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览布展现场。(国家图书馆供图)

　　英国大文豪们的9部手稿和2部早期印本，借着4月21日至6月21日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展出的“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览，首次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读者面前。这些手稿和印本充满着故事，携带着体温。

　　与这些展品相呼应的，是国图方面展出的相关作品，包括英国作家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改编、相关评论书籍等。围绕该展览的一系列文学交流活动循序展开，史话与新说，正共谱一曲跨越时空的交响。

　　透过珍贵手稿感受文学巨匠的体温

　　《简·爱》 的原名是 《一部自传》，夏洛蒂在这部经典中创造了一个“和我一样平凡、渺小的女孩”，她在现实中也经历了和简·爱类似的生活和情感，因而仅用12个月就倾诉出这个故事。展出的这份手稿，偶有的几处删改显得干净利落，一如她本人：一位清醒、倔强且富有才华的女性作者。

　　这是大英图书馆西方遗产部现代手稿及档案策展人亚力山德拉·奥特最钟爱的展品之一。手稿标题页上，赫然可见被划掉的“柯勒·贝尔 (Currer Bell)”署名。亚力山德拉介绍：“夏洛蒂认为，使用男性化的笔名能增加小说的可信度，同时也避免熟人对号入座。”

　　手稿上那些沾有油墨的指纹，证明了它确是付梓前的最后一版，印刷工人们或许已争相先睹为快了。

　　“上面留有太多信息，比如笔名是在何时被何人划掉的? 这部手稿背后，创作过程中的点滴、作者的身份认同、当时的创作环境、出版运作过程等都很值得挖掘，亦能勾勒出一部经典作品是如何诞生的。”亚力山德拉在接受专访时表示，这是 《简·爱》 唯一存世的版本。

　　为“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所感动的中国读者，此次也能够一睹华兹华斯这首著名诗歌的手写真迹。手稿上有他留给出版商的信息，注明该诗在整卷中应置于“我的心绪”部分。“这意味着作家不仅是诗人，也具有商业敏感，深入到了出版环节。时至今日，这首诗仍是英国学生的必修。”亚力山德拉说。

　　与机器印刷的千篇一律不同，那一页页充满故事和留有体温的手稿更为动人。那些行云流水的字体、段落间的停顿，甚至纸张上停留了百余年的咖啡渍、折痕与指纹，都给人以无限遐想———它们的主人是在何等情境下无数次凝神、奋笔和修改，才留下了这些传世名篇。

　　莎翁与汤显祖“对话”：平行时空迸射人性之光

　　此次展览，特意呈现了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这两位中英文学巨擘的“对话”。大英图书馆带来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版四开本在莎翁生前就已出版，曾是英王乔治三世的个人收藏，时间可追溯至1599年;国图则奉上了明代茅瑛刻套印本 《牡丹亭》。

　　国家图书馆馆员、中方策展人雷强以“平行时空下迥异的文化背景迸射出人性之光”来概括两人的“对话”：“他们的思想呈现出跨时空的共性，即对自由的赞颂和对人性解放的不懈追求。”此外，展览特别展出了赵景深发表于1946年 《文艺春秋》 的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 一文，赵景深写道：“……都是不受羁勒的天才，写悲哀最为动人。”雷强指出，这或许是对两位文学巨匠的最早的比较研究之作。

　　这一研究至今仍具有鲜活意义。96岁高龄的翻译家许渊冲笔耕不辍地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新近出版的 《莎士比亚悲剧六种》 引发业界关注，他又将汤显祖的 《牡丹亭》 译成英语，为两位文学巨擘再相遇搭建桥梁。

　　“莎士比亚更现实，汤显祖则更浪漫。”许渊冲直言，莎士比亚描绘生活中的爱情，汤显祖则描绘梦中和死后的爱情，这也显示了中英两国戏剧的不同。

　　未来中英文学的合作与交流值得展望

　　中英两国文学都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占有重要地位。除展品勾勒出的中英文学交集，清华大学外语系特聘教授王宁梳理了英国文学的中国之旅———1853年，约翰·班扬的宗教小说 《天路历程》被译成中文并多次印刷，开启了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大规模译介则发生在19、20世纪之交，不懂外语的林纾先请人口译，再由他自己笔述，如此译出93种英国文学作品;同一时期，中国文学对外输出的多是 《聊斋志异》 等志怪小说，诗歌和戏剧的译介则相对较少。“多年来，我们对英国文学的了解远胜于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未来如何开展更积极的交流值得展望。”王宁总结道。

　　莎士比亚是被翻译、研究和讨论最多的西方作家之一。王宁指出：“莎士比亚的中国之旅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与英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几乎同时开始。20世纪初以来，莎士比亚对中国的戏剧创作和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朱生豪在抗战期间坚持翻译莎剧、梁实秋独自一人翻译完莎翁全部作品，卞之琳、杨周翰、方平、许渊冲等大家也在不断地翻译或重译。”本次展览上，观众也可一睹朱生豪译 《罗密欧与朱丽叶》 《李尔王》 《仲夏夜之梦》手稿和多部印本。

　　时至今日，莎士比亚的作品仍以不同形式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莎翁缘何得以永葆艺术魅力? 在今天阅读莎翁有何意义? 王宁表示，在华丽的辞藻和瑰丽的想象之外，这位天才巨星的所有创作都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在任何时代，这都是成为伟大作家的必要条件。他的作品不仅是文学作品，更可视为审美化、戏剧化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