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在北京有工作室，目前正筹拍新片《李娜》。本报记者 孙戉摄

在纽约时报广场拍《中国合伙人》时，陈可辛跟主演黄晓明、邓超、佟大为合影。

拍《如果·爱》时，陈可辛给周迅说戏。

　　人物小传

　　陈可辛

　　1962年11月28日生于中国香港，著名导演、监制。1986年，监制吴宇森导演的《英雄无泪》，自此踏入电影圈。1991年，执导个人首部作品《双城故事》。1996年，执导的《甜蜜蜜》公映，后赢得香港电影金像奖九项大奖。1998年，开拍好莱坞电影《情书》。2004年执导的《三更之回家》被选为柏林电影节展映单元开幕电影。《如果·爱》是陈可辛进军内地的首部作品，之后陆续推出导演作品《投名状》《武侠》《中国合伙人》《亲爱的》。

　　当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在内地影院上演逆袭奇迹时，陈可辛正忙着筹备新片《李娜》。在酒店开完剧本讨论会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东北四环一家公司看片。每周打“飞的”从香港来北京工作，已成为他的生活常态。

　　拍《李娜》的消息早在2015年就已传出，不少性急的网友如今在微博上问陈可辛，赶紧拍一部“中国版《摔跤吧!爸爸》”吧。他仍然不紧不慢地回答：“还在聊剧本啦。剧本弄十年都可以的。”这像极了他拍片的风格，低产，但保证品质。

　　要论香港导演的普通话水平，陈可辛绝对能排进前三。为了做到字正腔圆，他甚至有些矫枉过正，发翘舌音时，舌头卷得夸张。有人误以为这是他“北上”多年后的成果，但他说，自己从来没刻意练过普通话，1993年第一次来北京，就是这个水准，没怎么进步过。

　　陈可辛还精通英语、泰语，也懂一些法语和西班牙语。与其说语言天赋高，倒不如说他有一种自觉融入环境的能力。中国香港出生，泰国长大，美国念书，多年辗转各地拍片，又在40岁以后把工作重心放在国内。让他始终有一种谨慎的心态。“作为一个外来者，必须把自己的事做得特别好。去了别人的地盘，就要守规矩。这就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

　　初来乍到

　　《如果·爱》与时间赛跑，留下北京城影像

　　1993年，31岁的陈可辛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的他没有想到，十年后会在这里建工作室。那一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大街小巷挂着的申奥横幅“给中国一次机会 还世界一个奇迹”。他说，那是他第一次被“中国”两个字所感动。后来，这句口号出现在他2013年的作品《中国合伙人》里。

　　巧的是，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那晚，他也刚好在北京，坐着导演冯小刚的车想去天安门庆祝，结果被堵在长安街，两个小时从国贸还走不到二环，沿途不停有人跟冯小刚合影。

　　2003年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催生了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片。根据CEPA协议相关规定，合拍片进入内地市场基本享受国产片待遇，从而开启了香港电影人北上的热潮，陈可辛也成为其中的一个弄潮儿。

　　进军内地的首部作品拍什么，一度让陈可辛颇感踌躇。《如果·爱》的内核是爱情，但他加入了大量歌舞表演。他发现，当时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都是一些耗资巨大、充斥动作和特效的影片，但他不善于拍动作片，所以选择用华丽的歌舞包装影片，拍出“大电影”的感觉。

　　在陈可辛的记忆中，1993年的内地电影行业还略显传统，但到了2004年年底拍《如果·爱》时，他已明显感到“整个空间大了很多”，“有种天大地大的感觉”。

　　《如果·爱》中有好几场重头戏需要雪景，身为南方人的陈可辛从小没见过几次雪，满心以为在北京能看到，结果整个拍摄期间也没飘雪，只能靠人工造景。“但是戏里的冰河是真的，就在二环边安定门桥下护城河那儿，周迅躺在冰河上。”这场戏也成为周迅最难忘的一个片段，她跟金城武拍摄在冰河上拥吻的桥段，气温低到零下二十摄氏度，两人在寒风中几乎冻僵。但周迅很开心，因为终于“师出有名”，可以紧紧抱着金城武取暖，久久不舍得放开。

　　在陈可辛的记忆中，2004年像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一道分水岭，抬头看全是吊臂。“当时感觉全世界的吊臂都在北京。天也很蓝，没什么雾霾。”陈可辛很喜欢看烟囱和白烟，他跟摄影指导杜可风常常开车从一个景到另一个景，杜可风拍了大量吊臂和烟囱的镜头。

