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群集中国学术文化界知名专家学者与当代艺术界艺术大家联手打造的中华创世神话创作与研究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推开。

　　创作者队伍中，三张在文学批评和创作领域颇有建树的年轻面孔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分别是75后的张定浩、黄德海和80后的项静。他们担当“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学故事脚本的撰写工作，并将为接下来的史诗创作提供参考。他们的工作既有对于学术文本的参考、研究，又有对于神话材料和典籍广泛涉览、梳理基础上的创造性重写。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于神话于当代生活之关系、对于今人如何看待和再写神话，有着怎样的见解。本刊独家约请三位青年学者展开笔谈。

施大畏创作的《伯鲧献身》

冯远创作的《盘古故事》

　　创世神话谱系建构：少不了强力诗人

　　张定浩

　　●某种程度上，创世神话人物都是类似0的存在，我们不是通过历代典籍和史料去捕捉这个0的所谓本质，而是借助这个0与每个时代不同的真实关系，去理解每个时代，乃至最后理解我们自身

　　●假如我们把西方神话作为参照物进行比较(这种平行参照其实从一开始就存在)，会发现在种种表面的差异背后，事实上我们的创世神话一直少了另一个维度，少了另一种人的参与，那就是强力诗人。在中国，曾经最有可能成为类似这种创世诗人的是屈原

　　我不是作为一个神话专家去撰写有关创世神话故事的，而是因为受命写鲧和禹的故事，遂被迫一脚闯入一个原本知之甚少的领域，几个月鼹鼠饮河式的阅读加上浅尝辄止的写作，本身虽完全谈不上能有什么新见新得，但对于旧见和旧得，以及写作中才会遭遇的困难，多少有一点切身的体会。

　　中西神话的区别，诸如为什么中国神话仅存零星而不成系统，为什么汉民族缺乏与神话紧密相连的史诗传统，等等，自鲁迅、茅盾以来就是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然而大多数的解释，都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即认为神话已经是一个过去完成时的、不可改变的既定存在，现代人能做的工作，是辨伪、钩沉、搜集整理，乃至适度的系统化构造。也就是说，默默地用神话学来取代神话，如同用观念史取代观念，用文学史取代文学。

　　这方面，现代以来，大抵从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为发端，随后，因为中国神话与上古史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是由古史辨派和考古学者接管了神话领域的发言权，神话研究和古史学交融在一起。因此，我们今天要了解中国神话，首先要研读的，非得是上古史方面的著作。而这意味着，从简单的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折返，先回到幽暗混沌的古典想象中去。以大禹为例，自顾颉刚、童书业合著的《鲧禹的故事》之后，禹至少在汉代已为社神这一说，几为定论，又经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等学者之后，我们会发现，类似大禹治水、合诸侯于涂山等故事可以被还原为一系列先民祷雨神话，禹本身也随着东夷和西羌诸民族在这块陆地上的起伏，经历了一个从雨神到山川之神再到社神的变迁。这里面有两重升格，一是从上古至春秋，禹从传说人物被官方或民间慢慢升至某种社会需要的神格;一是从宋明到现代，禹在被儒家从神坛拉下并赋予圣人之格后，又被现代史学逐渐恢复其更原始的神格。

　　古史的研读与训练，不是教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某个历史或创世神话形象的本质，而是让我们明白和体会在任何历史或神话形象背后的种种具体复杂与含混多变，以及一代代人的想象与要求如何在这些形象身上的附着与体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纠缠在诸如“禹的祖籍一定在(不在)某处”或者“禹一定做过(没做过)某事”这样的简单断论中。又比如在《尚书·禹贡》中出现的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重点就不在于这是否为禹的真实事迹，而在于通过这样的事迹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对于这块大陆的地理认知。某种程度上，创世神话人物都是类似0的存在，我们不是通过历代典籍和史料去捕捉这个0的所谓本质，而是借助这个0与每个时代不同的真实关系，去理解每个时代，乃至最后理解我们自身。

　　但与严肃学者对于幽暗复杂的艰苦探寻相对立的，永远是民间对于简明和确定性的执着要求。因此，在创世神话领域，与古史研究一直并举的，就是民间故事和口头传说。然而，与列维-施特劳斯对于美洲原始部落的诸多富有启示意义的人类学调查不同，由于中华民族作为整体早已是一个被高度文明化的民族，即便你从某个乡村90岁老叟那里听到的故事，其所谓的民间内核，也不过是几代人口耳相传，最多不过是上溯至明清罢了。民国时候有一本很奇特的书叫作《中国上古神话演义》，作者是余杭人钟毓龙，用类似《封神演义》的章回体小说形式写上古神话，虽然想象力不凡，但里面贯穿始终的却依旧是后世才有的君臣思维和儒家理想，而就是这种来自乡绅的想象落到民间，汇聚成所谓的口头文学和民间文学，其距离原初神话精神之遥远，可想而知。

