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上海翻译家协会和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共同举办了“再登巴别塔——文学翻译的现状与未来”专题研讨会，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汪涌豪发言的主题“汉语性的凸显”与文学翻译中的“洋腔”有关。在翻译中，翻译腔一直是个争论话题。

　　多年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一直在关注“翻译腔”问题。十多年前《参考消息》曾和新加坡合办了一个翻译大赛，他发现这个大赛连着三届一等奖都是空缺的。“当时原文和译文都在《参考消息》上登出来了。这些译者的翻译是很准确的，他们不是外文不好，恰恰是中文不行，所以评委没能找到一等奖。”“此外，《外国文艺》杂志有卡西欧翻译奖，鲁迅文学奖里也有文学翻译奖这一项，都经常空缺。原因同样不在于外文，恰恰在于中文。”

　　6月8日，汪涌豪教授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他认为，当下探讨文学翻译“需更好凸显汉语性”的问题尤为重要。

汪涌豪

　　跳荡又灵活的汉语性

　　什么是汉语性?汪涌豪称，汉语不像英语、日语，它是一字一音的孤立语，没有词形词尾变化，语法规则不是刚性的，因而更重视语义语境，内在的意蕴。“所以我们前辈都说西语是法治的，汉语是人治的。汉语没有什么不能省的句子成分，相反古人为了一些特殊效果还故意省略了一些句子成分，但你不能说它成分残缺。”

　　汪涌豪举例晚唐诗人温庭筠著名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此句中实词和实词直接连在一起，如果你用英文表达，要明确是 ‘鸡声叫的时候茅店背后的月亮升起来了’还是 ‘茅店前面的月亮升起后鸡声叫了’，还是它们是同时发生的。但是中文就不需要，几个意思都通，句子就很灵活、有意义又富有延展性。”

　　汪涌豪再举例唐末诗人郑谷的“林下听经秋苑鹿，江边扫叶夕阳僧”。“你看这句，由于没有语法性虚词的框限，显得很自由。除了 ‘林下’ ‘江边’这两部分是固定的，不能动，你还可以有 ‘秋苑鹿林下听经，夕阳僧江边扫叶’ 、 ‘鹿听秋苑林下经，僧扫江边夕阳叶’、 ‘林下鹿秋苑听经，江边僧夕阳扫叶’、 ‘林下秋苑鹿听经，江边夕阳僧扫叶’这四种排法。”

　　“这种跳荡、灵活是西语根本做不到的。”汪涌豪称，基于汉语这种特点，当译者把西语译成汉语，应该多少对汉语有所顾及，多少应该凸显汉语这样的跳荡、灵活，即所谓的汉语性，“而且能不能尽量体现汉语的特点，几乎决定了译文的品级。”

　　“今天拗口、生涩的译文触目可及，症结往往在于这方面做得差。”汪涌豪哭笑不得道，因为“and”是“和”的意思，多数人会翻译“微笑和沉默不语”、“微笑地沉默着”，而不会用“笑而不语”或“笑而不答”;因为“about”是“关于”的意思，不少人会翻成“我没有关于他的消息”，都没想到简单的“我没有他的消息”已足够表达;因为英文里有不少单数复数，人们翻译“男士们”、“动物们”，却忽略了这些名词在汉语中本身就是集体性名词，本身就有复数之意。

　　“总体来说英文中冠词、代名词、系词不可缺，但译成中文时是不是一字一词都要翻译出来呢?不一定的。”在汪涌豪看来，汉语译者们应该尊重汉语的表达习惯，可以尝试通过拆分、换序、合并的方式解决这类问题。

　　好译文能“传真”亦能“传神”

　　在汪涌豪看来，译者除了应在技术上注意汉语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有维护汉语纯正性的责任感，最大程度上尊重汉语的表达习惯，尽可能凸显汉语特有的丰赡美和博雅美。

