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梵高》导演余海波、余天琦父女

　　近日，《中国梵高》纪录片电影获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外合拍长片。据悉，《中国梵高》纪录片从2011开始筹划至今，经历了6年的拍摄、剪辑，后期制作，终于完成。前期筹划更是早在2005年便开始了。

　　此前该纪录片已经获得2016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2017 DocPoint赫尔辛基国际纪录片电影节、2017希腊Thessaloniki国际电影节、2017第14届波兰华沙纪录片电影节、第48届瑞士真实纪录片电影节、2017年土耳其TRT纪录片奖、2017日本数字电影节、2017年SKIP CITY国际电影节等活动的入围邀请及奖项。

　　在提案阶段，《中国梵高》获2013年央视9频道“中国提案”提案大会的《最佳提案》，2013年广州纪录片大会《最佳提案》，2014 三月亚洲阳光纪录片节《最佳中国项目》，入选2014年六月英国谢菲尔德纪录片节MeetMarket 环节，2014年11月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圆桌提案。去年11月，《中国梵高》在IDFA世界首映，荷兰Trouw杂志给了4星，并且评价“非常感人(very touching ★★★★)”, 荷兰国家日报de Volkskrant 强调影片提供了“一次令人震惊且鼓舞人心的经历(an equally shocking as inspiring experience.)”。同时，《中国梵高》在荷兰上院线，并有欧洲其他国家有对此片做院线发行的意愿。

　　纪录片讲述了世界最大的油画复制工厂-深圳大芬油画村的农民画工，在多年复制西方经典油画之后，如何面对现实、对面自我和艺术追求的多重选择的故事。大芬油画村诞生于1989年，这里的画工们从农村进入城市与油画中的欧洲文化结缘，将个人命运与欧洲绘画相连接，拓展人生旅途的梦想。 梵高一生只卖一幅画，而以赵小勇、周永久为例的大芬画工们，在过去的20多年里，手工复制并卖出几十万副梵高作品，销售世界各地。然而，长期生活在世界名画中，梵高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为了维持生计，解决温饱，梵高的艺术和经历激励着他们去思考和追寻自己的理想。当大家仍把大芬看成一个复制工厂时，这些画工已慢慢的从复制中转型。《中国梵高》记录了大芬画工转型的路途中所遇到的困难、挣扎，绝望与希望，个人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碰撞。大芬画工的转型同时映射了21世纪中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转型中的复杂。

《中国梵高》剧照

　　早在2004年，作为纪实摄影师的余海波便开始用胶片相机关注大芬村作为一个群体的生态结构变化。这跟他这20多年来对深圳的记录是一脉相承的，他把这称之为“作为艺术家、媒体工作者，深圳第一代移民，自主性的社会参与”。与其它记录一直在追求客观性不太相同的是，余海波对深圳的记录绝非是纯客观的、冷静观察的记录。他的影像非常个人化，一种遇见。人物不再是被简单的记录，而是走进他的视线，冲进他的镜头。他是个流动的相机，本身带着深圳移民的流动身份。

　　余海波先生说：“《中国梵高》的最初拍摄，与我之前的摄影作品《大芬油画村》有一定关联，但是两种不同的思维通道。摄影作品《大芬油画村》表现的是大芬村画工与达芬奇、莫夸、梵高等时空错位重叠的内在生命感知，两者相隔数百年时空距离，却发生着同一个寻问，建起着一种特殊的关系。画工笔下复制的千万幅经典名作，虽然已经转移了经典艺术自身的审美价值与趣味性，却隐喻了其反权威的当代认知。拍摄《中国梵高》纪录片，以开放、巨变、快速的时代背景，描述赵小勇和家人，通过画梵高作品改变生存状况的故事，梵高一生只卖掉一幅作品，赵小勇却销售近10万幅梵高作品，用画梵高作品的收入买了新房，买了汽车，全家人过上小康生活。还有片子中的人物周永久、林锦涛等青年，都是在大芬通过画梵高成长起来的画工，又在追求原创艺术的道路，他们通过画梵高作品知道梵高、了解梵高、崇拜梵高。他们要穿越万里去欧洲看望梵高，也许他们通过梵高感受到了一个新的轮回。我们想通过纪录片的方式，讲述大芬画工在现实与幻觉之间的一次畅游。”