　　我们看到已经有的两条理解中华创世神话的进路，历史的和民间的。神话遂暗暗分裂成两种形式，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神话，和作为通俗故事的神话。类似袁珂这样的现代神话学者所做的努力，也就是在学术研究和通俗故事之间作一种尽可能的整合。但假如我们把西方神话作为参照物进行比较(这种平行参照其实从一开始就存在)，会发现在种种表面的差异背后，事实上我们的创世神话一直少了另一个维度，少了另一种人的参与，那就是强力诗人。

　　希腊奥林波斯山的诸神不是一开始就待在那里如同地下文物或海底沉船一样被发掘或打捞的，而是有了荷马和赫西俄德这样的杰出诗人，古希腊诸神的谱系才得以成形;同样，是先有了维吉尔和奥维德，古罗马民族才确认了自己的神话源头。这些史诗诗人不仅仅是整理者、研究者、讲述者，更重要的，他们还是创造者。是这些诗人，将那些在时光流转中抵制变形的散乱又坚硬的神话素材，与自身所处的时代，与人类的各种基本欲望，糅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一个民族的精神源头。

　　在中国，曾经最有可能成为类似这种创世诗人的是屈原。他的《天问》，可以视为一个大混乱时代起意追寻精神源头和整体性的创世神话总纲，因为任何神话，都起源于人的疑问，和对疑问的解释。假使屈原可以活得长久一点，那些他所提出的看似没有答案的问题，或许会一点点逼迫他给出自己的答案，而这答案也不是真理或事实，只是对人的重新理解和意义的创造。

　　在屈原之后，那些中国人未曾完成的神话欲求，遂朝着两个方向遁离，即文人笔记体小说和道教，这其中的枝节蔓衍，不是这篇小文章有能力概述的。然而干宝《搜神记》序云：“有所感起，是用发愤。”要理解各种“神道设教”中的那颗唯独属于写作者的感发之心，当是今日诸君从事创世神话工作的前提。

　　神话是与我们密切相关的遥远自我

　　项 静

　　●神话不是古老的遗迹，而是与我们密切相关的遥远自我，神话之所以不朽，之所以在启蒙理性统治世界以后依然被不断重写，不可否认其中必然存在的隐秘动机，每个时代的人们都需要通过某些先驱的事迹为自己找到行为的合法性

　　●关于创世神话的写作，具体的故事取舍、人物样貌、情感结构，以至每一个词语和修辞，都有我们此时此刻的印痕，这是写作者的必须的合法性和边界

　　写作创世神话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不是专业的研究者，需要重新去梳理和了解学界各种观点，在繁复歧异的故事丛林中寻找一个合适的故事，复原一个看起来合理合情的起承转合和情节冲突。而所谓合适合理合情，也不过是就自己的心智而言，而我们的心智里满满承载的，都是正在发生的现实的知识，是胡塞尔意义上的“活的当下”知识。无论如何，向远古投去注意，考虑选择一个出发点，都会产生一种紧张而又郑重的心态。

　　重述神话可能就是面对巨大的沉默王国，史前史的巨大空间，一个现代人尝试写作所依仗的是什么?除了前辈学者们给出的各种考证、材料、想象和结论，还有一个中国语境中生活和成长中所听闻的神话故事，严格来说，创世神话中没有一个故事是陌生的，它们无形地潜伏于我们的生活世界。只不过，它们在我脑海里的方式是漂浮的状态，碎片化的自然散落，一旦放置在平台上被审视和衡量，不同神话系统之间扰人的重复，明显的矛盾，彼此的龃龉、重复、对抗，更重要的是不同叙事者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所针对的现实情状都会显现出来，而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又不可能变成一种真理的辨认，由此，寻找“正确”的近似值，处理、辨析并找到合适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是写作最大的难题。

　　《神话研究》的作者汉斯·布鲁门伯格认同“神话”当代性，“谁要认为‘一个终极神话’的种种形式都是陈年旧迹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神话不是古老的遗迹，而是与我们密切相关的遥远自我，神话之所以不朽，之所以在启蒙理性统治世界以后依然被不断重写，不可否认其中必然存在的隐秘动机，每个时代的人们都需要通过某些先驱的事迹为自己找到行为的合法性。

