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市场现象谈起

　　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编辑、出版人同时又是翻译者，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敏感问题是：文学译者的稿酬是否过低?这个问题很难简单作答。总体上看，与实用类笔译或者口译相比，文学笔译的稿酬水准平均线当然是比较低的。但是，必须看到，文学笔译的稿酬是出版社支付的，因而从根本上取决于成书以后创造的市场价值，离开对这个前提的认知，提高译者待遇就无从谈起。中国书价相较国际水平普遍偏低、外国文学阅读门槛较高等，都是造成这类图书市场价值偏低的原因。此外，至少据我所知，即使在国外，文学翻译也是少数人从事的行业，稿费标准相对于其他行业同样也偏低，很少见到能够完全靠文学翻译养家糊口的人。

　　但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文学翻译这一类别内部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其中最显著的差异存在于公版书(版权到期或者作者自动放弃版权的书)与版权书(需要购买版权的书)之间。通常情况下，公版书的利润率远远高于版权书，而操作难度却远远低于后者。首先，公版书不需要联系版权的人力成本，不需要支付作者版税，也不用承担拖期缴纳罚金甚至被迫解除合同的风险，利润空间有保证。其次，市场上扎堆出版的通常是销量有保证的世界名著，它们往往已经有大量现成译本，复译可以借鉴前人(甚至还存在“中译中”的抄袭现象)，难度大大降低，闹出“常凯申”(蒋介石)那样翻译笑话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译者承受的压力远不如首译本大，得到的美誉反而常常高于吃力不讨好的首译本。再次，公版书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印的可能性很大，不少复译本都有合同期满再续约或者转投他社的可能，甚至有不少大牌译者坚持与多家出版社签订非独家合同，使得译者在复译本上可能获得较大收益。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复译本的价值一定低于首译本，比方像《莎士比亚全集》《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那样难度高、周期长、收益小的复译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里说的复译本专指那些早已被重复翻译多次、除了商业价值外别无意义的复译，比如无数个版本的《小王子》。

　　鉴于上述原因，便不难理解出版社大肆搜罗公版书译本的行为，我们看到的高额译者稿酬或版税的案例，也大都发生在公版书领域。而版权书大部分都是知名度有待积累的现当代作品，这些作品的翻译难度高风险大，但出版社却没有更多的成本可以支付译者。于是乎就形成了一个怪圈：世界名著有几十个译本司空见惯，不少译者的累积收益也颇为可观，而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者(往往是中青年译者)通常只能拿千字不足百元的稿酬，还要承受沉重的压力。两者之间反差巨大。长此以往，必然会形成恶性循环，这笔账人人会算，译者也会用脚投票——本来就极为有限的译者资源纷纷涌入复译大潮，公版书重复出版的现象愈演愈烈，而现当代作品的翻译状况却进一步恶化。

　　文学翻译出版还有改善空间

　　复译与首译严重失衡的倾向，在短时间内很难扭转，因为市场价值在译者收益问题上的主导地位难以改变。但舆论环境是可以改善的，有三点我认为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其一，尽管当下翻译类奖项、政府及各种中外机构对于外国文学出版的资助并不算多，但仍然能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这些奖项和资助应该最大程度地向现当代作品的首译本倾斜，奠定一位译者声誉的最重要参数应该是他在首译本或者高难度复译上取得的成就。这也许可以成为弥补两者之间落差的调节手段。其二，高校教师、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等是文学翻译的主力军，如果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能将文学翻译尤其是现当代重要作品的翻译也计入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之中，势必能吸引更多人投身其中。以符合学术标准的方式翻译一部有分量的文学作品，其难度和意义绝对不逊于撰写一部有创见的学术专著，理应得到更多的学术肯定。其三，在这样的语境中，相关媒体和有识之士应该形成共识，把有限的宣传资源更多地用于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明星作家译的《飞鸟集》，在翻译的长远价值上，远不及那些默默无闻啃着硬骨头的年轻人，或者仍在致力于填补古典文学空白的老翻译家。这些硬骨头和空白包括品钦、奥登、罗斯、厄普代克，包括布罗茨基、乔伊斯、普鲁斯特，等等。他们都是文学版图上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有责任补上去。

　　市场的失衡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的文学翻译出版“请进来”的工作，在质量上还未达到理想状态，尤其在结构上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我们的普通读者甚至出版界一般从业人员对世界文坛的了解仍然是比较表象和片面的。比如说，读者对于西方名著，尤其是19世纪以后的经典著作的印象，往往还停留在当年苏俄制定的标准，我们印象中一流作品的书单，与世界文坛的主流仍然缺少足够的重合度;再比如，我们对于世界文坛的了解受语种局限很大，一些小语种的文学作品，无论在市场上还是在文学批评界的视野中，都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那些能真正代表外国文学水准、能给本土作家带来启迪的严肃文学作品，由于曲高和寡，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应该介绍但没有被译介到我国，等等。

　　促进“请进来”“走出去”同频共振

　　毫无疑问，“请进来”的专业化之路是一条挑战与机遇并存的道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译介作品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懂外语的人口也以几何级数增加。比之从前，现在的读者直接从国外接受的信息要快捷得多，因而翻译出版市场的动态变化也与世界潮流越来越接轨，对于国际文学奖项以及世界各大图书排行榜的反应，比以前迅速得多。信息沟通的“提速”，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又产生了某种聚合效应，使得我们现在的翻译出版市场，与国外的“时间差”在逐渐缩小。借鉴发达国家针对各个门类、各种读者的细分市场机制，我们在外国文学市场上专业化的运作渐渐有了优势，专业人士对于价值的判定与读者口味的吻合度也渐渐有了提高，各种外国文学分支类型的读者，无论是严肃文学的还是通俗文学的，在数量上都有提升，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口味比以前更理性，也更容易把握规律。说得简单点，当我们推出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时候，我们比以前更清楚地知道，读者在哪里，他们需要的是怎样的内容和包装，翻译出版的底气更足了。这种底气与我们自身的成熟有关，也与读者接受度的成长有关。

　　而专业化的“请进来”，将为更有效的“走出去”奠定基础。“请进来”与“走出去”其实是一个互相促进、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很多层面上，保证高水平(即质量比数量更重要)的“请进来”，正是促进“走出去”顺利进行的先决条件。长远地看，中国的作家、编辑和读者更多更快地接触到真正能代表国际水准的外国作品和作家，中国才有可能形成坚实的、受到世界主流文坛认可的文学土壤，才有可能诞生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好作家好作品，才有可能让更多的世界文学评论家研究中国文学和汉语言文化，这样的“走出去”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才有可能最终变为“请出去”。日本近代以来不断涌现世界级别的作家，就是与该国常年大量引进国外文学作品，实现各个层面的广泛交流，密切相关。

　　当然，这里的“请进来”并不仅仅等同于购买版权引进作品，还包括在此过程中，通过与外方出版机构、代理机构深度合作，研究、借鉴、发展文学代理人制度，实施多层次、个性化的专业资助计划等方式，实现从业人员对于国际通行的版权贸易模式的逐渐熟悉、接受和学习，也包括多种文化在交流中达成的碰撞、交融和默契。而文学，从特性上来说，正是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充分传达其精髓的高级艺术形式。

　　(黄昱宁，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译者、作家。译有《在切瑟尔海滩上》《追日》《甜牙》，著有《一个人的城堡》《假作真时》等。)