　　“拍《投名状》之前，在北京找公寓，找了很多地方都觉得，这怎么行呢?路在改造，全是泥，这些地方现在是万达(广场)、国贸(三期)。”但此前还是工地，到2008年奥运会就变成了最漂亮的地方之一。陈可辛突然意识到，整个北京都变了。

　　“我很庆幸没有更晚来北京拍戏，如果再晚一两年，很多东西可能就拍不到了。”《如果·爱》里，周迅在小歌厅里唱梅艳芳的《冰山大火》，和金城武跑出去后在破旧的街上翻跟头，这一极富颓废美的场景，拍摄于当时还没有建成太古里的三里屯。“我们拍的时候就在跟时间赛跑，因为很多小酒吧可能今天还有，明天来就关门了，后天来就拆了，一直在变。”

　　还好，他在电影里记录了那些年的北京：老式公交车、昏暗的立交桥洞、798的烟囱、逼仄的胡同……这些画面将和动人的爱情故事一起，被永远定格在《如果·爱》里。

　　披荆斩棘

　　《武侠》遭遇重挫，他曾深深怀疑自己

　　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开启了中国大片时代，此后十年，古装大片几乎成为每位华语大导演拍片的首选。原本擅长现实主义题材的陈可辛也决定试一试。

　　“用‘被迫’这个字眼有点过，但说实话，要不是市场需要，我是没有拍大片的虚荣，也从来都不喜欢拍大片。”陈可辛坦言，在那个年头，电影院消费对老百姓来说仍然偏高，观众去电影院希望能看到“奇观的东西”。“不是说他们不看文艺片或者现实题材，而是他们觉得小片儿在碟上看就行。但他们用碟片看，我们就没有钱拍戏了，就没有人支持拍片成本了。”陈可辛素来看重观众需求，想通了这一商业逻辑后，他也开始挑战自己并不擅长的古装题材。

　　但他也有自己坚守的底线——只拍自己喜欢的商业大片。“大片也可以有文艺的成分，也可以有故事。”陈可辛觉得，现实题材里想讲的人生命题，不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人性善恶，依旧可以用古装大片去包装。

　　在这样的创作原则下，2007年底，《投名状》横空出世。这部重新演绎张彻经典《刺马》的古装大片，以深沉写实的风格，展现了三位结拜兄弟之间的恩怨纠葛，武戏惨烈血腥，文戏则大胆质疑兄弟义气。

　　拍摄该片时，陈可辛才真切感受到做合拍片的冲击。他自嘲“中文只念到六年级，看中文剧本都有困难”。《投名状》开拍第一天，一场劫军粮的戏原计划拍七天，结果生生拍了一个月，令陈可辛一度觉得“完蛋了”，第一场戏就拖成这样，后面别想拍了。他甚至沮丧到想主动请退，让投资方换导演。

　　从没拍过武打戏的陈可辛还出现了“外行指导内行”的尴尬：他想追求写实的武打风格，因此要求动作指导程小东“一个威亚也不要用，一个花哨的招式都不要设计”，程小东绞尽脑汁，几近崩溃。直到十天后男主演李连杰进组，既懂动作，又熟悉导演，陈可辛和程小东之间终于有了个“翻译”。

　　《投名状》上映后，票房突破两亿元，排名2007年全国电影票房第三位，更将香港金像奖和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影片双双收入囊中，李连杰也凭借片中略带反派性质的突破表演加冕金像奖影帝。这部电影后，陈可辛的老搭档许月珍舒了口气，觉得终于度过了合拍片的适应期。但令二人都没想到的是，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2011年的《武侠》上映后却票房惨淡，口碑也摇摇欲坠。那是陈可辛北上的第七年。《武侠》票房比预期少了四五成，而陈可辛自己也是影片的投资方之一，遭遇重大损失。当时正逢酷暑，外面骄阳似火，他的内心却如坠冰窟。之后母亲去世，打击接踵而来，那是陈可辛人生中最为沉重黑暗的日子。

　　“《武侠》的负面评论让我那段时间一直在怀疑自己，怀疑的不只是能力，甚至是素质。”他虚心地看了很多批评言论，不停地反思，最后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在不喜欢《武侠》的观众面前，我就是败了。”

　　回归初心

　　做擅长的现实题材，现在拍片状态最好

　　“要是《武侠》票房好一点，没败得那么彻底，也许我还是会继续走那条路。”陈可辛承认，因为发现当时的大片之路走不下去，他才决定回归自己原本擅长的现实题材。

　　《中国合伙人》这部讲述上世纪80年代三个好友创业的电影，便是其电影生涯的又一次大转折。如今，他微笑道：“很重要的事情要回头来看，每一个错的地方日后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然而，一个对内地生活并不熟悉的香港导演，要拍现实题材，谈何容易?

