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翻译如何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在4月8—9日于南京邮电大学举办的“语言·文化·技术:信息时代翻译研究与教学研讨会”上,该问题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

　　分享中国发展经验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玉括表示,我国已改写单向接受西方科技与思想的历史,开始向世界介绍自己的文明与文化;与此同时,世界也希望听到中国的声音,翻译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历史长河中,不同的文化在交流和碰撞中得以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要永葆青春,就要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浙江大学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许钧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是中国人单方面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更重要的是与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交流和互鉴。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伟大实践之一,这些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是中国独特的资源。将这些独特的资源与世界分享,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话语权、传播中国文化和思想,还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世界的文化。”许钧说。

　　以“我”为主导

　　当下,中华文化“走出去”尚面临一些困境。例如从语言或接受层面来说,由外国人介绍中华文化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却可能存在由文化差异等因素导致的选择偏颇,而由中国人主导翻译的作品也存在外国读者关注度不够的状况。

　　对此,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王宁表示,“走出去”的部分中华文化或文学作品缺乏关注度,与传播途径不畅有关。他提出,中华文化“走出去”要以“我”为主导。具体可以采取中外合作的方式进行,如中国学者提出议题和选目,并邀请国外学者参加,借助国外主流媒体或出版机构发声。这样不仅有助于全方位、系统地介绍中华文化,也能有效地传播中华文化及中国学者的思想观点。

　　这种状况对翻译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杨金才表示,要注重培养“高、精、尖”的翻译人才,并鼓励中国学者主动用外文推介中华文化、发出中国声音,提升中华文化和中国学术的影响力。

　　“我们渴盼那些既熟悉原文又精通外文,而且能秉持文化平等客观立场的译者。”王玉括认为,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有必要借用国外本土译者的语言优势,客观地传递中华文化。但在涉及价值立场等方面,理应由我们主导。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我们的立场,才能真正对世界文化多样性作出自己的贡献。

　　主动适应技术发展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除了受到翻译水平和传播途径的影响,还面临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挑战。正如西安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执行主编王和平所说,“近年来,语料库翻译学、机器翻译技术、云翻译技术、众包翻译等的出现表明,翻译、翻译实践、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都处在一个激烈的变革期”。

　　如何应对这类挑战?王和平认为,应当处变不惊并主动适应,无论翻译世界怎样变化,但翻译者具有必备的、过硬的基本功和能力这一点永远都不应该也不会改变;无论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有多么强大,人类的诗意和意志、人类的情感和情怀以及人类对技术的主导永远都不会也不应该改变。

　　王玉括表示,技术对翻译的支撑越来越明显,但技术对翻译的影响目前依然主要体现在“刚性的”翻译方面——规范性的东西可以由机器来翻译;一些“柔性的”东西,如在情感、精神、心理及立场等复杂交错的领域,人的翻译仍然无法替代。

　　“所以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译者或学者不仅需要能够熟练地运用外语和现代科技,还要注重了解对象国的历史、文化、风俗,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所译作品背后所蕴藏的因素和深邃的思想,从而以最能打动其他民族内心的语言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杨金才说。

　　对此,许钧表示认同。他提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一方面,选择具有独特性的中华文化,并使其具有国际性的表达;另一方面,考虑其他民族的理解力和接受力,通过变通的手法,选择一种整体性、阐释性的翻译,对中华文化加以很好的推介,同时辅以学术讲座、读者推广、市场营销等手段进行全面推广。

　　此次研讨会由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外语教学》暨《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来自全国120多所高校的20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