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

　　展示中国文学艺术魅力的精品力作难得，需要作家、评论家们去深入思考和不断探索。创作有各种流派，作家可以使用不同的创作手法，但是这些流派、创作手法都是从传统与现实的交汇中，从对具体生活体验、感受以及希望改变这种现实生活的愿望中孕育、诞生出来的。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至今，许多作家都回归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开放的、丰富的文学形态。新世纪以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全球化、全媒体拓宽了文学的传播途径，网络文学、类型文学、微博和微信等的流行，使得文学的传播、交流和互动更为便捷，文学的价值观念、审美形态更为多元。

　　如何运用艺术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文学的魅力?我与钱谷融先生的话题从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开始，延伸到莎士比亚和曹禺的戏剧，探讨中国古典文学、中华美学精神对我们的心灵和创作的意义，文学经典永恒的魅力。

　　真实、真诚和现实主义的生命力

　　王雪瑛：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世界的目光聚焦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诺奖对非虚构写作的重视，让我们又一次关注真实性这个问题。当然小说的“真实性”与非虚构作品中的“真实性”不同。一位评论家说，“真实”，涉及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判断，而这个认识和判断，存在着纷繁的矛盾和分歧，这使“真实”变成了一个有难度的目标,对作家探求、辨析和表达真实的能力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钱谷融：赫尔岑在他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序文中说，他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总竭力“要使某一种往事经过沉淀变成明晰的思想”，尽管“这需要花很多时间”，使他的写作因此“进行得很慢,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纵然会有真诚，却不可能有真实!”可见作家要得到真实比真诚更困难。真诚是主观方面的事，真实却要求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一致才能达到，做到真诚首先是态度问题，而做到真实当然就涉及到能力和水平问题。

　　就真实而论，既有表面现象的真实，也有内在本质的真实，既有个别事物的真实，也有整体现实的真实。所以要在作品中达到真实，需要作家有真诚的态度，因为真实和真理不是浮在表面的，要想获得，必须下苦功夫深入钻研，如果缺乏真诚的态度，就难以深入，获得真实。

　　王雪瑛：您谈到的真实与真诚，如何从真诚达到真实，辨证而清晰，让我想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路遥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经久不衰的艺术感染力，让评论家对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有了更多的认识。

　　钱谷融：现实主义是一种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创作手法，现实主义是一条广阔的道路，作家要在这条道路上驰骋，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要求作家有更多方面的准备，做到主观的真诚与客观的真实相统一的时候，才有现实主义，二者缺一，或者二者割裂，都不会有现实主义。1859年5月，恩格斯在他那封著名的论革命悲剧的信中曾经这样说过：“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这三者完美的融合，大致只有在将来才能完成，而且不一定由德国人来完成。”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现实主义艺术应该树立的目标，我们处在一个变革和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值得不懈努力不断追寻的目标。

　　“文学是人学”与《〈雷雨〉人物谈》

　　王雪瑛：文学应该探讨人的多种可能性，有生命力的文学创作不断丰富着民族的记忆与文化。您的《论“文学是人学”》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文本，对于我们回顾中国当代文学史，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价值。

　　钱谷融：我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里，一共谈到了五个问题，就是：一、关于文学的任务，二、关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三、关于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四、关于各种创作方法的区别，五、关于人物的典型性与阶级性。我认为谈文学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而上面这五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了：文学的任务是在于影响人、教育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的一个基本而必要的标准，这也是区分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

　　王雪瑛：您说过，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了人物的真正个性，写出了他与社会现实的具体联系，也就写出了典型。您对曹禺戏剧语言的精要分析，你的《〈雷雨〉人物谈》生动体现了文学是人学的审美原则，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作家作品分析的典范，您从文本细读入手，对人物深入细致、出神入化的分析，形成了您文学批评的独特品格。

　　钱谷融：能被同行接受，能被学生和读者阅读，让我感到欣慰。在杰出的剧作家之中，最吸引我、最让我喜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莎士比亚，另一个是契诃夫。如果为曹禺的作品找寻精神上的近亲，我很有理由提出莎士比亚和契诃夫。

　　正像莎士比亚和契诃夫的剧作都是最好的戏剧，又是最高的诗一样，曹禺的剧作也是戏剧类的诗。然而在总的风格上，这三个人又是各不相同的。莎士比亚是鲜明而奔放的，契诃夫是朴素而深沉的，曹禺则是清丽而含蓄的，他的清丽使他与莎士比亚接近，他的含蓄也使他接近契诃夫。莎士比亚长于谱声，他的剧作很像乐曲，如管弦齐奏，八音协作，而嘹亮悦耳，自然和谐。契诃夫善于设色，他的剧作有如水墨丹青，但见烟云缭绕，气象蓊郁，而山幽林深，慨寄无穷。曹禺擅长人物刻画，他的剧作仿佛精塑浮雕，无不轮廓分明，神情宛然，宜嗔宜笑，呼之欲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最吸引我们的是明朗的音调和鲜丽的色彩;契诃夫的则是幽远的情调和深邃的意境;而曹禺则以其紧张的戏剧场面、活生生的处于矛盾冲突中的现实人物，而紧紧地攫住了我们的心灵。

　　王雪瑛：您以生动传神的语言描述和比较了这三个戏剧家的艺术特点。无论是戏剧创作还是戏剧评论，莎士比亚都是一个借鉴和评判的标准。您对曹禺戏剧语言的深入分析也是在与莎士比亚戏剧语言的比较中充分展开的。