　　“我们现在熟知的翻译大师，如傅雷、朱生豪、梁实秋、冯亦代、梅绍武等都做了很好的示范。这些人外语好不必说了，他们还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所以译文不但可信、畅达，还充溢着汉语的儒雅。而林纾尤其把汉语之美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钱锺书说他的译文比原文更好。”

傅雷

冯亦代

梁实秋

　　“也不是说现代译者都要学古语，只是过分西化那是不行的。”汪涌豪称，钱锺书曾经指出翻译最高境界是“化”——好的翻译像投胎转世一般。“就是指译者翻译能够脱开翻译腔，脱开那种生涩的痕迹，把汉语这种精纯自如的美表现出来。对于这种美我们以前用 ‘信达雅’，后来有许渊冲老先生的 ‘意美音美形美’。当然信是基础，是 ‘传真’的。但我们还需要 ‘传神’，尤其是文学翻译还和社科翻译不同。那些过得去的译文是 ‘传真’的，而好的译文还能 ‘传神’。”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这么一句：“翻译如女人，贞洁的不漂亮，漂亮的不贞洁。”

　　“这句话无非是说直译不好看，意译不准确。”汪涌豪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但对照钱先生的意思，女人之美和贞洁是无关的，“好的译文也应该有别样的超越文本的美。好的译者应该打破直译还是意译的纠结，从根本上确立翻译的重点是母语。翻译需要译者以母语为法则，并且以光大母语为责任，从事一种 ‘再创造的工作’。”

　　好译者知道再创作的起点和终点在哪里

　　听到“再创造的工作”，会有人担心说：“那追求 ‘传神’，会不会妨碍 ‘传真’?”

　　“对于水平不够的译者来说，一追求 ‘传神’了就开始胡乱发挥了。但对于严肃的有水平的译者来说，旁人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好的译者比任何人都清楚并能恪守翻译再创作的起点，同时比一般人更实时提醒自己翻译的终点在哪里。”汪涌豪表示，杨绛曾说翻译是“一仆二主”，一个主人当然是作者，还有一个主人就是读者。

　　本雅明有一篇名为《译者的任务》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即使最伟大的译作也注定要成为自己语言发展的组成部分，并被吸收进语言的复兴。翻译已经远远脱离了两种僵死语言贫瘠的等式。在所有语言形式中，翻译被人们赋予特殊使命，来观察原始语言的成熟过程和翻译自身诞生的阵痛。”

　　“这话就是说，翻译有维护自己母语特性的责任，甚至有发扬、推动母语走向完善的责任。”汪涌豪说。

　　“当然，我并不是说翻译就可以任由译者随意篡改，这里的变化需要原则。前人已经帮我们积累了拆分、换序、合并这些。”汪涌豪举例此前备受争议的冯唐版《飞鸟集》，“他是有才的，但把 ‘面具’翻译成 ‘裤裆’，是怎么都说不通的，既不尊重作者也不尊重读者，这个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我想说的是，凸显汉语性，也不能脱离翻译原文本的具体语境。”

　　繁荣翻译事业还需要很多努力

　　最后，汪涌豪提出在今天翻译依然不受重视，要繁荣这项事业还需要很多努力。

　　一是严格审核越来越多的翻译企业。“现在翻译公司很多，淘宝上都好多，这些翻译能用吗?从业者门槛、资质由谁来认定?”汪涌豪称，不是英文系毕业的学生就可以搞翻译的。

　　二是高校外文系应该设翻译专业。“现在高校有翻译课，但是没有翻译专业。翻译被认为是只要外文好就可以做的事情，但两者是不可以划等号的。”

　　此外，汪涌豪认为社会要提高译者的稿酬。曾经傅雷可以靠翻译过生活，叶水夫能靠翻译《青年禁卫军》在北京买下四合院。

　　“我也翻译过，当时我学俄语，上世纪八十年代翻译千字十二块。当时翻译五千字就是一个人的月收入了。今天我们工资涨了一百倍，可是稿费才涨了五倍。太可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