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自1984年步入文坛，迄今已有十一部长篇，及三百余万字中短篇小说的创作量，且写作即使不算惊艳，但总在水准线上，也因此得到过王安忆等名家诸如“更是小说家”的好评的作家，现年54岁的王大进确乎太低调了。以至于在日前于江苏南京举行的“王大进作品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某种意义上只聚焦一个话题：王大进创作有不少值得肯定和赞许的地方，却为何总是声名不显？针对他不同寻常的勤奋和与众不同的低调，评论家吴俊更是意味深长地质问道：“在当下文学环境和格局里，一个作家该如何经营自己的文学？”

　　吴俊说的“经营”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在当下全媒体环境里，一个作家该怎样利用多种手段来包装、策划自己。这乍一听更像是走市场、跑流量的明星该做的事情，作家岂不应专注于自己的写作？但很可能如吴俊所说，作家生活在当下，是很需要一些包装和策划的，否则的话很可能会默默无闻。当然这个事情，部分可以由出版社、杂志社或媒体来达成。二是，放在当代中国文学或某一个特定地域写作群体的大背景下，一个作家需要对自己的写作进行怎样一种“修辞”。倘是换一种表达方式，吴俊疑惑的或许是，王大进的创作在整体上并不弱于同时代某些作家，却为何没得到应有的关注？

　　毫无疑问，王大进特别享受写作。以他自己的理解，一个作家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源源不断地写下去。“我30岁能写，40岁能写，50岁能写，到60岁还能写出东西，我就觉得特别幸福。”但他的确不怎么会经营自己的文学，或者说，他也不乐意去经营，甚至对此有一种抗拒心理。作为会议主持人，评论家汪政异乎寻地常对王大进表示了感谢。“我为什么要感谢他呢？因为这个会是我和鲁敏做了好多工作，他才答应开的，他特别不愿意开研讨会，坚决拒绝，低调可见一斑。”而用王大进自己的话说，作为一个性格比较平和的人，他一直以来走的都是疏离文坛的道路。“我写了十几本书，但我从来没有给全国任何评论家寄过书。有一次在北京和王安忆一起吃早饭，她让我有新书出版就寄给她，我当即说好的。但事后才发现没有留下她的地址。我后来辗转问到了地址，却突然发现失去了寄书的动力。我想，我这样一个作家写得又不好，凭什么把小说寄给她看，这么一想，我就觉得很丢人，最终还是放弃寄书了。”

　　当然，王大进不同寻常的低调，也不能成为他声名不显的绝对理由。在评论家李国平看来，这和王大进不赶潮流有关。“大家的眼睛总盯着几个大紫大红的作家，像王大进这样有相当体量，有相当积累的作家，确实被忽略了。他的书没有前言、后记，上网查不到他的访谈，也看不到他的创作谈，他是一个藏在作品背后的作家。他靠自己一针一线长期累积，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评论家何平则认为，王大进被忽略在某种程度上，源于比较少的关注和研究也只局限于他的文本。“一个作家也是一个社会分析家，他通过作品对于社会进行分析、概括、把握，从而使之逻辑化，王大进具备这样的能力，反映在他的小说叙事上，他写的多是面向普通读者的俗情小说或世情小说，这样的小说有赖于在作品与读者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学生态。对于这类小说，要只是着眼于文本、作者，而不是同时关注到读者这一环节，就很难认识其真正的价值。”

　　而以评论家贺绍俊的理解，这也和王大进置身于江苏文坛有关。他为自己没能关注到王大进歉然道：“江苏的文学天空星汉灿烂，每一颗星都非常耀眼，但你盯着一颗星就忽略了另外一颗星，王大进就是我忽略的那一颗星。”贺绍俊特别注意到王大进在运用心理现实主义技法上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并且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的描写注重人物精神心理的复杂性，他强调心理和现实之间的交互关系，而不是收敛进人的内心。他不像有的作家为制造故事性，很愿意追求一些异常的东西。他往往就写人之常情，对此进行一种很透彻的心理分析，这样的分析，有时会修正我们某些固定的，却是错误的想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很多作家写两性，写性爱，往往会有意无意受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最后归结到唯一的，情欲的视角。但王大进的小说，虽然很多以婚姻、性爱为题材，但他从不拘泥于从情欲角度分析问题，而是把视角扩展到人的一些基本天性，包括人的社会性、人的自尊、人的孤独感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作品中的人物怎么去处理两性问题。所以，他的小说通常都包含着很深的寓意。因为王大进并不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觉得这个世界不是简单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他想用一种文学的方式把这种复杂性呈现出来。”

