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图书馆虽然闻名于世，历史却相对年轻，1973年由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几个国家级的图书馆合并而成。说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我们就十分熟悉，因为该馆巨大的圆形阅览室是马克思数十年如一日查阅图书资料的地方。

　　大英图书馆收藏极丰富，这次在国家图书馆展出的展品以手稿为主，书只有一本，即印制于1599年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当时莎士比亚还活跃于伦敦戏剧界，他所在的宫内大臣剧团就在那一年建造了泰晤士河畔的环球剧场。电影《莎翁情史》呈现了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和剧坛特点，并巧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部分场景，讲出了一个温暖而不失悲剧性的爱情故事。莎士比亚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已经确立了至为崇高的地位，称他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喜爱的作家，并不过分。马克思在1859年将“莎士比亚化”对比于他所反对的“席勒化”，这一区分至今还有待我们深刻认识。与莎剧有某种关联的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说数不胜数，这次来展出的本杰明·布里顿的歌剧《仲夏夜之梦》乐谱，就是其中之一。英国没有出过像莫扎特和贝多芬那样的伟大音乐家，但布里顿是20世纪英国音乐界的大家，该剧也在我国上演过。

　　在中国，这些手稿作者中名气最小的大概就是吉尔伯特和萨利文了(前者是歌词作者，后者是作曲家)。两人在19世纪下半叶合作的十几部轻歌剧，集文学、音乐与戏剧于一身，风靡英伦，号召力绝对不在莎剧之下。我国电影观众非常喜爱的《音乐之声》就是从他们创立的轻歌剧发展而来的。夏洛特·勃朗特《简·爱》的手稿也来到北京，我当年读的是上世纪50年代再版的李霁野译本。改革开放不久，城市里甚至出现过“简爱帽”。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与中国也特别有缘分(如徐志摩被称为“中国的雪莱”)，日本学者藤井省三之所以说“鲁迅和苏曼殊切开了(中国)近代文学地平线”，就是因为拜伦的《唐璜》在中国象征了一个转折点。这恐怕是英方策展人士完全料想不到的。拜伦是英国贵族，相貌堂堂，极有诗才，在《唐璜》里讽刺英国各种头面人物毫无顾忌，被桂冠诗人骚赛称为“撒旦诗派”领袖。拜伦想解放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却壮志未酬，1824年因病去世，年仅36岁。看到《唐璜》手稿上诗人洒脱有力的笔迹，我深为震撼。《唐璜》第三章中的《哀希腊》在上世纪初的读书人中流传极广，苏曼殊、马君武和胡适都曾译过，他们想借此诗激荡国人知耻奋进之心。请看苏曼殊译文：“故国不可求，荒凉问水濒。不闻烈士歌，勇气散如云。”“吾生岂为奴，与此长终古!”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是清末民初介绍外国文学最重要的文章，也是民族独立、国民性改造话语的源头。摩罗即佛教里的魔鬼，基督教里的撒旦。摩罗诗派以拜伦为宗主：“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鲁迅警告国人不能以历史悠久为自夸的资本，《阿Q正传》的基调正是从《摩罗诗力说》开始的。

　　鲁迅也是一位独具特色的翻译家。他主张直译，也包含着文化乃至思维形式改革的用意。鲁迅的翻译作品要比他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多得多，他主要译介俄苏文学和东欧小国文学，但是要说他与英国文学无关，那就错了。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卷首就是雪莱的一首诗，大意谓诗人在歌里教的就是他们在苦难中学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中有很多英美文学和文化政治的内容。这些书现在几乎没有人读，非常可惜。我们还可以问一问，鲁迅的翻译与创作有何关系?哪些内容触动了他?

