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白夜酒吧“醉诗”的柯雷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是一个高频出现的人物。据他自己说，从1986年第一次来中国(之前在荷兰莱顿大学读汉学专业)，至今三十年，这期间，他无数次往返于荷兰和中国之间，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诗歌相当切近的“旁观者”甚至“参与者”。

　　所以，他的著作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 Mayhem and Money (中文版书名为《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2008年在荷兰Brill出版社刚一出版，即在西方汉学界引起广泛反响，是意料中事。这本书，既凝聚着他严谨精湛的学术理路，也渗透着他许多身临其境的、多层次的情感体验和情绪表达;既是“向西方说中国”的清晰窗口，也是“西方人看中国”的上好范本。与柯雷相熟多年的洪子诚先生，几乎是在此书英文版出版的同时，即将其纳入他主编的“新诗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由柯雷自己选定译者——他的学生、当时在深圳大学任教的张晓红女士。那是2008年冬天。

　　之后是漫长的翻译期。

　　必须说，这是一本很难翻译的书。首先在工作量上，英文版原作正文有476页之厚;其次在此书的语言质地上。柯雷是荷兰人，其“显赫”身份是汉学家，然而，除了母语荷兰语、第一工作语言英语、第二工作语言汉语之外，他还精通德语、法语，熟悉古拉丁文、古希腊文，对希伯来语、日语、俄语有所涉猎，也对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现代希腊语略知一二。另外，因为其杰出的音乐天赋，他对各种语言中的“声音”和意义机巧格外敏感。这一切，都令他对语言或曰文字表达有着内在的、基于“比较”基础上的敏感、机警、幽默、精确、深邃，落实到这本书上，就是：他的文字充满了曲径通幽的狡猾，和狡兔三窟的晦涩(或者相反)。即使是优秀的译者，张晓红的苦，也可想而知。

　　不过，非常值得庆幸的是，柯雷对这本书的翻译有高度的“参与”精神(“highly involved”，他自己说)。不仅在翻译过程中与晓红一再通过邮件、电话切磋，还曾飞去深圳与她促膝校译，而且，在晓红把稿子交到出版社之后，他还专门飞来北京，用一个月的时间，躲在宾馆的小房间里，足不出户地逐字通读译稿，做了很多“朱批”。那是2014年12月。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因为这本书，作为编辑，我开始与柯雷有密集的交往。

在北大出版社，刚拿到新作的柯雷

　　虽然之前在各种学术场合与柯雷偶有相逢，但其实对他所知甚少。印象深刻的有三，一是他流利的汉语，二是他对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当代诗坛的熟悉，三是他学术表达上明晰的分寸感。柯雷的汉语有多好呢?如下一事可以为例：洪子诚先生有一次跟一位带地域口音的中国学者开玩笑说，你应该跟柯雷学学汉语才好。总结下来，我对他的了解，不过是“一个优秀学者”而已。

　　然而从编辑这本书稿开始，我就意识到，柯雷是我遇到的一个“新”作者，因为，他会审视、追问、确认每一处哪怕是小小的修改，这个做法，既源于他钻研汉语语言的一贯兴致，也源于对自己“作品”的爱惜。通常来说，做一本翻译书，编校之争往往发生在编辑和译者之间，而现在，却完全发生在编辑和作者之间;我要面对的，是柯雷的以英语为背景的汉语，而不是译者晓红的汉语。这是一种全新的编辑体验，说得美好高蹈一点儿，就是：这是一场精粹的语言历险。柯雷对语言表达之准确性的追求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执着，不仅在英语里，也在汉语里。为了给他原作中的英语表达找到准确的汉语对应，在校稿过程中，他经常质疑那些习焉不察的汉语常规，打破汉语表达边界去“捞取”词语。他一次次站在英语“原乡”来审视汉语这片“异地”，又自汉语的幽微回望英语的奥妙。柯雷对汉语的“域外”敏感如斜刺里飘来的剑锋一般，一次又一次，一句又一句，甚至一字又一字，让我从完全新颖甚至陌生的角度，去审视和体察汉语本身，汉语的含混或微妙，精到或笨拙，稳定或流变。同时，他的执着也激发了我的斗志，为了维护汉语的尊严，不放弃地一次次与他据理力争。他真是一个苛刻的人。寸词不让。语言是他的疆土，而他像国王一样鞠躬尽瘁。争吵必不可少。这本书，就这样逐渐精准流畅起来，直至最终有了这个满意的定稿。

　　从2014年至今，为了这本书，我与他邮件往来四百多封，还不算穿插其中的许多次见面讨论和电话商榷。作为一个其实并不直接的作者(对于编辑来说，译者才是这本书的直接作者)，在无数次审校之外，他还逐字通阅全稿三遍，每一次都用尽心力。殊为可敬。

　　依照常理，他在学术上这种百般较真的性格，会让编辑与作者之间那脆弱的友谊小船恼火地一翻再翻，或者干脆碎掉了事。然而却从来没有。细究起来，这与他性格的另一方面密切相关：除了学术上的执着、谨严，柯雷在日常交往中、在其他方面，实在是一个十分通达、有趣、热情、好玩的人。他所在的莱顿大学，位于荷兰一座历史悠久、风景优美的小镇，那里小巷悠长、河流曼妙，像“资本主义的老欧洲”，貌似生活节奏很是舒缓，但作为莱顿大学一位重要的“学术带头人”，他其实极为繁忙劳累，不仅日日精进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总要在各种管理事务间周旋不已。即使如此，他也时时不忘顺手纠正我写给他的邮件里那些或大或小的英文错误。这种火中取栗般的细心和真诚，让我常常感动莫名。

　　也许是因为常年浸淫于“跨语言”的思维状态，他有鲜明的“兼容并包”精神;这不仅让他在日常生活中收放自如，更让他在学术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别具一格。在《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这本书中，他不仅从“文本”和“诗人身份”这样的文学和社会学角度探讨诗歌，也关注诗歌的“声音”，以及它与音乐的奇妙勾联。更鲜明的是，支撑在所有这些学理性的探讨背后的，是他长期大量、务实的“田野调查”，和广泛的、巨细靡遗的材料收集。他无数次“混迹”于诗人之间、活动现场，心怀激情，用他的相机和笔，记录下那些“江湖”、那些活泼生动的气氛;也无数次奔波各地，搜罗各种行将湮没的诗刊诗集。在这样一个似乎做学问也要急匆匆赶时间、出成果的时代，柯雷的这种“田野调查”式的研究、这种广种薄收式的材料积累，无疑是“慢”的，但同时也是极经得起挑剔和推敲的。另一位汉学家陆敬思(Christopher Lupke)曾说，这本书“是一部杰作，凝聚着柯雷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心血”，很是恰切。奔波劳顿有时，觥筹交错亦有时，浸淫既久，他身上似乎积下了隐隐的中国人所谓的“江湖气”;也或者是他本来就具备这种气质，才促使他选择了这样的学术研究路径?无论如何，这一本书做下来，慢慢的我已习惯了他身上那种“学究气”和“江湖气”的浑然一体，习惯了看这两种似乎相互矛盾的气质在他身上彼此相爱相杀，欢乐不已，成就着一位优秀的学者。

　　最后，感谢洪子诚老师慧眼识书，感谢晓红老师呕心沥血的翻译，感谢柯雷老师猛追穷寇的专业精神，感谢你们一起，促成了这么一部好书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