　　钱谷融：莎士比亚是雅俗共赏的戏剧大师，他的戏剧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以他的戏剧语言来做分析和比较，可以深入浅出明白晓畅。曹禺的戏剧语言最突出的优点，就在于对话中鲜明的动作性。他写的对话，能够紧紧地抓住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的心伴随着剧情发展的节奏而一起跳动。因为他的剧中对话，都是人物与事件、性格与冲突的统一，都是既能表现人物的性格，又能推动事件的发展，而且是通过人物性格的冲突来推动事件的发展，在事件的发展中来揭示人物的性格。

　　王雪瑛：您在青年时代就见过曹禺吧，他当年的讲课和演讲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钱谷融：我虽然算不上曹禺先生的学生，但的确听过他的课。1942年我从中央大学毕业，正在附近的一所中学里担任国文教员。中央大学国文系伍叔傥先生告诉我，他已请了曹禺先生来教戏剧课，我如有空可以去听课。可惜因为我当时在中学教国文课课程安排很多，实在抽不出更多的时间，我只去听了几次，就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那时曹禺才三十出头，双目炯炯有神，他引用到莎剧中的台词时，常能用原文背诵如流;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学生都深深地被他所吸引，倾慕不已。我在听他讲课之前，还看过他演戏，他和张瑞芳一起主演了《安魂曲》，他在剧中饰演了男主角莫扎特，曹禺的表演天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经典之作与讲好中国故事

　　王雪瑛：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哪一种艺术形式让你特别青睐?在互联网和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古典文学、中华美学精神对我们的心灵和创作有着怎样的意义?

　　钱谷融：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诗经》《楚辞》到陶谢李杜，直至宋元明清各代，都有不少风华纤浓、清丽绝伦的佳作。同时，中国也是一个散文的国度，早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像庄子那种汪洋恣肆，如天马行空般的出神入化之作，以及像孟子那种如长江大河滔滔滚滚、气势雄浑的犀利宏文。后来则既有像司马迁的《史记》那样的鸿篇巨制，也有像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那样的情味隽永的小品。自此以后，尽管王朝屡有更迭，国势时有兴衰，但“江山代有才人出”，历代读书人可以说从小就浸染在这些诗文之中，朝夕讽诵，潜移默化，这些名篇的精华，几乎成了他们各自情性的一部分。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人文荟萃的礼仪之邦，以悠久的文明古国享誉全球，正是与这些源远流长、异彩纷呈的诗文传统密切相关。现在我们处于互联网和全球化的时代，可以充分地运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自由地抒发自己的心情，要从丰厚的中华美学、悠久的中国文学中汲取营养，认识和感受我们的时代生活，写出意味隽永的佳作。

　　王雪瑛：文学的魅力是什么，对于作家和评论家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追问，犹如人对自我的追问：我是谁?可以说作家的每一次创作，评论家的每一次评论都在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命题，而是与创作实践、审美趣味，以及审美体验相关的问题。我们曾经谈论到的现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作家，经典作品散发着持久的魅力、永恒的光芒。

　　钱谷融：对，因为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对现实的反映，不同于普通镜子的反射式的反映，它是由作家的心灵这面神奇的镜子所作的独特的反映。通过这种独特的反映，在被反映的生活中，就能滋生出一种迷人的情致和诗意，就会在读者心头自然而然地激发起一种对美、对理想的无限向往和追求。这种情致、诗意以及对美和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就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所说的“事外远致”，也是你说的文学的魅力吧。

　　王雪瑛：艺术经典会塑造一个民族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也会影响一个人的精神高度和生命形态，经典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意义深远的，无论是对于民族还是个体来说，都是如此。当时英国最重要的社会评论员托马斯·卡莱尔说过：“英国宁可失去印度，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这是对创作出经典的艺术大师最溢于言表的赞叹和肯定。所以对经典的细读、理解、体验是一个文艺批评家的修养和积累，对经典的审美内涵和文化意义的不断探寻和阐释，也是文艺批评家的工作和实践。

　　钱谷融：经典之作、伟大作品之所以具有不朽的魅力，能够不断刺激我们的想象，引起我们继续追求的热切渴望，就因为伟大的艺术家不但对他们的社会有真切的了解，对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还因为他们总能立足于现实的高处，能透过今天去瞻望未来，不懈地为民族探索着美好的前途。

　　王雪瑛：对于作家来说，这些问题值得思考：如何认识纷繁芜杂的现实生活?如何生动地塑造当代人的形象?如何深入揭示当代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如何展示中国文学艺术的魅力?

　　钱谷融：展示中国文学艺术魅力的精品力作难得，需要作家、评论家们去深入思考和不断探索。创作有各种流派，作家可以使用不同的创作手法，但是这些流派、创作手法都是从传统与现实的交汇中，从对具体生活体验、感受以及希望改变这种现实生活的愿望中孕育、诞生出来的。

　　你是不是也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作家与写家的区别。我认为一个写家，他只要有生活，有写作技巧就能写出作品来;但是真正的作家单有生活和写作技巧还是不行，他还要有一颗博大的心灵，一颗“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博大心灵，一颗易感的，能承受巨大的苦难，而又坚韧不拔，为了社会的前途、时代的进步而奉献自我的博大心灵。

　　一位外国作家曾说：“有才能的作家写他不得不写的。”如果他不写出来，他的心就不得宁静。真正伟大的作品所表现的，都是发自灵魂深处的至性至情。司马迁所谓：“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作家只有对现实进行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在这样的基础上，用作家的真情实感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对时代有真知灼见，才能产生动人的力量，展示中国文学艺术的魅力。在一个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的身上，思想的力量与感情的力量是凝结为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