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林少华最近刚完成渡边纯一《失乐园》的翻译，马上也要接手新的翻译项目。而他为他赢得最广泛知名度的村上春树作品的翻译，却已经十年没有系统进行。除了翻译家、日本文学研究者之外，林少华也在不同媒体上发表各类文体的作品，内容涉及随感、翻译、读书心得等等。近日，他的最新文集《小孤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6月17日下午，林少华做客上海书城，参加全国新书发布厅第67期活动，与读者共同分享他二三十年来的翻译、治学和读书体会。澎湃新闻记者借此机会对林少华进行了专访。

　　【对话】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说自己是翻译村上春树作品的不二人选，为什么?

　　林少华：搞翻译的人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总以为自己最适合，自己翻译的天下第一。否则翻译这个事儿，无以为之。

　　说到我为什么尤其适合翻译村上。毕竟翻译家也好，作家也好，都有他的局限性。对我来说，和村上、夏目漱石这样的文笔、情绪、感受性、价值观上不谋而合。尤其和村上，他那种简洁明快 、富有幽默意味、绵长韵味的文体，碰巧适合我。茫茫人世，芸芸众生，一个作者和一个译者相遇，恰好合适，这种几率其实不多。我也别无他能，雕虫小技，正好这点雕虫小技发挥得不错。这对于我是一种幸运，对读者也是一种幸运，对文学事业也是一种幸运。这是我真实的感受，人家误解也好，那只能随人家去了。谦虚那个玩意儿也没啥意思，你们采访我，我尽谦虚，尽说假的，狂妄一点总比虚伪一点好吧。

　　澎湃新闻：你在书里说，文学翻译必须是文学——翻译文学，还有你写道，文学翻译就已经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怎么理解?

　　林少华：这是北师大比较文学的王向远教授说的，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不是一回事。你用日语读村上，读的是外国文学。如果用林少华的中文译本读村上，那读的是翻译文学。而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特殊的组成部分。你翻开一本中国文学史的书，总是有一章，翻译文学。说得半开玩笑一点，我就算把村上翻译出一朵花来，我也不可能进入日本文学史册。我只能在中国文学史上战战兢兢，找自己一小字号出现的名字。我去现代文学馆，看到傅雷、王道乾、查良铮的译稿保存在中国文学馆，不是以作家身份，而是以翻译家身份。即使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文学也属于中国文学。

　　也就是说，用中文读的村上，不是外国文学语境中的村上。要想通过翻译追求百分之百、原装进口的村上春树，客观上那是不可能的。翻译是一个无限性向原作逼近的过程，永远在路上。有人不大理解，想获得百分百的翻译，心情可以理解，作为译者也一直有这样的追求，这就是翻译的悖论和宿命，也是有趣有价值的地方。

《小孤独》

　　澎湃新闻：好的文学翻译是不是也在拓宽汉语的边界，扩充汉语的承受力?

　　林少华：五四以来，文白转变。尤其在汉文学语言，文体，翻译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小说家可以说车载斗量，但文体自成一体的，或者说文体家，屈指可数。1949年之前，鲁迅是公认的文体家。此外，就是沈从文、梁实秋、林语堂、钱锺书。这些人除了沈从文，都精通外语，有的甚至是外语专业的。

　　懂外语的人从事创作，就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身临其境。精通一门外语，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世界。你懂外语的话，风的气息，阳光的味道，泥土的味道，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样就会产生一种新的文体，新的语言风格出来。

　　尤其现在翻译和创作分开了，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像梁实秋这样集作家、学者和翻译家于一身的人物很少，几乎找不到。翻译文体既有别于外语，也有别于本国语言，介于异域和本土之间的杂交语言，我认为翻译处于生熟之间，太生了，翻译太向对方语言接近，吃饭难以下咽。太熟了，也不一定好吃。所以翻译总是在生熟之间，外国异质性和本土熟悉性之间保持一种恰到好处的张力，打个比喻，就是恰到好处的二米饭。

　　新的翻译文体为汉文学语言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新的审美倾向、取向由此产生。翻译的贡献，一般人就以为无非是拿来主义，完全是一种误解。

　　澎湃新闻：你刚到提到文体家，你没有提到张爱玲。

　　林少华：如果再加一位的话，木心也应该加进去。张爱玲红之前，我没有注意。注意到了之后，我也推崇。尤其现在读了木心之后，我甚至觉得，我曾经和这样一个人物很长时间生活在同一时空之下，真是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读了木心之后，自己什么都算不上了。课也不敢讲了，文章也不敢写了。像莫言说的，他是一座冰峰，尽可能不要和人家套近乎，拉开点距离，另外立个山头吧。

　　澎湃新闻：你在书里写到村上的比喻能力，他可以把看似没有任何关联的两个东西联系在一起，而且他非常擅长构造很虚的喻体。在你的日本文学阅读视野里，这样的比喻能力是不是独一无二的?

