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发展至今已近二十年，和上世纪的当代文学相对照，究竟产生了哪些变化与成长，面临哪些新的问题?新世纪文学的前瞻和出路究竟如何?围绕这些话题，日前，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校区举办的第一届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研究工作坊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会学者指出，新世纪的社会发展呼唤作家们写出更多具有时代前瞻意义的先锋文学，要求作家和评论家具有关注当下、放眼世界的自觉意识，而时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对作家创作所造成的知识储备和想象力的挑战，亦已成为一个热议话题。

　　先锋精神消退，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中年危机”?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教授在发言中特别提到了2017这个年份。新世纪展开至今已有17年，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曾有过一个众所周知的“17年”，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7年，那时涌现了一批新的作家，文学作品中出现许多新的故事，给文学史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作为一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他自然格外关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态势。他曾和郜元宝、张新颖等人一起策划了一套“走向新世纪小说选”系列丛书，坚持编选了十几年，想以此系列的整理出版为脉络，看看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动向，能不能完成像五四文学那样为文学史“设立了边界”的文学变化。令陈思和略感失望的是，他认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并没有特别重大的变化。“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与80年代的文学相比，有一个断裂的话，那么90年代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则一直平稳地延续到了今天。”

　　陈思和指出，中国文学的主流发展态势是靠社会变化、科技文化变迁来引起文学变化，这是常态的发展，但在有些时段，会有一个不正常的断裂，文学突然走到了生活的前面，出现了一套新的文学规范，告诉人们该如何生活，鼓励人们追求新的理想。“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起到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一直处在与年轻人结合、与整个社会的改变相结合的兴奋的运动状态，我把它命名为先锋文学。”先锋文学走在整个社会前面，这也决定了它常常是短暂的、容易消失、融入到更大的社会潮流中。但是上世纪90年代后，先锋文学却发生了变化，它对社会的整体的文化批判没了，变成了以作家马原为代表的“艺术的实验”。上世纪90年代又兴起一波先锋作家，如韩东、朱文的小说等，但这批先锋作家却飞快地与商业文化相结合，融入市场，“都变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其中的原因值得人们深思。这两拨先锋运动消失后，就进入了新世纪文学，它具有“常态文学”的特点，先锋性的文学探索即使还有，也被淹没在时代底层，引不起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为什么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马原、韩东这样的有影响的先锋作家?陈思和认为，“先锋”文学常常与青春及其对文化的冲击联系在一起，新世纪以来先锋文学向常态文学的转变，或许正是当代文学发展的中年特征或“中年危机”的表现。“现在掌握主流的作家都是中年人，如莫言、王安忆、贾平凹等，这批作家还处在写作的中年发展成熟阶段，随后而来的将是中年危机。真正代表青年兴盛力量的文学如何走?”陈思和一直很重视对当代青年作家创作的研究，2016年，他曾邀请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来复旦大学讨论中国新世纪文学，同时也请了蔡骏等青年作家参会，希望评论家与作家在一起讨论中国当代科幻、玄幻、悬疑等类型文学时能产生积极的对话，哪怕是尖锐的对立也好。但结果那次会议开成了一个“尊老爱幼”的文学会议，没有产生观点上的对立或争论，“我很失望。”陈思和表示，他很希望看到青年作家与主流作家创作的新变化，希望在青年作家和评论家之间能形成新锐的对话。“今天的文学面临着各种危机，我们的文学要有一点先锋精神，青年作家和学者尤其要有一点‘先锋气’，在新世纪的文学环境中进行有活力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

　　中国新世纪文学是否真的缺乏先锋精神,步入“中年危机”阶段?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对此有他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把先锋与青年作家之间划等号，这样的观念有可能使我们对已成名的中坚作家为保持创作的先锋性而付出的巨大努力视而不见。实际上，他们为超越自我所作的探索实验对新世纪文学来说弥足珍贵。张新颖举王安忆的长篇近作《匿名》为例，认为《匿名》是一部颇具“野心”之作，“大部分小说是不敢面对文明这个词的。文明是人类这么多年一点点积累到今天的，如果有一天人类文明突然塌了，我们掉下去，从进化的人变成了一个退化的人，人类将如何自处，如何生存?《匿名》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王安忆实际上是用一个对未来的想象的方式来思考人类文明这个大课题，这几乎已经是一个科幻的方式来写小说了。”