　　这也恰好应了新任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的一句评价，王大进的现实主义不是符号式的现实主义，是走进生活深处的现实主义。某种意义上也应验了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鲁敏的阅读感受，王大进作品提供的文学观、或者价值观是比较正义的。“正义这个词，可能会让很多作家觉得太正确，大家都更愿意找一个更另类或者更残酷的姿态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现在强调正义、柔软，或关切之类的词，都让人感觉太正了。但王大进身上有正义的气质，这和他本人的气息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看他的小说，不管故事情节如何发展，人物命运如何曲折，都能看出他对人物抱着向暖和向善的姿态。虽然他未见得都以正面方式表现这种正义，但他最后都会回来，把机位驾到人性比较柔软的地方。”

　　但任何事物都至少有两面性。王大进小说内在机理的柔软，也可能成为他写作的某种“软肋”。《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表示，王大进的小说表面上看写的权利、欲望，内里却非常善意、柔软。他几乎对笔下的每个人物都充满同情，并让人感同身受。但他下笔不够狠，让我们感受到善意的同时，也可能限制了他表达的力度。“所以，我们读他的小说，尤其是对其中的女性人物，会感同身受，但读完后总还是觉得缺了点什么。这或许是他的个性使然，他把自己的性格贯穿到作品里去了，笔下人物都不够狠，也可能是他自己太善了。”

　　回到文学的范畴来讨论问题，吴俊的另一个质问或许比较有代表性。“王大进写女性，应该说写得非常好。但当毕飞宇、苏童等笔下很多女性已经成为文学人物的时候，为什么他塑造的女性形象，还没能融入到我们的文学经验当中？”吴俊认为，这或许和王大进的写作缺少文学力量多少有点关系。他指的不仅仅是人物本身缺少力量，而是文学修辞不够有力量。“王大进在行文叙事里用一些成语，是我认为可以商榷的。他有些地方会用到‘虽然’‘但是’‘因为’‘所以’等转折词，虽然不存在任何语法问题，但把故事人物心理表达理论化、逻辑化了。这会在某种意义上弱化了文学叙事的力量。”

　　倘是换一个角度，王大进在一些方面的“弱化”，也可能使得他的写作在另一些方面有意想不到的“发现”。评论家张光芒在对比阅读王大进早年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欲望之路》和长篇新作《眺望》后，认为如果说前者写出了转型期人的异化不归之路主题，后者则凸显了人的现代性正在缓慢建立起来的主题。“同样是写进城的故事，《欲望之路》里的邓一群，为了自己的欲望，灵魂扭曲、人格沦丧，这样一个人的异化之路实际上带有一定程度的概念化，和日常生活不能形成全面的对应。但《眺望》里汤小兰的形象就很生活化，可以说是和生活本真无限度的接近。而且在汤小兰身上，看不到城乡之间尖锐的对立关系，她始终保持了人格的完整，这是很难得的一个设计。这应该说是王大进思维方式转换的反映。他已经从根本上破除了城乡对立的思维方式，也对底层叙事模式进行了有意识的破除。也因此，人的现代性的重要维度才得以慢慢建立起来，虽然这个进程非常缓慢，但仍然值得人们来眺望。”

　　以此观之，王大进似乎本该是缓慢的，这是他写作的一个基本姿态。《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作家叶开和王大进相识多年，编辑过他的多篇作品。在他看来，王大进就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爱下结论，总希望作者能马上给出一个鲜明的态度，但是王大进不给你这个机会，或者说他对当今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生存环境有自己的独特思考。这可能与他的内心，他的世界观，还有他的性格都密切相关。但也可能正因为，他有这样一种特殊的个人心态，恰好让他有耐心慢慢去编织他小说里的那些耐人寻味的人物关系。”

　　也因此，王大进的创作给了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这样的总体印象：他的小说植根时代、植根现实，给人感觉独立于时代、独立于现实。他小说的语言虽然很朴素，却有意味，有言外之意，所以看着波澜不惊，也很容易读进去。他的作品看似简单平稳，写命运不是太大起大落，写人物不是太离奇古怪，但给人感觉，简单背后有复杂，平稳下面有急流，并且看似平凡中，处处有奇思妙想。“我读他的一篇小说《孤独命运》，读的时候觉得略显沉闷，但在沉闷之中，却也时时感到心动。我想，所谓文学的功能和力量就在于能让人心动。这一点，王大进做到了，这是他的简单与复杂，平凡与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