　　《思想·山水·人物》里还有这样一句：“所谓青年而读裴伦，中年而读渥特渥思。”这位“渥特渥思”就是比拜伦年岁稍长的华兹华斯。这次展出中有名诗《我好似一朵孤独的流云》的手稿。华兹华斯自比在天上漫游的孤云，不是借此强调自己如何高洁，不被人理解，感动读者的是诗人的一片好心情：“突然我看见一大片鲜花/是金色的水仙遍地开放/它们开在湖畔，开在树下/它们随风嬉舞，随风波荡。”我国古代诗人吟咏花草，经常有所谓“寄托”，不免有一点孤芳自赏。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暗喻自己如何美好，“一任群芳妒”。钱锺书和杨绛对这种诗人的自我欣赏有过质疑，但与自我怜悯、自我欣赏相联系的审美习惯已经深入到集体无意识，不大会有专家就此发出一点批评的声音。华兹华斯能够“看见一大片鲜花”而喜，也可以给我们一点不小的教益。到过英国的人都会对那里春天的水仙花有深切的印象，难怪诗人在最后说，当他独处的时候，想到这个景象，“我的心又随水仙跳起舞来/我的心又重新充满了欢乐。”

　　另一位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绝顶聪明，但是意志薄弱。他的《文学传记》上世纪中期在英美学界成为批评理论的圣典。柯勒律治的歌谣体叙事诗《古舟子咏》手稿这次也来到北京。这首诗最初发表于他和华兹华斯合作的《抒情歌谣集》(1798年)，比《我好似一朵孤独的流云》在英国诗史中重要得多。诗中的象征主义和复杂的伦理议题至今还在吸引众多学者。

　　宋代以降，中国流行包公故事和公案小说，这为福尔摩斯在20世纪头几年登陆上海铺平了道路。福尔摩斯讲科学，重证据，他的工作“程序”也有功于清末的司法改革。中国人经过比较才发现，“逼供信”(所谓“屈打成招”)伤及无辜，危害太大。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是颇有成就的医生，也是侦探悬疑小说的鼻祖，他的职业特点反映于他清晰整齐的笔迹，从参展的手稿《失踪的中卫》中可见。通过别人的文学可以认识自己，从而警醒，改变。这恰恰是上世纪不懂外文的文化名人林纾用文言翻译外国文学的用心所在。林纾善于以比较的眼光来审视本国文化，尤其是习焉不察的价值取向，多有惊人之论。

　　最后必须谈谈狄更斯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手稿。以《左传》《史记》《汉书》和韩愈为代表的古文传统，林纾视之如生命。他在1919年致函蔡元培，抨击激进学说，捍卫古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但是林纾也从一百多部自己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莎士比亚和柯南·道尔)的细节中发现，仁义礼智信等价值是天下公理，不为中国一国所独有，他因此不主张作“华夷之辨”。1907年，林纾与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有一套英文狄更斯小说全集的魏易合作，翻译出《滑稽外史》(今译《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林纾在译本上写一短评，如此开始：“迭更司，古之伤心人也。按其本传，盖出身贫贱，故能于下流社会之人品，刻划无复遗漏，笔舌所及，情罪皆真，爰书既成，声影莫遁。”这里所形容的正是描写普通民众生活(“下流社会之人品”)的现实主义笔法。《滑稽外史》里主人公之母丑态百出，善于比较的林纾发现了作者有胜于古文传统之处：“每有所言，均别出花样，不复不沓，因叹左、马、班、韩能写庄容不能描蠢状，迭更司盖于此四子外，别开生面矣。”他在为另一部狄更斯小说《孝女耐儿》(今译《老古玩店》)作序时说，即便是《红楼梦》也有短处，书中描写大户人家的盛衰让人叹为观止，但是“终竟雅多俗寡，人意不专属于是。若迭更司者，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之于不能自已，则文心之邃曲，宁可及耶!”

　　林纾1924年在京病逝，离拜伦去世整整一百年。郑振铎很快发文纪念林纾，还举出林译小说的三个贡献。首先，读者了解到“‘中’与‘西’原不是两个绝然相异的名词”。其次，中国读书人不再妄自尊大，认识到欧美作家不输于古文家心目中的司马迁。再者，小说的地位由此改观，自林纾以后，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文人。我还想加上一句：从此之后，小说家乐于写贫民百姓的生活，“专为下等社会写照”，不再束缚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江湖好汉题材。

　　在这次展览中，还有几本中方提供的莎士比亚作品集(包括一本17世纪后期的对开本)，十分珍贵。它们竟然全是巴金捐献给国家的。巴金的藏书一直有名。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往往也是翻译家。中国现当代作家立足本土，主动吸纳包括英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的营养，百年来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有书自远方来，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