　　林少华：完全独一无二很难断定，但至少村上表现得很典型突出。总的来说，日本作家是比较老实的。比如他们就不大欣赏李白，比较喜欢白居易、杜甫。白居易比较老实，杜甫呢，中规中矩，讲究游戏规则。李白呢，是个天才，来无影去无踪，把日本人看晕了。李白写“燕山雪花大如席”，雪花怎么会大如席呢?日本席子就是榻榻米了，这太夸张了吧。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很正常，无非就是夸张比喻手法，日本人就觉得莫名其妙。“白发三千丈”，不好接受。“飞流直下三千尺”，他们也得琢磨琢磨。所以日本人接受不了李白，日本的人侧重于日常性感受，对具体的细小的东西从审美角度捕捉得更敏锐。

　　日本作家比较老实，中规中矩。村上就属于不中规中矩的，有点接近李白。你比如他形容宾馆，就会写“可怜的宾馆，可怜得就像被十二月打冷雨淋湿的三条腿的狗。”一般人就会想宾馆和三条腿的狗能有什么联系呢?他受西方影响。修辞有这种，日本本土缺乏这种资源。村上，平均线上的日本人。这也是他能在世界各地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像川端康成，一开头就是艺妓、和服、富士山、樱花、清酒，絮絮叨叨个没完没了。我翻译的时候也很烦，挺大个男人，老扯这些干什么?村上从来不提这些，樱花都不提，樱花在川端康成那就不得了了都。川端康成的文字黏黏糊糊的，不太适合我，太日本化了。可能我作为中国男人又太中国化了，一个太中国化的男人向一个太日本化的男人无限靠近，这得委曲求全啊，毕竟人家是原创，这就是很不爽的过程。翻译村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澎湃新闻：跟村上捆绑了二十多年，会厌烦吗?

　　林少华：这十年，我没有系统翻译他的新作。捆绑在一起，总的来说，没有什么委曲求全。我们两人太相似，有时甚至错觉，觉得不是自己直接倾诉。但就像傅雷说了，翻译家都是舌人，鹦鹉学舌久了，就想来个自鸣得意，自己也想叫上两声。翻译这玩意儿，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给别人做衣裳做久了，就想给自己也来一件。另外，翻译这玩意儿，翻译权受制于人，得别人拿到翻译版权，拿到之后别人还得找你。受制于人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爽的，能独立干嘛不独立呢?我自己能写，那我为什么不自己爽上一回呢?我一直就想写个《上海的森林》，就死活写不出来。我的小说构思能力不及村上万分之一，但我可以写写小品、杂文、散文。我的文体不次于村上，村上的文体万变不离其宗，基本就一种调调。我的东西，既可以风花雪月，也可以大江东去，既可以儿女情长，也可以拍案而起。我掌握了几种文体。十八般武艺，不说样样精通，两样三样还是有的。我的文体风格变化上，强于村上。那为什么不自己写写呢?为什么中国一大男人老跟着日本大男人后面跑，名字还得活活地小两三号，不是在下面，就是在后面。就写林少华三个字，利利索索的。

　　澎湃新闻：你刚才提到村上的文体万变不离其宗，是不是也说明他作品的丰富性不够?

　　林少华：村上试图做过几次文体变革。《斯普特尼克恋人》就是一次明显的尝试，但不成功，因为不成功，日本读者不大接受，我们读惯了你远离的风格，一下子变了，觉得别扭。如果成功了，别扭感也会随之消失。既没有脱离原来的文体，新的文体又没有形成。后来他也放弃了。这也是一个作家的局限性。我所谓的文体的多变，本质上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侧重面上不同，阴柔一些，或阳刚一些，男人一些，或女人一些，但底色基调肯定是原来的，但村上好像即使在这一点上区别也不是很大。局限性谁都有。比如我就写不出上海的森林，死活写不出，什么森林也写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