《中国梵高》剧照

　　余海波在大芬做摄影项目的这些年，余天琦在英国留学，先在威斯敏斯特大学电影学院学习影视制作，获一等学位，毕业作品《梦寻深圳》获探索频道新锐导演计划。后继续在剑桥大学攻读社会政治学硕士研究生，社会学的学习让她能够从更广阔的角度去思考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更加深入的认识社会、历史。这对她的纪录片创作有有很大帮助，能更好地把握社会题材，人物在社会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后来余天琦获斯敏斯特大学全额奖学金，开始攻读纪录片电影研究博士学位，研究中国纪录片，特别是第一人称叙述纪录片。她自己完成第一人称叙述实验影像《关于家的记忆》(2009)，并且从2008年开始记录自己在伦敦的大量录像日记。长时间的异国生活和学术影响，让她开始重新审视父亲在大芬村采集的素材。

　　许多有留学经验的朋友都会有这样多感触，出国前不会太把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挂在嘴上，而出国后便发现，一张亚洲人的脸，或一说中文别人就会把你看成所有中国人的代表，中国人的身份会格外的突出。也让我们会不经意的代表很多中国人。而回国后才会发现，那些我们试图代表的，比如年轻打工的移民，跟我们的生活那么不一样。在试图替他们说话，又很多东西并不了解。余天琦说:“这也是让我更加有愿望深入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变化，以及当下人的情感、渴望、社会认知。不断复制西方名画的大芬画工，他们也在绘制对西方社会的想像。西方名画成为了一种对西方社会想像的载体，与中国当下这种城市化进程、为生计拼命的农民画工的现实生活反差非常强烈。在英国留学的这些年，我也更加深入的接触英国社会-所谓‘西方人的生活’，更知道哪些是我们的想像，哪些是现实，而中国正在发生变化，所谓的城市化，怎么才算是实现现代化呢?在大芬，现在许多当年的画工自己做老板，搞原创，他们的自觉转型也映射了中国的转型。他们想去做原创。”

《中国梵高》剧照

　　作为《中国梵高》的制片人，余天琦表示，近年来，影响中国纪录片生产、发行和放映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变得愈发复杂和多样。电影制作人能够在国际组织、国内政府、私人或半私人化的组织机构中筹取资金，也有越来越多的放映平台提供播放、交流。这部片子是一个嫁接多个国际国内电影基金、中国官方、民间、高校基金，以及多家国际电视台的中国纪录片。从内容上，它是一部中国两代人携手创作完成的国际故事。她认为这也是中国未来纪录片发展的一个方向-不限于中国的具有全球视野、全球话题和人文关怀的故事，不限于“独立”，能打通“官方”、“独立”、“西方”思维的文化艺术生产。余天琦特别反思了所谓西方与中国在文学叙述上的不同。比如说，现代西方文学关注于所谓“英雄的路程”，单个主人公的个人发展与变化，而在中国古典文学里，比如像《红楼梦》、《水浒传》都是多人物，甚至上百人的人生故事互相穿插、交错在一起。而中国现代文学也是在20世纪初期，收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关注个人故事、个人生命经验。我们在想，是否有另一种可能，把主人公的故事与大芬油画村许许多多画工的生命经验紧紧的钩织在一起。这种可能如何通过影像，呈现出让中西方观众都能接受的叙事表达。

　　除了在叙事上的探索，纪录片制片人和导演的身份能够让作为学者的余天琦更近距离的观察国际纪录片产业动向，并且亲身参与到新的制作和合作方式之中。在中外学术界中，对中国纪录片研究的讨论越来越多，然而，目前学者对制作语境、国际联合制作的环境和方式的关注还是很少，大多还是关注电影文本。2016年初，在为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拟写的一篇学术文章<关键词：纪录片>中，余天琦提到：“中国纪录片与国际各种势力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如同中国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国际性有史以来便是中国纪录片的重要部分，尽管它时常被选择关注纪录片的民族(national)特性的学者所忽视。除了讨论独立纪录片作为抵制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下主流话语之外，我们应更深地探索中国纪录片在全球生产下的权利关系，比如说，日益激烈的全球资本、创意劳力的流动，和仍然相当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国际基金、电影节评鉴系统。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和电影市场的兴起，如IDFA，Hot Docs，Sunny side of the Doc，Sheffield Doc/Fest等，纪录片越来越被看成是一种靠创意和劳力一起实践的文创产业……在日益国际化的中国，探查纪录片新的美学形式、多样制作方式将是理解问题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