　　“创世”即开端，跟历史发展流程中的每一次“开端”“纪年”并无二致，是一个隐含的大写的“成长”故事，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次模仿特定空间内人类成长的过程，带着我们今天一时无法阐明的自负和雄心，去寻根追踪。先祖们于混沌中破壳而出，成群结队地觅食，寻找适合居住之所，追逐打闹，逃避野兽。从落脚之地，小心翼翼地跨过河流，爬上山岩，瞻望四方，走出林间到达空地，感受阳光的灼热，雨水潺潺，冰雪淋漓，日久天长，他们变得四肢活泛，心神灵动，爱恨情仇。从个人走向群体，走向城邦和国家，也走向新的战争与和平。贫乏到达富裕，在物质满足之后，还有精神和心灵的照拂，善与恶，贪婪欲念，惩罚与褒扬。一个文明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都以故事的形式被囊括进来，赋予其应有的位置和功能。以书写创作秩序的过程又是理解人类和社会的一次尝试，所有遗留下来的关于神话时期的叙事，都经过了层层文化的建构和再现，由特定的动机、期待、希望、目标所主导，并依照当下的相关框架进行重复和解释。在这个具体世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有各种解释，都会回流到具体的世界之中，都或明确或含蓄地属于这个具体的世界。所有自觉不自觉的书写者，都需要心中有一个警惕，在我们的建构、想象和虚构之外，一定是一个模糊未名的世界，那是一个远景，也是书写的限制和边界。

　　瓦雷里谈到自己塑造人物的时候，有一段很精彩的言论，“不管是谁，想画一棵树，就必然要画上天空或背景把树衬托出来;这里有一种几乎难以捉摸，也依然几乎无可名状的逻辑。”有时候书写可能就是简化为这一逻辑而呈现出来的，代表着一种心智，在另一种心智的想象中，能够去理解多变现象中的不变逻辑，理解不连续物体之间的连续性，理解异质性中的同质性。在远古的世界，更能感受世界如此苍茫，人是如此渺小，刀耕火作的先祖们，散布在广袤的土地上，披荆斩棘、奔走追逐、上下求索，想象着他们的身影和足迹，会发现那个内心的钟摆摇曳不停，那是内心相通的时刻。

　　神话是隐喻的世界，也是现实压制之下人们的想象力逃逸之地，与它的主观性、想象力并肩的是它的客观性。就像人们会在很多博学的著作里，可以发现某种客观性，就在这种客观性中，从每一个词语，每一个修辞行的华丽辞藻，每一个段落中，现代的判断和偏见(通常还不是今天的，而是昨天或者前天的)呼之欲出，而作者对此毫无知觉。奥尔巴赫说他的《模仿论》，是一本完全具有自觉意识的书，是由一个特定的人，在一个特定的情形中，在20世纪40年代初写成的。关于创世神话的写作，具体的故事取舍、人物样貌、情感结构，以至每一个词语和修辞，都有我们此时此刻的印痕，这是写作者的必须的合法性和边界。

　　神话的“创造性重写”是有原则的

　　黄德海

　　●中国古代神话，尽管看起来散碎，却也同样参与了家国的教化，让一群自然聚居的人，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文明共同体。古代神话中的盘古、女娲、伏羲、神农、大禹……就如鲁迅说的这样，始终流淌在人们的血脉里，一路连绵不绝，接力一样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造型

　　●后世的所有重述甚至(大胆而节制的)改写，都可以看成是古代神话自身的变形记，却也在更深入的意义上是一个不断创生的过程。新的意味和形式，就在这过程中加入了进去，那些看起来渺远的神话，也就因此始终保持着不息的活力

　　●对神话的创造性重写，有一个原则或许需要特别注意，即新增的意思最好能够放回(神话和非神话)经典之中而不显突兀

　　以除魅和拆除鬼神世界为志业的卡尔·萨根，在他的名著《魔鬼出没的世界》里有些沮丧地指出，尽管科学日益昌明，但(如唐诺总结的)“鬼神世界从不消失，事情远比我们大白天的常识印象要严重多了，它们在幽暗的角落里秘而不宣地依然存在并活跃，在夜间依然神秘飞翔，并且在某些特殊的困难时刻、人虚弱不堪的时刻、人欲念远超过自身能耐自身努力太多这一类生命时刻，重拾其昔日强大乃至于接近统治性的力量”。在理性统领了世界数百年之后，那些人们用尽全力仍然驱赶不走的东西，或许是因为其自身就有着某种独特的能量，就像神话并没有在现代绝迹，反而一直在文学艺术中繁茂地蔓延。

