样一本书，不仅出于思想上的原因，“还能让他感受到一个纯洁的心灵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养成，能够感受到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的护持”。而后期尤其上世纪40年代后，中国无政府运动的分崩离析不能不让巴金有所反思，他开始大量翻译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品，文风与思想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激情澎湃，而是转入对国家社会的沉思，以新的姿态投入到反封建帝制的民主斗争中去。

　　巴金故居副馆长、同时也是这套浙江文艺新版《巴金译文集》策划者的周立民总结说，巴金的翻译作品在思想上大体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充满人道主义作品，同情底层，站在弱者一边，强调正义的力量；二是充满反抗精神，对不合理的制度发起攻击；三是作品的基调充满热情，抒情性比较强。也就是说，比起文学性，思想性以及对社会的效用，才是巴金更为看重的。这和一些前辈作家如鲁迅等倡导翻译外国作品，用“盗火者”之“火”来启迪民智、塑造新民族品格的诉求是一致的。而对于巴金这样一个感情更加充沛澎湃的人来说，从“打动我的心”到“打动更多人的心”，无疑更是他所愿意去追求、去达成的。

　　青年巴金

　　“为了同一个目标”

　　作为一个大量汲取西方资源的作家，阅读翻译的烙印不可避免地时时闪现于巴金自己的创作之中，某种程度上说，也成为他的一种风格特色。

　　处女作《灭亡》的书名就来自俄国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的长诗《纳里瓦依科》，当年巴金曾将这首长诗的几句译成汉语。诗中写道：“灭亡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而雷列耶夫本人也因为反抗暴君的起义死在绞刑架上。巴金称赞他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英雄”。他的小说《灭亡》写的也是北伐战争之前的一位中国革命者杜大心，为反抗压迫拼命工作、不惜消耗生命的故事，歌颂了为理想英勇献身的精神。这一形象，并不太符合我们现在熟悉的革命史套路，与其说来自巴金所体验到的中国革命现实，不如说更多来自于他所阅读到的外国革命家传记和回忆录，尤其是那样一种“悲壮的基调、燃烧的激情和矛盾的内心”。巴金的心路，从中有迹可循。

　　还有《夜未央》，作者廖·抗夫虽是不知名波兰剧作家，但这部描写俄国虚无主义者精神面貌的剧作不仅一度轰动西方，也曾深深打动过少年巴金，“使他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奋斗的大悲剧……这个十五岁的孩子第一次找到了他梦景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

　　在1938年创作的《家》的续篇《春》中，巴金就用不短的篇幅专门写到了高家二少爷觉民和伙伴们排演《夜未央》的情景。觉民看到二小姐淑英身上也有反抗封建大家庭的因子，特意请她去看这出剧。淑英获得了很大的震动，反思“为什么外国女子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做出那些事情，而中国女子却被人当做礼物或者雀鸟一类的东西……送出去……关起来？”后来，她也和二哥、三哥一样走上了反抗道路。排演《夜未央》，也是巴金青年时自己的真实经历，“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实实在在浸透在他所译、所写的每个字背后。

　　巴金说：“我翻译首先是为了学习。”除了浪漫抒情文风上的影响，外国作品的阅读和翻译对他更深的影响是内在的。在《〈译文选集〉小序》中，巴金特别提到他从自己第一部译作《信号》中获得且深受启发的人道主义思想，这种“对生活、对人的热爱”贯穿了他一生的写作，从《灭亡》，到“激流三部曲”，到后期的《寒夜》，再到晚年的《随想录》，题材不同，文体不同，但“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向老托尔斯泰学习”

　　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巴金列出了一长串他喜爱的外国作家名单，包括卢梭、左拉、雨果、罗曼·罗兰、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狄更斯、夏目漱石等等。这些作家之间有共性，作品都闪烁着“爱人”的人道主义光辉和浪漫主义的调子。同时也不难发现，巴金对俄罗斯文学的偏爱。

　　从早期的俄国无政府主义到后来的俄国现实主义，巴金一直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和滋养，也是他投入了最大量精力来译介传播的部分。在其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家》中，处处可见俄罗斯文学精神的启蒙和唤醒作用。巴金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即写道：“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巴金并没有直接翻译过托尔斯泰的作品，但终其一生都和这座“十九世纪文学高峰”、“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保持着情感沟通。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曾从法文转译过高尔基撰写的《列夫·托尔斯泰》和《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夫人》。晚年托尔斯泰厌恶贵族生活、选择为贫苦民众做事、81岁离家出走的经历，让巴金深为感触，也让他坚定了晚年坚持“说真话，言行一致”的选择。

　　1985年，巴金在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对托尔斯泰的私生活说三道四。气愤之下，巴金写了一篇《“再认识托尔斯泰”？》予以辩护。文中写道：

　　他和我有天渊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这也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托尔斯泰虽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他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我想，人不能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说套话过一辈子。还是把托尔斯泰当做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吧。

　　周立民在《巴金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一文中认为，晚年巴金有着和晚年托尔斯泰相类似的处境与压力。巴金晚年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头浪尖，也常为得不到人们的理解而苦恼，所以在他精神探索的路途上不断向这位文学大师寻求力量。而这一力量的源泉，正如他在《随想录》中所不断提起的那样，就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

　　1994年，90岁高龄的巴金跟外孙女表白心迹道：“我说我要走老托尔斯泰的路。其实，什么‘大师’，什么‘泰斗’，我跟托尔斯泰差得很远，我还得加倍努力！”在一个“告别革命”的新的时代，巴金重提托尔斯泰和俄罗斯文学，是他一生文学经历的回顾，也为他的思想轨迹重新找回了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