　　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提供了《中国合伙人》的原始剧本，但那更像是一部自传，离剧本还差一段距离。陈可辛找来合作多年的香港编剧林爱华写了一稿，然而剧本还是“不太内地”。陈可辛希望影片能呈现出内地三十年的时代变迁，这就必须找到一位合格的内地编剧。直到遇上青年编剧张冀，陈可辛才觉得，这部戏能成。他还找来一位内地执行导演把关，随时提醒他哪个场景拍得不对。

　　《中国合伙人》上映前，陈可辛还破天荒地做了观众测试。当时，这一好莱坞流行的电影口碑调查方法在内地市场还相当罕见。

　　陈可辛的团队从豆瓣等网站随机找来一批年轻观众，他们多是80后，几乎没有电影专业背景。看完影片后，为防止互相影响，不让观众交流，马上填问卷。喜欢哪个段落，不喜欢哪个段落，提问非常细致。测试结果出来，好评率百分之九十左右。

　　2013年5月，《中国合伙人》正式公映，5.5亿元的高票房，观众夸赞影片接地气、还原时代氛围、激励人心。这部戏的成功让陈可辛看到了现实主义题材的力量。找对方向后，他又于2014年推出《亲爱的》。这部根据“打拐”新闻改编的亲情伦理片，在描摹内地社会现实的力度上，比《中国合伙人》更深入，取得了口碑和票房双丰收。

　　现在，陈可辛拍内地现实题材已然有了底气。“难道内地导演真的比我更了解农民吗?难道我拍《甜蜜蜜》的时候真的体验过新移民到香港的状况吗?拍电影需要的是观察力和对细节的敏感度，而我就是对细节很敏感的导演。”

　　不少人猜测：陈可辛能在电影里对内地社会有这么细致的刻画，他一定已经融入内地的生活。然而，事实刚好相反。陈可辛从来没在街上吃过烤串，也不喜欢吃麻辣火锅。至于内地的生活经验，更是局限在酒店、工作室，苍白得可怜。能拍出接地气的作品，全靠他在工作中有意识地了解——他非常重视培养内地的编剧团队，每周都开例会与他们一起沟通，聊正在拍的项目，聊未来的计划，聊当下热门的社会新闻。网络也成为陈可辛了解内地年轻人的一大窗口。他在微博上叫自己“三姑丈”，会经常回复网友的问题。

　　但在生活上，陈可辛仍是一个地道的香港人，或者用他的话说，“更像一个南方人”。

　　“我在番禺拍戏时觉得那里的饭菜很好吃，但北方演员就不喜欢，满大街找烤串、麻辣火锅。”陈可辛有点无奈地表示，北京也有几家喜欢吃的餐厅，但他几乎没什么时间坐下来好好吃，也很少参加朋友饭局。北京对陈可辛来说更像是一个工作场所，几千公里以外的香港，才有他可以放松的理由——他坚持接送女儿上下学，周末还要陪伴家人。

　　有些人抱怨香港导演全都来内地拍戏，不管香港电影了。陈可辛直言，这一逻辑不对。他说，香港只有几百万人口，电影市场的衰落是自然规律，即便自己留在香港也不代表能拍戏。

　　“好莱坞近一半的明星和大导演都是澳洲来的，但澳洲没有电影市场。在澳洲，只要稍微红一点的电影人都会被吸到好莱坞，因为他们都讲英语。内地和香港都讲中文，我肯定会被内地吸引过去。”而香港作家马家辉则评价陈可辛：“他是愿意把束缚当作是自由的创作者。”

　　北上的这些年，陈可辛赶上了中国电影发展的黄金时代。他觉得现在有稳定的合作团队，能自己掌控电影项目，属于最好的拍片阶段。他感慨，虽然这些年在内地拍得很苦，但的确拓宽了自己的路。“真的不能想象，要是没有内地市场，我现在会是怎样?”

原标题：一个香港导演的适者生存哲学

　　    从“被迫”拍古装大片到回归现实题材，陈可辛北上多年找准自身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