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历史语境下，翻译批评必须深入探讨文学外译的翻译价值、翻译理念、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等问题，着力解决目前文学界和翻译界存在的分歧与矛盾，承担起批评应尽的责任，散发出批评应有的热度，为中国文学在异域的生根发芽贡献力量。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自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我国掀起了一股文学外译热潮，“走出去”的形势似乎一片大好。我们在肯定文学外译事业已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尚需对外译热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冷静而深入的反思与总结，给这股热潮“降温”。

　　笔者认为，当前的文学外译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首先，缺乏自我反省与正确定位。文学外译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文学有“自知之明”，即明晓中国文学的基本特色及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夜郎自大与妄自菲薄均不可取。而当前这两种倾向均存在，前者典型的例子是用“中国英语”进行文学外译。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汉语文学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其国际影响力不及英语文学，用“中国英语”翻译的文学作品恐难有广阔市场。后殖民主义理论不遗余力地批判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强调东方文化的价值与魅力。但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摆出居高临下的文化姿态，则于外译毫无益处。后者的典型例子便是热衷于对外传播反映中国落后闭塞面貌之作品，迎合部分西方读者的“特殊”口味。这无疑将导致中国文学被整体误读。笔者认为，文学外译需做到知己知彼、自信谦逊。一方面，我们应充分肯定中国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的独特魅力。另一方面，我们应直面并反省部分中国外译文学作品未能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虚心学习国际上非通用语言文学译作的成功经验。有学者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的前提下，以最合适的方式来解读和翻译最合适的作品，从而消解文化分歧，满足外国读者阅读需求，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其次，当今中国不乏一流的翻译家，但是缺少不落窠臼、独树一帜的翻译批评家。《中国翻译词典》对“翻译批评”的定义：“翻译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换言之，翻译批评应是具有理论支撑、基于总结反思、主观与客观尺度统一的全方位评价活动。而反观当前的翻译批评，人云亦云、随感式、直觉式的揄扬歌颂比比皆是，话锋犀利却闪烁理性之光的批判缺位，似乎应景捧场的书评和东抄西袭的空论成了翻译批评的全部。究其缘由，翻译批评家囿于传统的翻译批判范式，往往视翻译作品为译家才华与灵感的结晶，因此语言层面的佳译赏析和误译辨究成为批评的主要形式，译家的遣词用句成为评价的主要对象，而对翻译作品的结构性、接受度，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观等诸多密切关联、相互制约的要素的批判则显得面目模糊、言语支吾。回顾现代文学史，文学的发达与文学批评的繁荣总是相伴而生。同理，没有精当而坚实的文学翻译批评就不会有文学外译的真正繁荣。有学者认为，作为沟通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并促进两者之间形成积极互动关系的桥梁和纽带，翻译批评无论对翻译实践的开展或对翻译理论的深化，都应该是最充满活力的一种建构力量。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历史语境下，翻译批评必须深入探讨文学外译的翻译价值、翻译理念、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等问题，着力解决目前文学界和翻译界存在的分歧与矛盾，承担起批评应尽的责任，散发出批评应有的热度，为中国文学在异域的生根发芽贡献力量。

　　再次，对海外翻译家重视不足，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有待加强。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译工作主要依靠本土译者，目标文化的规范和体系被严重忽略。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在20世纪60年代曾说：“分析中国诗歌时，我们不宜太过放肆;至于翻译，我们则当仁不让。因为翻译最好是用母语译入，而不是从母语译出，这一规律几无例外。”译者应将母语作为译入语的这一原则，决定了我国文学外译的最佳实践者是海外汉学家和翻译家。如何吸引更多优秀海外汉学家参与中国文学的外译事业，是翻译界需要共同思考的重要问题。设立“汉学家翻译基金”、“国际中文翻译奖”，完善“文学外译人才库”，开展海外译者“驻地翻译”，即定期征募外籍翻译家来中国访问交流、与中国作家直接对话等应是可行措施。而加强与国外知名出版机构的合作，拓展海外传播渠道，研究海外读者的阅读偏好和文化立场，并进一步培育读者群体也是文学外译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