　　在谈到哲学的起源时，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说：“惊奇(thauma)是哲学家的标志，此外，哲学别无开端。”接下来，苏格拉底引用了神话：“说(神的使者)伊里斯(Iris)是(海神)陶玛斯(Thaumas)之女，并无误溯其血统。”这相连的两句话，显示出滥觞时即存在的神话和哲学的有意味关系，也几乎预言了此后神话与哲学的相处之道——既是某种明显的对抗，也同时标示了神话与哲学参差的承续关系。

　　神话似乎先于哲学抵达意识，唤醒了混沌蒙昧的人心。“神话的光芒所到之处，希腊人的生活就被照亮了，否则他们就生活在黑暗之中。”尼采曾在笔记中这样写。周作人也于某处提到过，希腊神话的内容和材料与别的民族没有什么不同，只因他们净化过愚昧丑恶的部分，便成就了诗化的神话，如哈理孙女士所说，“这是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职务，来洗除(原始)宗教中的恐怖分子。这就是我们对于希腊的神话作者的最大负债”。如同在中国神话里那样，人跑不快，所以脚生双轮;双手柔弱，所以力大无穷;人不能飞，所以有了翅膀;人不能游，所以沉潜海底;齿不尖利，所以生了獠牙;人看不远，所以有了千里眼;人听不切，所以有了顺风耳;如同人们因为对无边黑暗的惊惧，才有了那个一日九变、日长一丈的盘古开辟混沌——是想象在愚昧和丑恶里洁净地无中生有，变现出了神话中瑰伟的一切。

　　相较于西方(尤其是古希腊)神话，中国神话似乎略显断烂，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完整性转移到启示和教谕上，则两者的区别显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希罗多德说：“赫西俄德与荷马……把诸神的家世交给希腊人，把诸神的一些名字、尊荣和技艺交给所有人，还说出了诸神的外貌。”我们由此知道，署名赫西俄德和荷马的一系列作品，面向古希腊的过去、当下和未来，通过摹写诸神的世系和他们的特性，让生活于城邦的希腊人有了效仿对象，从而确立了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对诗和诗人无比苛刻的柏拉图，就因此让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无比准确地说出了神话诗人的作用：“当你遇见赞颂荷马的人，听到他们说荷马是希腊的教育者，在管理人们生活和教育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他，我们应当按照他的教导来安排我们的全部生活，这时，你必须爱护和尊重说这种话的人。”

　　中国古代神话，尽管看起来散碎，却也同样参与了家国的教化，让一群自然聚居的人，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文明共同体。如同古希腊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教导下形成了他们独特的nomos(民俗，宗法，法律)，中国古代神话经过一切以某种好为目的的重述之后，中华民族也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谣俗”(《史记·货殖列传》用词)——细心一点，从这谣俗里，大约能看出这一共同体人的性情、生活方式乃至命运。“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古代神话中的盘古、女娲、伏羲、神农、大禹……就如鲁迅说的这样，始终流淌在人们的血脉里，一路连绵不绝，接力一样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造型。

　　因此，每一代人对原始神话重写，并根据自己的时代状况不断损益，差不多就是神话保持活力的题中应有之义。“神话的‘意蕴’ 并不是神话创作者一劳永逸地给予的本源意义与历史常量，而是神话研究之中不断生成而趋向于完美形式的孕育过程。”比如在僭越已经成为社会常态的情形下，重写神话时就不免要加入点什么——随着沿建木登天的人越来越多，人看到了天庭的美景，听闻了诸神的传说，一面充满羡慕，期望自己也有一天能成为天神，一面却“近之则不逊”，觉得天神也不过如此，于是就慢慢变得傲慢无礼，不免引来了后来惩罚式的“绝地天通”——后世的所有重述甚至(大胆而节制的)改写，都可以看成是古代神话自身的变形记，却也在更深入的意义上是一个不断创生的过程。新的意味和形式，就在这过程中加入了进去，那些看起来渺远的神话，也就因此始终保持着不息的活力。

　　对神话的创造性重写，有一个原则或许需要特别注意，即新增的意思最好能够放回(神话和非神话)经典之中而不显突兀。本质上，神话已经用其跨越千年的生命力，拒绝了颟顸的改造和无知的添加，它要求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维持自己的基本样貌。因为，在时光的长河里，神话“无限次地被重复，从一个叙事到另一个叙事，接着从一次阅读到另一次阅读”，与此同时，它却也早就站在了打破世界静默的时刻，用“语言编织自身的道路”，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现在、未来和从前的事”。

　　本版照片选自《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连环画》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