　　《思南文学选刊》主编黄德海则呼吁，评论界应对有先锋姿态的新世纪小说多一点包容和耐心。“一个好的文学应该对人类所有的精神产物感兴趣，而不是只对一些精致的、微妙的、记忆性的东西感兴趣。”黄德海举霍香结的小说《灵的编年史》为例，作者企图把包括儒释道、基督教、柏拉图学说、量子力学、人类学、人工智能、外星文明等在内的各种知识都容纳在小说里，甚至设想人类后来成为低档的生物，被更高层次的生物所控制。很多读者觉得小说写得太混乱，作者的野心太庞大。“但是，我们为什么一边嚷嚷着当下的小说创作缺乏想象力、同质化现象严重，期待文坛出现一个有新意的好作品，另一边却在先锋姿态的小说出来时，批评它的不成熟?”在他看来，同样糟糕的现象是，很多当代小说家们似乎越写越有洁癖，自设了很多写作中的清规戒律，不能容忍更多领域的知识进入小说，也缺少自己的立场主张。

　　科幻文学兴起的新世纪：知识边界的更新带来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的科幻小说正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刘慈欣、郝景芳等科幻作家接连在国际上斩获科幻小说大奖，也让读者对科幻小说的兴盛充满期待。事实上，在中山大学的这次新世纪文学研讨会上，刘慈欣是被与会学者提到次数最多的小说家。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认为，刘慈欣“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小说提升到了世界级水平”，而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其实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还是跟主流文学有一种关联与回应，是对启蒙、英雄等中国文学重大主题的一种颠覆和改写。以刘慈欣的中篇《乡村教师》为例，小说类似于刘醒龙《凤凰琴》的太空版，一位乡村教师的最后一点的努力，最终却拯救了全人类。严锋认为，像这样的启蒙主题出现在科幻小说中，可以说意义重大，刘慈欣使中国文学重回了启蒙现场。

　　严锋指出，在这样一场有关文学的讨论会上提到很多科学、人工智能等话题，这本身值得回味。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还是那个科学，理性、强势、缺少人性，但科学又正在加速攻城掠地，在一些以前不可能攻陷的地方步步为营，比如文学，以致于评论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科幻文学到底姓文学还是姓科学?他当然同意刘慈欣的意见，科幻小说毫无疑问姓文学。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志荣以科幻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人工智能为例，探讨文学与哲学、科学之间对话的可能。现在有很多科学家、小说家在超前思考一些由人工智能研发而带来的问题，即未来的人会不会变成神一样的存在，或人的历史将被人工智能终结?实际上，关于人工智能的未来畅想和思考，最后都会落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上，即人工智能是对人的智能的模仿，但人自己到底是什么?如何认识人自己?也是在这一点上，最古典的西方哲学之问与当代最先进的科技之间可以展开对话。

　　刘志荣还特别强调了知识背景的变化给新世纪文学所带来的影响。他认为，新一代小说家的知识背景和之前的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对先锋文学、对各种类型文学非常熟悉，对古典文学也很内行。知识背景会影响作家的想象力，这已导致了新世纪文学在题材、气质上的一些变化。毫无疑问，对今后的作家而言，个人生活经验的更新固然仍是基本功，而知识更新所带来的挑战同样不容忽视。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岗认为，科技的进步正使得社会加速发展，也使得人类的未来变得越发捉摸不定。这种科技社会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波及到文学，可以看到，小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性格令人捉摸不定的人物，故事情节则动辄就时空穿越、城市折叠，小说中的未来通常是不确定的、令人惶恐不安的，那个可以为之奋斗的可预期的未来似乎已经消失。“实际上，捉摸不定的未来正成为当代文学最鲜明的特点。”

　　新世纪文学的姿态：紧扣当下，放眼世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从鲁迅对白话文新文学创作的评价谈起，以此观照新世纪文学。鲁迅一向从两个维度来看五四新文学创作，一是看这些最新的文学现象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如何，即人已有之的前提下，我何为?二是看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也就是在古已有之的前提下，而今安在?“今天”和“我们”，正是鲁迅关注新文学的最主要角度。以此来看21世纪的中国文学创作，不难发现这两方面我们都有所忽略。“如果我们的创作和评论能够一方面紧扣当下，强烈关注当下现实，同时眼光一刻也不脱离世界文学的参照，我们的文学界可能就少一点困惑和苦恼。”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以梁鸿《中国在梁庄》和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这两部非虚构作品作对比，分析新世纪文学创作在反映中国当下农村社会问题时的探索与努力。都出自女作家之手，都给读者带来震惊的阅读体验，但林白笔下的农村样貌与梁鸿笔下的梁庄有很大差别，这其中，作家的问题意识、采取的叙述视角都值得留意。梁鸿的作品更契合中国当下对农村的想象，而林白则冒犯了大众审美，某种程度上更有先锋性。张莉指出，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对乡村的想象大致遵循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为代表的三个传统，而新世纪的乡土书写，更需要对书写者的思考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